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的“N号房”，隐秘的数字暴力

　　文｜方圆记者 涂思敏

　　犯罪者几秒钟就能上传一个性侵害视频，可受害者却要花数月的时间才能删除。调查“N号房”事件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在韩国，一个女性要真正控诉自己遭遇的数码性剥削犯罪，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代价。”

　　近日，一起韩国女性在中国互联网求助的新闻刷爆网络。这位女性在帖子中讲述了最近发生在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以下简称“电报”）上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涉及利用Deepfake技术（一种基于AI的人体图像合成技术，以下简称“深度伪造”），制作并传播女性包括未成年女性的色情图片和视频。

　　这起案件被视为“N号房”事件的再现，许多韩国女性将其视为“国家层面的危机”。在这些深度伪造事件中，受害者人数众多、范围广，而犯罪手段的门槛却相当低。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只要你是女性，只要你曾经在公开的网络上发出过自己的照片或视频，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换脸色情图片或视频的受害者。

　　然而，这并不是韩国第一次陷入这种全国性的性剥削丑闻。今年8月29日，韩国某人气男团组合成员被指控涉嫌参与一起严重的性侵案件。在曾震惊韩国的“Burning sun”夜店事件中，以某位著名韩国男团成员为首的团体利用自己的人气吸引女性，并通过下药、协助性侵、拍摄隐私视频等手段满足投资人的变态性需求，以换取他们对娱乐帝国的投资。

　　当然在韩国，最臭名昭著的性暴力事件当属“N号房”事件。这起案件涉案人数之多，受害者范围之广，犯罪手段之残忍都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在2021年，所有的主要涉案人员都受到了法律制裁，可这并不代表“N号房”事件的终结。它仍旧变换着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面貌活跃在韩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

　　升级版“N号房”

　　“N号房”事件是指从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发生在韩国的一系列网络性剥削案件。加害者在电报上建立多个聊天室，将对女性进行性威胁得到的私密图片、视频等发布在聊天室中，甚至会在线下将性侵女性的动态进行实时直播。创建者以“1号房”“2号房”的方式命名这些房间，因此这类聊天室被统称为“N号房”。

　　2021年6月，“N号房”事件的主犯赵主彬被判处有期徒刑42年，文炯旭被判处有期徒刑34年。尽管“N号房”事件给当年的韩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对那些还没受到法律制裁的加害者来说，他们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在赵主彬被定罪的同年，两名同校大学生在网络上认识，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将身边女性的照片换脸合成新的色情照片和视频，并在电报上建立多个网络聊天室进行私密传播。他们还将合成的色情照片、视频直接发送给受害者，并对她们进行人格侮辱。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他们制作了1852张换脸照片和视频，受害女性多达61人。

　　这起案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是学生，两名主犯甚至会按照这些学生的学校、地区、年龄等细分聊天群。他们不仅用这种色情视频来和身边的熟人作乐，甚至会用这些合成的色情视频威胁受害者，以此获取钱财。

　　今年7月10日，升级版“N号房”事件举行了第二次庭审，主犯朴某承认自己传播虚假色情视频的指控，但否认惯犯和教唆犯罪的指控，姜某则对所有指控供认不讳，另有两名同谋也被起诉。

　　然而，这起事件仅仅是韩国利用AI进行性犯罪的冰山一角。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自8月中旬以来，韩国警方发现了大量以学校、医院、军队女性为主题的“深度伪造”聊天室。

　　据韩国女性民友会的报道，在一个拥有22.7万人的电报群组里，只要你付费后上传自己熟人的照片，在5秒钟后就能合成一张裸体照片。在公然传播这些裸体照片的同时，这些加害者甚至会提供受害者的详细信息，比如学校、专业、年龄等，便于其他男性定位到该受害者，并对其进行性侮辱。此外，这些电报群组里出现了很多“熟人房”，它们主要是以家人和熟人为目标，伪造裸体图像及视频进行传播。

　　对部分加害者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玩笑和闹剧。可对受害者来说，它却轻易夺走了女性的身份、名誉和尊严，并让她们陷入无尽的“自证难题”中。

　　令人担忧的是，“深度伪造”技术犯罪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报道，这种新型犯罪正在韩国初高中校园未成年人群体里像游戏一样盲目蔓延，甚至出现了“只有傻瓜才会被警察逮住”这样的言论。据韩国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的数据，在2024年的求救者中，大于三分之一的人为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儿童。

