摄影大师擦出的灵感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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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08-09 15:32
编辑:刘东 文:林路
艾略特· 厄韦特(Elliott Erwitt,1928—2023)出生在巴黎。 1942 年起,在洛杉矶大学进修了两年摄影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948 年,厄韦特到了纽约,进入社会研究新学校转修电影课程,并且遇见了爱德华·斯泰肯、罗伯特·卡帕以及洛尔·斯特莱克,随后回到纽约开始了专业摄影家的生涯。1953 年,他在罗伯特·卡帕的介绍下加入玛格南图片社。1955 年以后,他为世界各地的著名杂志拍摄了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报道以及广告宣传作品。其中,因为他拍摄了政治家尼克松和赫鲁晓夫 1959 年在莫斯科国际工业展览会上的辩论照片,因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20世纪 60 年代后期,他还担任了三年的玛格南图片社主席职位。
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23—2016)生于里昂。14 岁时父亲给了他一台柯达相机,从此吕布就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吕布参加了法国地下反法西斯游击队,战后进入里昂中央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并于 1948 年毕业。1951 年,他决定放弃他稳定的工程师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摄影中。最初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1952 年加入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1959 年,吕布当选为玛格南欧洲分部的副主席,又于 1975 年、1976 年当选为玛格南欧洲分部主席。
厄韦特享年 95 岁,吕布享年 97 岁,几乎在同一个时代生活,为玛格南图片社创作并以高龄带来的成果享誉摄影界。厄韦特的知名,在于其辛辣的语言和对荒谬瞬间的发现目光,从而成为“非决定性瞬间”的大师级人物。吕布则以其全球的漫游和旅行出名。镜头中,从越南战争的硝烟到霍梅尼统治下伊朗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含,尤其是对中国变化的记录长达 50 多年。作为老朋友和玛格南图片社的长期合作者,十多年前,当时都已经 80 岁左右的两位老人,曾在伦敦的一家艺术中心相遇,那里正在准备厄韦特的一个摄影回顾展。《光圈》杂志抓住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了这两位大师级人物。那次见面的访谈非常成功,且有意外发现——两位大师惺惺相惜,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厄韦特早到了一会,看上去衣冠整齐,带着宽厚的笑容。他的头发灰白,眼镜框架很大,服装色调沉稳,上面有苏格兰狗的图纹(也许摄影家以拍摄狗而知名,有“狗的万神殿”之美名)。
当吕布乘坐欧洲之星列车到达之后,采访终于开始。两位摄影家的描述或是被中断,或是引起相互间的共鸣。厄韦特安静地坐在桌边,俏皮地谈及他的妻子、狗以及天气。吕布则总是一副躁动不安的样子,经常站起身四处走走。采访者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将整个过程串联在一起。
第一个话题是,如何接触摄影?
谈话从他们的童年开始,两个人都承认年轻时期的孤独。厄韦特表示:“大部分摄影家都是害羞的,摄影是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吕布也提及他曾经绝望地想逃离他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经给他一台柯达相机,后来又给他一台徕卡,结果他记住了哥哥的嘲讽:“你终于可以不必开口了,也许用你的眼睛就行。”吕布的眼睛真的了得,连卡蒂尔-布列松也说,吕布天生就是一个审查员,或者说得委婉一点,吕布的视觉远远强于他的口头表达。加入法国军队并且参加过抵抗组织,吕布回到了家乡里昂(被其称为“世界上最悲哀的城市”),成为一个工程师。由于厌恶工厂的生活,他请了一周的假去拍摄照片,结果再也没有回去。
厄韦特的生涯则完全不同,他说:“我出生在法国,原来不是这个姓名。感谢墨索里尼,让我成了美国人。我的双亲是在大革命后不得不离开俄罗斯的。我最初的十年在意大利度过,但是法西斯在 1938年驱逐了我们。”他的双亲最后离婚,他不得不带着心灵的创伤在 1941 年随父亲去了洛杉矶。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来源短缺,然而那时候他得到了一架古董级的玻璃底版相机,“至少让我的生活有了些目标……我搭建了一个暗房,印制电影明星的照片。”最终他有了一台罗莱相机。有意思的是,两位摄影家都是在 14 岁时得到了第一台照相机,也许不是巧合吧!
