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与张佩芬：从“金童玉女”到“译坛双璧”

　　文/潘彩霞

　　北京潘家园附近的一栋旧楼里，90岁的张佩芬伏在书桌前，时光悠长，她落笔缓慢。李文俊去世后，她时常在笔下怀念他。墙上挂着“静轩”两个隶书大字，那是李文俊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拓片，一切都是他在世时的模样。

　　执手近70年，他们一同走过蔓草荒烟，一个成为研究福克纳的专家，一个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译介给中国读者。回忆的火苗在心间闪烁，张佩芬平静地说：“我始终没有觉得他已离去，他只是又去小菜场买菜了。”

　　一曲《清平调》，令他心旌摇曳

　　195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靠着大学时出版的两本译著，李文俊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离开繁华洋气的上海，感受着北京的文化底蕴，他踌躇满志。适逢作协决定恢复鲁迅先生创办的《译文》杂志，他幸运地成为创刊者之一。

　　在简陋的《译文》编辑部，李文俊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萧乾。那天，萧乾叼着烟斗，拍着他的肩膀“一见如故”。笑眯眯的萧乾是那样亲切，在他的带领下，李文俊拜访了冰心、杨宪益、钱钟书夫妇等诸多大家。无数个深夜，文学巨匠们与他“耳鬓厮磨”，细心琢磨着前辈们的译作，他逐渐跳出井底，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对于工作的热情还来自爱情的动力。一次单位组织晚会，同事张佩芬私下里为李文俊唱了一曲《清平调》，此后，那婉转动听的声音久久萦绕耳边，令他心旌摇曳。

　　张佩芬比李文俊小3岁，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她典雅秀逸又不失灵动率真，因为年龄最小，同事们都喊她“小鬼”。

　　远离家人，又同是上海人，朝夕相处中，她很自然地和李文俊走到一起，成为编辑部公认的“金童玉女”。热恋时，两人一同去夜校学俄语，星月下，她像玫瑰一样，盛放风情。

　　多年后，被问及是如何追到张佩芬的，李文俊说得云淡风轻：“没追，一上班就分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就她一个女的，不认识别人了。”

　　1955年底，小家庭诞生了。住在作协的“三无”（无厨房、无卫生间、无暖气）集体宿舍，两人心与心相约，每一个晨昏都是最美的画卷。

　　为人作嫁衣之余，李文俊技痒难耐，利用业余时间，他开始翻译西方小说。在翻译语言上，他向萧乾虚心请教，多年后他说，萧乾的话对他“影响至巨”。

　　心手相牵，共赴一个命运

　　谈笑皆鸿儒，又有红袖添香，李文俊精神焕发。遗憾的是，政治运动的到来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70年，他们一同下放河南干校，与钱钟书夫妇分到了一起，张佩芬还与杨绛成了舍友，“联床而卧”。

　　那年，杨绛已经60岁，张佩芬便主动帮她打水、扫地，收到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奶糖、巧克力时，她都会和杨绛一同分享。不过，杨绛通常是舍不得吃的，她总是偷偷藏起来留给钱钟书。每当钱钟书来看杨绛时，他们那带着狡黠的会心一笑，让张佩芬深受触动。

　　苦中作乐，李文俊将一本从旧书店淘来的《大卫·科波菲尔》袖珍本带进干校，偷偷借给钱钟书和杨绛解闷。再回到手里时，书中留下了两位先生“力透纸背”的笔迹。后来，这成为李文俊“炫耀的资本”，珍藏一生。

　　被两位先生的泰然与深情感染，李文俊和张佩芬默默地传递着无声的誓言，彼此信任，相互扶持。

　　1976年，工作终于回到正轨，外国文学荒芜多年，有很多著作需要引介。从英文资料中，李文俊惊喜地发现了德文小说家卡夫卡，凭着独到的眼光，他迫不及待地从英文转译了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翻译完成后，张佩芬又从德文方面为他作了校订。

　　可是，卡夫卡的作品充满孤独意识与荒诞颓废，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为了顺利发表，张佩芬和李文俊于是联合翻译家叶廷芳，3人合写了万余字的“批判性的介绍”，用“反面教材”作幌子，行引荐之事实。

