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父

　　文/罗祖华

　　父亲罗大洪，已去世四周年了，我还是无法从悲痛中走岀来，脑海里时常闪现我和父亲在一起的生动画面。

　　在我记忆里，父亲常穿粗布衣，麻草鞋，不多言，不多语，朴实善良，和蔼可亲，一身正气。作为保康县第一任法警，只在法院开庭或公审公判大会时他才穿上白下蓝的警服，大盖帽、牛皮鞋，给人留下正直严肃的印象。在那个年代，父亲因工作忙，和我聚少离多，有时还把我寄在他同事（杨叔）家里，就下乡执行任务去了，深更半夜满身是泥地回来，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有时为找证据下天坑，攀悬崖，蹲守，是常事。那时的警察遇到什么样的案子就办什么样的案子，一个人要对付几个坏人，所以父亲还有一身过硬的擒拿功夫。文革时期造反派抢走了他的枪，他以特有的手段制服了造反派夺回了枪。砸乱公检法的年代，父亲离开了法院，调到寺坪区供销社。

　　人民警察转身成了一名营业员，从一名舞拳弄枪的警察变成了一个扛盐包，摸秤杆，拔算盘珠子的售货员。四十多岁的人转行，白天上班，晚上找懂专业的同行学习经商，从打算盘开始，完成身份转换的难度可想而知，当时他吃了多少苦不言而喻。他硬是在短时间内学会了珠算，加减乘除的应用、做报表、开发票手到擒来。

　　供销社领导看他忠诚踏实，安排他搞釆购。搞釆购是一项麻烦而又细致的工作，他从事釆购工作的几年里，没有岀现任何差错，得到了县社领导和区社领导多次好评，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被领导誉为信得过的好职工。

　　后来，区社领导让他管基建。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做到收支有据。一次，有个人想在父亲手里包点工程做，给我父亲拿了两把旱烟。我父亲按五块钱一斤，付了钱后才和那人谈工程项目。还有一次，有个同志让他多开发票从中牟利，被我父亲当场回绝了。附近村民见基建工地水泥多堆放在露天，偷着往外拉水泥卖，被父亲抓个正着。当场制止，并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为单位挽回了损失。他主管供销社基建期间，从不虚开冒领从中牟利，总是钉是钉卯是卯，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供销社改制的前几年，我拿了公家几块地板砖被父亲看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说别人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他说：“别人拿是别人的事，你就是不能拿”。父亲对工作管理严格，后来分管领导的私章干脆给我父亲保管，以便基建开支随时用钱，可见领导对他的信任程度。退休后供销社领导又返聘他回单位继续管基建。

　　还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无法释怀，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为尽孝心，向同事借了二十元钱给父亲买了一件黑呢子解放服上衣，价格五十元。可父亲不理不采，并且问我买衣服的钱从哪里来的？我当时月工资37.5元，买衣服的钱与我的工资有岀入，认为我贪了单位的钱，坚决不穿，直到去世也没沾过身。其实我把来龙去脉讲清了，他还是觉得有问题。他去世后，清理物品时其它物品都给他烧去了，唯独那件黑尼子上衣没烧给他，怕他在天堂还生我的气。

　　父亲一生是尽职尽责、艰苦朴素，坚持原则的一名中共党员。他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乱说，管住自己的手不乱花，用实际行动教育我，影响我。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

　　父亲帮我带大孩子后便回老家生活了，退休回乡时，父亲的党组织关系随身转回了村里，方便学习，汇报思想。他回乡后，利用工作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法律法规，为当地化解干群之间、邻里之间的矛盾，处理纠纷，为村干部排忧解难。村里修公路，架大电他都一马当先，七十多岁了，还干劲十足，精神饱满。他用行动感化乡亲，带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

　　父亲回乡二十年，连年被村党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过渡湾镇党委的高度评价。父亲去世后，村党支部一班人感到悲痛和惋惜，专门为他敬献了花圈！并对家属进行了慰问。这是父亲的崇高荣誉，更是村党组织对我父亲——一名无职党员一生的肯定！父亲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为我树立了人生标杆。在父亲去世的第四个清明节前，我跪倒在父亲坟前行三叩首礼，表示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站在父亲墓前，我发誓：踏着父亲的足迹，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团结乡邻，教育子孙后代，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