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五大挑战

　　五大挑战须警惕

　　当前，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五大挑战。程国强认为，第一个挑战是农产品出口的供给集中度在持续提高，即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例如，小麦在5个国家的出口占据全球近八成，玉米在5个国家的出口接近九成，包括大豆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有关研究表明，这种集中度的趋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转变。这对于‘缺粮国’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这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隐忧和供应链的隐患。”程国强直言。

　　第二个挑战是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日益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主要是发达国家所分享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占比例较低。

　　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几乎都表明，高收入国家基本上是整个经济全球化、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这带来的信号就是，当下的贸易自由化治理结构是存在不平等性的，更有利于发达国家，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这也是WTO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高度关注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多为农业国，且工业化程度较低，但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却是发达国家。这样一种不平衡，对于全球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存在一定制约的。”程国强称。

　　第三个挑战是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成因更加复杂，波动更加频繁。21世纪以来，全球农产品历经3次大的价格波动（2008年、2012年、2022—2023年），每次的波动幅度都超过50%。同时，每一次波动背后的因素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一般来说，影响国际农业价格的需求有很多，如供需变化、气候变化、竞争性作物等，如今还包括科技、生物能源、食物升级以及突发事件等等。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引发大的粮食危机，每次危机大概都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9—10亿人口的生计安全。

　　当前的非传统因素，一是农产品金融化，即农产品越来越成为一个期货市场炒作的标的物。程国强分析：“作为金融炒作的对象，其后果就是粮食价格会和美元挂钩，美元的任何波动都会传导至粮食市场。”

　　二是农产品贸易集团化。其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农产品贸易集中在少数跨国企业手中。

　　三是农产品能源化。程国强举例道：“如大量玉米被用作生物燃料，从食物链进入非食物链。这种转变对于人类的食物链是个巨大的挑战，它会使粮价同油价挂钩，使得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会传导至粮食市场。”

　　另外，还有粮食武器化，近年的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等。

　　第四个挑战是国际农业经贸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日益显著，农业贸易治理改革多变受阻。“旧的规则存在漏洞，新的规则还没有形成”。

　　第五个挑战是全球粮食安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例如，联合国在2015年发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到减贫和零饥饿，而这个零饥饿的目标很可能在2030年前是实现不了的。”程国强表示。

　　农业治理改革，需“多维多边”

　　“在充分考虑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当前应以全球粮食安全为导向，来推动农业经贸治理的改革。”程国强具体指出，这个改革需要三个转变：一是从过去长期强调贸易自由化向推动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保障并重转变；二是从过去只关注贸易的利益向关注发展利益转变；三是从过去强调技术上的合规向实质性的因素转变，并构建一个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新规则。

　　“加强全球农业治理的合作，需要的是‘多维多边’。”程国强强调。

　　自1995年1月1日WTO生效以来，全球农产品贸易被纳入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下进行治理。WTO的成立开启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30年来，全球农产品贸易出口增加3.9倍，进口增加2.8倍。特别是在出口国的结构调整上，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巴西为例，在WTO成立之初，巴西在全球的份额非常低，只占2.4%，而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同时，中国也是农产品出口增长迅猛的国家之一，现在已跻身全球TOP5。而且，中国还是目前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市场，进口总规模占全球的比例高达11.3%。

　　“从当前直至今后10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都将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农产品进口市场，这一趋势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农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极大推动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程国强表示。

　　对于中国的农业治理机制，程国强认为，需关注四个方面。首先，警惕全球粮食金融化，防止过度投机炒作。其次，针对粮食能源化，要一定程度地限制。制定并改进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机制，防止全球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同时，对于农业贸易的全球垄断行为，需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此外，积极参与各大机构，除WTO，还有IMF、FAO、世界银行等，在其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积极参与各项自贸协定，除了已签订的，还有未加入的，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参与制定全球粮食的共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