　　1979年，《变形记》在《世界文学》发表。没想到，这部小说的冲击力之大出乎意料，读者们贪婪地反复咀嚼。读过《变形记》后，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余华瞬间开悟，成为小说家后，他这样回忆当年的阅读感受：“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作为译介卡夫卡的中国第一人，李文俊开始被读者熟知。

　　拓荒路上，携手写下华章

　　随着文学变革的暗潮悄然而至，李文俊开始译介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张佩芬则全身心进入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精神世界，而这两个领域，在国内都属空白。

　　拓荒路上，艰辛难免。福克纳的作品以晦涩浩繁著称，小说中时间错位、空间重叠，不仅超长的“要人命的句子”随处可见，方言、隐喻、典故更令译者生畏。钱钟书勉励李文俊：“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李文俊没有退缩，张佩芬已经开始翻译黑塞的著名中篇《悉达多》，他又岂能落后？在蜗居里，夫妻俩你追我赶，或沉思、或奋笔，平淡的日子既欢愉又浪漫。

　　写作累了，他们就一起听古典音乐。音乐是黑塞小说的灵魂，而李文俊自幼受过音乐的熏陶，他的见解常常能启发张佩芬，令她的翻译语言明白晓畅，优雅又有韵律。

　　在美丽的平静中，他们摘得硕果。1984年，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横空出世，在“文化热”的大背景下，短短时间内，8万多册销售一空。几乎与此同时，张佩芬也翻译完成了《黑塞小说散文选》，将作家遗留在作品中的珍贵财富奉献给中国读者。

　　此后多年，他们齐头并进，继福克纳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之后，《福克纳随笔》等相继诞生。而张佩芬也笔耕不辍，古稀之年仍然在撰写《黑塞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中国翻译史上，他们写下了辉煌一章，译坛双璧令人欣羡又敬佩。

　　几十年守望，他们见证了彼此的精彩人生，而对于名利，他们秉持同样的淡然。张佩芬没有评上职称，连老领导冯至先生都为她鸣不平，而她自己却从来不与人争；李文俊也同样，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此前翻译的《逃离》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出版社连夜加印，他却没有跟着发达，“我这个人书呆子气重，对于签合同什么的，我并不懂得。”

　　像大海熟悉波涛一样，他们早已活成了对方的样子。

　　晚年时，除了每天“写点小东西”，李文俊的最高享受就是从张佩芬手中接过钱，到离家不远的潘家园去淘书、去捡漏。家中的架子上摆满了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多达数百件。明知大部分都是赝品，但张佩芬依然乐呵呵地支持他，在李文俊“斥巨资”淘来的一张大书桌上，她看书、叠衣服，和他共享那“永恒的愉悦”。

　　时光如此安然，直到90岁，李文俊依然骑着自行车上街，回来时，菜篮子里盛放着张佩芬爱吃的面包、水果。尽管她厨艺并不精湛，但他始终不忘夸赞她“大显身手”。

　　他们从未想过分开，然而，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了。2023年1月27日，李文俊在睡梦中悄然离世。不顾高龄，她坚持要跟着去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失去了携手一生的爱人，她悲不自胜，在家人面前，她故作坚强：“你悲伤没用，颓废没用，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活得好好的。”可是迷糊时，她又茫然地问儿媳：“爸爸去哪儿了？找不到爸爸怎么办？”

　　他走了，他的气息又无处不在，鲜花就插在他淘来的瓷瓶里，他的译著都摆放在遗像前，那些深深浅浅的时光从未走远。“我死去时，整个世界也就死亡，于是我穿越宇宙，取来了一个新的太阳。”黑塞的话语响在耳边，张佩芬渐渐释然。

　　坐在书桌前，张佩芬铺开稿纸，她想写下他们携手奋进的一生。在回忆里，他们再次融为一体，浑然无间……抬头看时，午后的阳光正照在李文俊的遗像上，他眼神纯净，笑容温和，一如当年那个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