　　大规模性暴力为何频发

　　从“N号房”事件、“Burning sun”聊天房事件到深度伪造事件，韩国为何屡屡频发大规模的性暴力事件？为什么偷拍、性骚扰、性侵等对女性的侮辱与伤害在韩国社会是如此无孔不入呢？

　　或许从BBC拍摄的《Burning Sun：揭露韩流明星的聊天房秘密》的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答案。韩国的娱乐产业就像韩国社会的缩影，充斥着金钱、权力、女性与性。在这里，韩流明星们身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表面上他们活在一个受到粉丝拥趸与爱意的光鲜世界里，可他们在私下的生活里却把女性当成所属物品，可以随意下药、性侵和羞辱而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对他们来说，女性是可以被随意把玩和扔掉的物品，这种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的思想已经在韩国这个男权社会里扎下了根，所以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性犯罪。

　　除此之外，警方的庇护、不作为也是这片“性犯罪乐土”的肥料。在“Burning Sun”案件中，有受害者报过警，有酒吧老板掌握了证据准备起诉他们，然而无一例外的是，警方都帮小团体摆平了，“这些人是因为嫉妒才告你们的，不用担心，我会解决的”。

　　同时，韩国也屡次因对于性犯罪者的惩戒力度不够而受到质疑。在“Burning Sun”案件中，那个为他们提供庇护的警司被判所有指控均不成立，最终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惩罚。小团体的一位成员被判向投资者提供色情招待、挪用公款、性暴力和暴力教唆罪，上诉后仅被判18个月监禁。如今，该团伙使用的一款迷奸药现在仍未被禁用，他本人则前往海外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

　　此外，在网络上进行的性犯罪往往有着犯罪成本极低、犯罪线索难以追踪的特点，因而很难被认定为犯罪。在“N号房”事件中，尽管有受害者向首尔多个地区的警方报案，但由于电报的高度匿名性和阅后即焚的自动销毁程序，都使得警方难以追踪到嫌疑人，调查未果后只能草草结案。

　　而对于以AI犯罪为主的升级版“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来说，反抗这种隐秘的数字暴力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要报案，受害者需要搜集证据，反复观看那些以自己为主角的虚假色情制品。同时，向发布平台申请删除这些色情图片或视频，也需要受害者一遍遍搜索不同账号发布的性暴力内容。即便受害者搜集到证据向平台举报，往往也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处理。犯罪者几秒钟就能上传一个性侵害视频，可受害者却要花数月的时间才能删除。调查“N号房”事件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在韩国，一个女性要真正控诉自己遭遇的数码性剥削犯罪，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代价。”

　　据统计，在过去的15年间，韩国涉及非法拍摄的性犯罪增长了11倍。尽管为了遏制日益增长的性犯罪，在“N号房”事件后，韩国出台了《电报“N号房”事件防治法》，其中包括《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特例法修订案》《刑法修正案》《关于限制犯罪收益隐匿的规定及处罚的法律修订案》等内容。

　　2023年3月，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引入AI技术来监控数字性犯罪，在社交平台上实行24小时监控，自动找出与受害者相关的性犯罪视频，并进行删除。2024年8月27日，韩国宣布将开展为期7个月的打击犯罪专项行动，同时韩国国会也在讨论“深度伪造”性犯罪的预防对策，将推动立法，把散布虚假视频等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从5年提高到7年。除了对罪犯的实质性惩罚外，韩国最高检察机关还发布了“数字性犯罪案件处理标准”，正式定义了“性剥削视频”，并制定了针对性剥削视频拍摄者的起诉标准。

　　发声、揭露、抗争的勇敢女性

　　“N号房”“Burning Sun”“深度伪造”……尽管多年来一直默默隐藏在韩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令无数的受害女性痛苦至今，但它们就像黑箱一样，一直处于无人知晓的境地。直到几位勇敢的女性站了出来，她们向平静的湖面投下石子，这种现状才得以改变。

