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数字生态的跨文化数字身份建构与桥接机制再定位

　　何天平 胡海雨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态性变革重塑着跨文化传播的结构和秩序，作为关键机制的“桥接”理论也由此呈现新的内涵。本文认为，在全球性的数字变革中，“桥接”这一概念应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来，被视为一种塑造跨文化传播的总体性机制。作为底层逻辑的数字技术，通过参与式的内容文本和跨国界的平台连接，为个体数字身份的建构实践奠定了技术基础。构建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和打造以情相连的身份叙事，是个体在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确证自我价值体系和社群归属的两种典型路径。

　　【关键词】数字技术 数字身份 跨文化传播 桥接机制 平台

　　一、处于数字变革中的桥接理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目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应着力于“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①实现精准有效、双向互动的跨文化传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跨文化传播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学科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在文化等级理论的包装下体现出欧美中心主义的色彩。②将对文化的识别、区分作为文化交流的前提，反而可能加深跨文化传播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另一方面，中国主流媒体在当前的国际舆论传播格局中长期处于“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没人听”的弱势地位③，仅仅依靠由国家机构主导的、体制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也难以适应当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全球传播生态。

　　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包含符号系统、文本构成、传播媒介、接收方式等多项要素。④数字技术重新塑造了全球关系格局和交往方式，并从中生发出许多新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桥接”这一概念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实现平等、真诚、包容交流的可能性，为当下处于数字变革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供建构的理论空间。在传播主体层面，桥接充分关注个体、社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行动。这与当前数字生态中每一个用户都能够成为传播的重要网络节点的特征相一致，对于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在传播过程层面，桥接日益凸显出其作为一种接合（articulate）话语的理论可能性，指在不同跨文化交际情境下，主体以不同的语言和非语言策略能够实现动态协调的一种文化状态或机制。⑤数字技术发展不断为跨文化传播带来更为多元的实践路径，桥接理论也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其内涵，不断拓展其理论边界，进而更全面地阐释面向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如何助力于国际传播实践的提质增效。

　　因而，对桥接的理解不应该停留于具体的传播场景或特定群体中，而有必要将其抽象为一种通过整合媒介技术、传播主体、文化环境等因素以增强跨文化传播有效性和精准性的总体性机制。

　　二、数字技术：桥接机制的运作基础

　　跨文化传播从始至终面对的都是具有明显差异的个体，而跨文化信息的流动，通常需要依赖于具体的、网络化的传播节点的转述，才可能实现其精准、有效的传播。

　　（一）参与式的内容生产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内容生产模式，提高了个体作为跨文化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使跨文化内容实践从一种以国家或机构主导的内容生产转向多主体参与的内容共创。技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创作适应跨文化语境的传播作品，不再是少数人或机构的专属。依托基础的录制、剪辑、截屏等技术功能和AI、VR、AR等技术配置，以及其他多样化的创作工具，个体不仅能够通过对各类文化产品开展“二次创作”，在社交平台中发挥其作为传播节点的转述作用，还能成为直接的传播载体，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生产出高质量的作品，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跨文化传播中官方话语被视作意识形态宣传从而引起异文化背景受众排斥的不足。例如，许多在海外走红的中国博主，如李子柒、滇西小哥等，其在社交平台中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符号构建传达了一种平等的身份表达，更能使人产生亲密感和亲切感。⑥

　　虽然将个体作为连接、沟通不同文化节点的状况，在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数字技术为个体参与跨文化桥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的可见，即在当前的数字生态中，个体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是相较于国家、机构而言同样重要的跨文化传播主体；另一方面，个体的参与亦意味着伴随技术的普及与进步，更多优秀的跨文化传播作品被生产出来，与官方话语主导下的文化生产共同构成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多主体、参与式的内容生产，指向着通过个体的转述和桥接，促使在地化的主流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宏观议题能够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具体化为个体的生活、情感等经验之物，便于异文化背景的个体开展认知、产生共鸣，这也是提升跨文化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

　　（二）跨国界的平台连接

　　数字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全方位地渗入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连接在平台中构建起了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网络，跨文化传播正鲜明地表现出平台化转向的趋势。⑦因而，跨文化信息的流动和国家话语权的彰显，也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代理”逐步转向全球平台传播时代的“智能代理”。⑧在技术层面，平台聚合了不同主体生产出的内容文本，提供了即时、有效的互动机制，语言兼容、翻译等基础技术功能促进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高速流动和无障碍接受；在交往层面，个体或群体在数字平台中更容易突破线下交往中源自职业、阶层、身份等因素的区隔，突破地理空间对跨文化桥接的可能设限，进而构建出交往的整体文化空间。