接下来谈到了在玛格南的经历。
厄韦特和吕布第一次见面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地点是在刚创建不久的玛格南图片社。当时的厄韦特已经在纽约新学校的社会调查部门学习电影,其作品被农场安全局的指导斯特莱克选中,同时被玛格南的创始人之一卡帕邀请加入 1953 年的合作项目,后来成为玛格南的正式成员。吕布则是在 1952 年到玛格南的,他和玛格南另一位创始人卡蒂尔-布列松有更多的共同点,不仅是在艺术上,而且在经历上更为接近——两人都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卡蒂尔-布列松也许觉得依赖摄影生存比较紧张,因此劝吕布不要放弃工程师的职业。但是吕布说:“我在那一领域很糟糕,没有人会喜欢做得很糟糕的行业。”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进入了摄影,这时,卡蒂尔-布列松对他的决定表示了欢迎。吕布回忆当时的玛格南:“卡帕是教主。卡蒂尔-布列松让我去见他,他告诉我可以在玛格南发展得不错,我却不明白出于什么原因。和卡帕不同,我不懂英语,有没有女朋友,因此显得有点不够自信。”厄韦特则以自己的理由赞美卡帕:“他是一个走运的赌徒,无论如何他都会赢,而且声名在外。”吕布注意到卡蒂尔-布列松曾经将卡帕称为“冒险者”(吕布曾经评价自己是半个新闻记者,半个冒险者)。但是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卡帕于 1954 年在印度支那触雷身亡之后,卡蒂尔-布列松声称“摄影结束了”。正如厄韦特总结说:“卡帕完成了自身的塑造,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打破了所有的清规戒律。真是一个楷模!”
后来两位摄影家都曾当过玛格南的主席。厄韦特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吕布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期。厄韦特说在他掌舵的那个时代,“玛格南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很容易掌控周围的一切……我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团结一致——我们都是主角!如今有了 52 位成员,还不包括合作者和提名者。”吕布同意这样的看法:“对付这样一个大的团体很困难。尽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却是非常好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庭在整体上还是完美的。厄韦特由此推断说:“有些事情不得不说,但是毕竟已经生存了 60 多年了。”
焦点话题出现了,这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
这次见面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相互之间评价一下对方的作品。记者让他们挑选一张最喜欢的对方的照片。吕布很快地浏览了画廊里悬挂的厄韦特准备展览的作品,就像一只俯冲的鸟儿一样,浏览了大幅照片中的细节,然后选择了拍摄于1969 年纽约沃斯大街的一幅巨幅照片。厄韦特幽默地回应说:“很高兴选择这一幅,可惜上面没有狗。”吕布的理由是画面中的细节非常感人。
厄韦特选择的画面是:一幅内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的背影,面对的是法庭的审判,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厄韦特认为即便我们不知道画面的内容,其构成也堪称典范。他指出:“吕布所有的照片,都有准确的光线和构成。”吕布由此解释了照片的故事:这是拍摄于 1965年的中国,“文革”即将开始之前,是一次离婚的听证。厄韦特笑着说:“任何人从他们的背影都可以看出,两人在一起是多么痛苦。我喜欢这幅作品,真的好极了。”
吕布拍摄了世界各地的大量的作品,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古巴,欧洲,以色列以及日本——但是中国是他拍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因此最为了解。然而吕布对当时的中国感到有一点遗憾,有点看似悲伤地说:“如今钱能买通一切。”厄韦特曾经也为世界一些知名的杂志拍摄,去过许多次拉丁美洲、欧洲以及俄罗斯。
最后,他们谈到了各自对摄影的理解。两人在年轻时都很文静和害羞,然而如今谈到摄影,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记者觉得自己好像处于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之间,中间没有翻译者。
厄韦特坚持认为摄影“是一种物质的形态”,吕布则感到“是一种过程的体验”。厄韦特认为摄影就是“等待,就像钓鱼”,吕布反驳说:“照片就是躁动不安,不是一种耐心。”吕布认为黑白照片等同于老照片。尽管厄韦特喜欢黑白,但是他还是认为必须看照片本身而定。
吕布稍微做出了让步:“我主要是考虑到照片的成本。”吕布说彩色照片让他更舒服的原因,就是只需交给实验室去冲洗就行了。而厄韦特则非常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如果将照片交给别人处理,自己就无法控制,这是会出问题的。其实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黑白暗房,对照片的制作都很苛刻。
两人对当时的摄影都感到很沮丧。厄韦特解释说:“世界上有大量的照片,但是好照片少得可怜。出版商现在要么做专业技术书,要么做色情画册。”吕布咕哝说:“很难找到一个空间。”当年曾经全力支持他们的玛格南,如今看上去也要分道扬镳了。厄韦特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玛格南只能在老人的家中阅读了。”吕布则更为极端:“今天,一谈到创造力,也许就是广告商。”由于厄韦特曾经长时间拍摄过广告,因此点头称是。这一次,他们总算达成一致了。记者最后让两位老人做出一个总结。
厄韦特说:“我并不相信摄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可以展现世界的变化。”吕布则以法国人的哲理作为总结:“选择或选择的自由只是一种存在的关注。但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这需要一生的投入。”
多么精彩的对话——他们对摄影的终极思考,也许可以让所有的摄影人受用一辈子。尽管今天,我们只能想象他们在天堂的聚会,是否还会继续和摄影有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