　　在每一起被掩埋的性暴力案件背后，都有一群勇敢的女性在发声、在揭露、在抗争。

　　比如，揭露了“N号房”事件的民间组织“追踪团火花”。它最初是由两名新闻系大学生“火”与“丹”组成的。作为“N号房”事件最初的揭露者和报警人，“追踪团火花”一直与警察合力调查，为根除性犯罪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9年7月，“火”与“丹”在进行关于非法拍摄的调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深埋在电报里的性剥削聊天室。聊天室里的内容让人不忍卒读，有浑身赤裸、被胁迫求饶着的未成年少女，有被打上“奴隶”字样的年轻女性被性侵的视频……受到震撼的“火”与“丹”决定潜伏进这些聊天室，通过秘密搜集证据，协助警方调查，亲手揭露这些隐藏在黑暗里的罪恶。

　　在调查之初，“火”与“丹”的报道无人在意，也没有在社会上激起水花。她们每天承受着巨大的调查压力，可她们没有放弃，随着两位主犯的落网，“N号房”事件终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她们也间接推动了“N号房”防治法的颁布。

　　法案通过没多久，“追踪团火花”接到了发生在大学的新型“N号房”的举报线索。“追踪团火花”的其中一名成员便将自己伪装成爱好色情制品的男性网民，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大学生，在群组里卧底了两年，并最终与主犯取得联系，进行多次线下“交易”，获得关键性证据，交由警方。警方顺利将其抓捕。

　　在追踪调查中，“火”与“丹”也遭受过很多不理解，甚至她们的父母也表示：“这件事很重要，但我不希望做这件事的人是你。”“火”与“丹”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将自己追踪调查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一本名为《N号房追踪记》的书。在书中，她们写道：“我们怀着一定要将加害者们送上法庭审判席的坚定信念，努力坚持着，咬牙挺过了极其艰辛的瞬间，进行了超过一年的潜伏取证。电报是战场，我们的手机相册里如实保存着那些战争的伤痕。”

　　当年，最先报道“Burning sun”团体罪行的朴记者是抱着“放弃自己职业生涯”的决心，去揭露那些偶像罪行的。其间，她确实遭到了来自粉丝和网友的攻击。大量骚扰电话和邮件向她涌来，她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到开盒，她被网暴。在遭到骚扰的那段时期，朴记者正好怀孕了，在浏览软件的聊天记录时，她每隔10分钟就会去厕所吐一次，吐完回来，继续调查。在这次事件后，她精神濒临崩溃，两次流产，至今也没有任何孩子。但她和她的继任者从不曾放弃，“因为如果我放弃了，就代表他们赢了”。

　　除了女记者和女活动家们，那些身在韩国偶像产业最前端的女明星们也会揭露这些性犯罪，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著名偶像具荷拉在“Burning Sun”案件中曾经主动提出帮助记者向涉案的男偶像套话，因此也得到了破解该案的重要线索。她告诉记者：“我也是色情影片的受害者，所以让我来帮助你吧。”具荷拉的男朋友崔钟范曾经拍下她的隐私视频，并威胁她“我会让你的演艺生涯彻底完蛋”。她没有向男友屈服，而是勇敢地报警并出庭做证，可她不仅没有等来判决，还在网络上遭受了无尽的非议。

　　正是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在2019年11月24日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具荷拉自杀后，迟到的判决书终于下达，崔钟范被判犯有袭击和恐吓罪，刑期一年，然而因证据不足，其偷拍罪名未能成立。就在具荷拉离开的几周前，她的好朋友崔雪莉——另一位因多次为韩国女性发声而遭受非议的偶像，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深度伪造”事件发酵的同时，一条“女工程师开源AI模型对抗深度伪造”的新闻上了热搜。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女工程师张欣怡表示，她们会将自己团队研发的对抗深度伪造的AI模型向全球开源，让所有有需要的人使用。2024年9月1日，她在公开平台发声称：“AI和技术都只是工具，工具本身并无对错，技术的立场来自使用者的动机。既然有人用技术手段造假，我们就用技术手段实现反造假。这个世界有黑暗，也有照亮黑暗的光。如果一个人的火把太小我们就把火把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任何巨大的改变，都是从小小的勇气开始的。正如“追踪者火花”所写：“我们（女性）不是总有一天会凋谢的花，而是燃烧的火花。我们要切断把女性视为漂亮的花朵，最终和性器官画上等号的纽带。我们不是花，而是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