　　平台的崛起虽然在政治疆域、文化身份、跨国行动等领域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种新的交往空间，平台成功地将多主体、多渠道、多维度的对话相糅合，突破了主流媒体机构单一话语的限制，使得不同组织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具备了推动跨文化传播的潜能。更为本质的变革是，在平台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已经成为国际传播或世界交往中的基本单位。⑨以人为中心的交往模式，明确了平台中每一个用户作为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的主体，与官方机构、媒体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观点指出，平台的再生能力和调适机能，更加适配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⑩例如，TikTok虽然面临美国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施压，需要从字节跳动中剥离，但是，即使面临地缘政治的争议，以及存在平台商业模式与“准公共准则”冲突等问题，TikTok平台还是在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中享有较高的美誉度。11平台所依赖的算法结构、用户深度参与的内容生产模式，依旧能够使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信息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政治、商业冲突，抵达不同地区、国家的其他用户。相较于舆论战中相互攻击的媒体或机构，数字平台中的个体用户对于维持跨文化传播结构稳定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双重路径：桥接机制中个体数字身份的建构实践

　　作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议题，身份往往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基点，并深刻影响其传播的效果。一般而言，经历了跨地区、跨国物理空间流动的个体或群体，通常会具有面向一种复合性身份认同的心理过程。在大量人际交往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有研究将留学生、移民群体等具有两个或多个文化背景的“双重文化人”视为最重要的跨文化传播要素，认为他们的存在表明了个体能够同时内化超过一种的文化，而不必在不同文化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12还有研究用“桥接社群”指代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有能力和意愿内化超过一种文化，拥有特有文化身份认同的人。这部分人虽然尚未被系统性地纳入由国家或机构所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但却在异文化社会中具备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充分潜力。13数字生态的变革催生了更为混杂的数字跨文化交往空间，无论是“双重文化人”还是“桥接社群”，当他们从处于现实中的个体转变为数字平台中的用户，成为数字空间中跨文化桥接的重要节点，其与之相关的身份建构实践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进一步而言，技术的介入使得这些个体能够超越现实空间格局和交通流动条件的限制，在新的媒介环境秩序中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社群归属，形成多重数字身份。14

　　数字身份的面向在跨文化桥接中被不断延展。跨文化桥接机制中强调的作为传播节点和沟通桥梁的“人”，从特指留学生、移民、侨民等群体，转向更普遍的、打破地理和时间界限的广泛个体用户。具体而言，在传统的跨文化交往中，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知往往受限于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在物理层面跨区域的流动中，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并进一步达成文化内化，以“双重/多重身份”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15然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平台的壮大，使得能够接入全球互联网的每一个用户，都有机会突破时空设限，接触到来自全球的文化和信息。在平台化的世界交往中，不同个体都时刻扮演着居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第三文化人”角色。16因而，他们也都有可能在既有的文化认同上，对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产生相应的感知，并将其内化于实践中。总而言之，数字身份体现了技术之于个体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在跨国界的数字平台中，不同的用户个体都可能通过流动的多重身份在跨文化交往中发挥桥接作用。

　　然而，这种普遍存在于跨文化桥接中的数字身份建构实践也引发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个体看似在数字平台中轻松获得了能够融合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数字身份及新的文化社群实践，但实际上却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隐藏和掩盖了某些身份维度作为代价的。由数字技术变革系统性改造的全球数字空间，可以遮蔽网络用户原本的传统身份认同，如社会阶层、国家区域，并试图将网络用户归一为中立、相同的数字身份认同。17这种“隐匿”可能导致对某一文化的认知表现为去情景化的阐释，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文化误读/误解，阻碍着精准跨文化传播的达成；另一方面，相较于线下空间中留学生、移民等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的特定人群开展的持续、稳定的跨文化桥接，数字平台虽然为个体参与跨文化桥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但也意味着个体对于某一文化内容的关注、讨论、传播充满了即时和偶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算法的推荐和分类。由此形成的文化认知及多重身份认同同样是不稳定的，体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据此，本文认为，积极构建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打造以情相连的身份叙事，是数字生态下个体在跨文化桥接机制中自下而上地重新构建自身价值体系和社群归属、确认和再构自我数字身份的两种典型实践路径。

　　（一）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

　　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数字身份是个体在数字平台中获得身份认同、定位所属群体的关键路径之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作为融合了中美文化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在社交平台中充分打造了兼容多种文化特质的数字身份。在构建和使用这一数字身份进行跨文化交往时，谷爱凌并不是在传统身份认同所涉及的国家、民族、种族等文化维度中进行排序或选择。相反，正如她在采访中提及的，自己可以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18谷爱凌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各种内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融合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数字身份，展现了个体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景中，以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完成跨文化桥接，回应了华裔群体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挑战。面对跨文化传播中涉及的敏感问题，数字平台进一步放大了彰显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的作用，谷爱凌所引发的“跨国偶像效应”及其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9这一案例反映了在数字技术主导的跨文化桥接中，华裔青年为重新定位自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构建新的文化社群和文化价值观所作出的积极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以世界主义的视角建构数字身份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相较于现实空间中存在于具体物理场所（如语言学校、文化社区等）进行的跨文化桥接，数字空间中的交往与互动由于时空边界的模糊更容易引发“语境坍塌”的风险。许多拥有跨文化背景的社交平台用户，选择发布那些不触及深层文化价值观和敏感议题的文化符号进行文化交流，例如自然景观、特色食物等。这种以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表达作为规避风险的策略，印证了跨文化桥接中管理自我数字身份的复杂性。当然，数字平台之所以在桥接机制的运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也源于其为数字身份的构建和呈现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技术的介入使得跨文化传播走向了碎片化、圈层化，从公共空间转移到不同的文化圈层、虚拟社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进行身份认同确认的压力，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同样能够得到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交往前提的广泛数字社群的更进一步支持。

　　（二）以情相连的身份叙事

　　个体对“我是谁”的定义和认知，是跨文化交往中涉及身份认同、身份构建等实践的基本立足点。关于身份的叙事，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如何以讲故事的形式，帮助他人认知和识别自己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个体身份叙事自然受到了不同时期媒介技术及传播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大众传播时代，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采用的身份叙事整体上较为同质化、单一化。当国家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介处于跨文化交流的强势地位时，即使是兼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也通常因为传播途径和传播技术的限制，难以将融合个体经验的故事对外讲述。进而言之，由于个体叙事在极大程度上是国家叙事的延伸20，个体身份叙事存在被宏观层面的集体身份叙事遮蔽的可能性，进而加深跨文化交往中的刻板印象或文化偏见。

　　在面向当前深度数字化的发展阶段，数字生态的变革为个体在跨国平台中进行身份叙事提供了充分而多样的支持，“情感”作为个体身份叙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及作用也得以不断放大。就个体开展的身份实践而言，其生产出的内容在数字平台中多以多模态文本的形态存在，更能调动感官的刺激，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交往提供基本的共情资源。不论是在华外国人借助社交平台向粉丝群体展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与情感规则的理解，还是海外的桥接社群通过内化的中国文化认同与情感结构实现国际受众与中国文化的桥接，都展现了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可能。21将情感表达融入身份叙事，基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带入”唤起他人相似的情感体验，随之成为跨文化传播中增进理解、获得认同的有效途径。

　　四、面向数字生态的桥接机制反思与跨文化传播秩序建构

　　总体而言，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通过对技术的运用再构和确认了自身在平台网络中的数字身份，并围绕身份展开了一系列交往实践，在数字平台中实现促成其他个体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接。然而，以技术为基础的跨文化桥接机制并不总是表现出积极的效用。

　　就技术介入而言，这种愈发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并非对于所有文化及处于其中的个体都意味着一种平等的赋权。由于诸种意义上的数字鸿沟的存在，在当下全球格局中处于边缘或弱势位置的文化中的个体，也可能因为缺少基本的技术设施和素养，很难将跨文化桥接延伸至数字空间中。而数字平台中的跨文化传播也并没有真正超越国家、民族、阶层等限制性因素。数字平台中的“第三文化人”在政治博弈、舆论争斗等情况下，不但能够借助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强势输出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还能通过桥接某一目标群体快速搭建对某种文化的认知，成为网络中有组织的行动力量，存在着强化矛盾风险的可能状况。

　　就商业资本而言，尽管数字平台试图利用技术优势主导国际传播资源配置体系、通过世界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独立性和进步性，但其本质仍高度与利益驱动相关。22拥有庞大受众规模、优质创作内容的个体，对于平台来说通常具有一定的转化潜力。在跨文化交往中，数字平台致力于打造具有商业价值的跨国“个人IP”或“个人品牌”，数字身份的建构也会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资本逐利的目标被进一步掩盖在文化桥接创造的具体成效之下。

　　可以说，在面向数字生态的跨文化传播中，桥接机制不仅涉及个体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对数字身份的构建，还涉及对数字文化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数字文化指那些在数字技术兴起背景下、存在于互联网、计算机中的生活方式。23由数字技术创设的生态环境，生成了数字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多元性、混杂性特征，并推动文化传播实践走向新的秩序结构。围绕数字文化重塑的国际传播新生态中，既渗透了技术逻辑的效能和机器理性，也包含了市场逻辑追逐利益的天性，更内嵌了权力逻辑对文化生活的各种控制和博弈。24跨文化桥接机制正是对这一数字文化生态的诠释，个体在跨文化实践中构建的数字身份本质上是技术逻辑、平台商业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统一：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数字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多元路径，使个体能够超越传统的身份认同，在数字空间中寻找共鸣，确定新的文化交往规范；另一方面，数字身份不仅受到平台背后商业资本的影响，也被来自国家、民族、阶层等各个维度的权力的博弈与协商所左右。在“技术－身份－文化”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秩序下，作为连接技术和文化的重要一环，个体数字身份的建构议题无疑是值得持续加以关注的问题。在积极的面向上，数字身份为桥接社群、“第三文化人”提供了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机会，超越了现实空间的限制，连接更多拥有跨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而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在消极的面向上，数字身份以及据此为核心展开的跨文化桥接，都可能被用来遮蔽跨文化传播中原有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尽管相关问题还有待于跟进揭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既有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看，桥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路径，已经表现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充分想象空间。何以充分发挥个体在跨文化桥接机制中的作用，并由此出发探究以“技术－身份－文化”为核心重塑跨文化传播秩序的理论建构，这理应得到学界业界的进一步重视和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