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立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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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12-06 20:57
王 礼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并要求做好“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融是“压台之作”“点睛之笔”。准确领会“数字金融”大文章的题旨立意,不仅对做好“五篇大文章”有贯通作用,而且对科学把握金融发展方向和方位,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也有启发价值。
数字金融是“金融革命”演进的崭新篇章
所谓“工业革命”,或许称之为“产业革命”更为准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其背后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技术浪潮。第一次产业革命由蒸汽动力所推动;第二次产业革命由电力和内燃机等技术所牵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引擎是芯片和软件等信息技术,所以也称为“信息革命”。金融是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转化酶。三次产业革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并成就了英美两国在不同时期的“霸主”地位。其中金融的作用不可或缺。希克斯认为,英国成为世界强国显然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可以追溯至“工业革命”之前的“金融革命”,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 “金融革命”的说法虽不常见,但显然,每一次基础技术的更新换代、每一步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后面都有金融裂变的巨大能量提供支持。技术裂变与金融裂变如影随形、相辅相成;工业革命同金融革命相伴相生、不可分割,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演绎了近现代人类文明进步和大国崛起的历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英国银行业逐渐从传统的贸易金融转向工业金融,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部分。这一期间,伦敦的私人银行增长了近2倍,乡村银行增长了近1倍。当时一台改良式蒸汽机需要2000英镑,相当于100个英国男性的年收入。新兴的商业银行将英伦三岛农村地区的储蓄广泛吸收至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地区,提供的信贷资金满足了工业化的资本需要,让工厂大规模使用改良蒸汽机成为可能。
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以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雷曼兄弟、高盛等以证券为主营业务的投资银行相继出现,不仅为美国工业巨头提供了大量的融资支持,还参与了多项重大的工业并购和产业重组,对于美国工业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银行家摩根组织的辛迪加创立了全球最大的跨国钢铁集团,帮助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等,带动了美国产业整合和创新转型,以至于华尔街曾流行一句话,“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世界又被摩根重组了一回。”
第三次科技革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现代创业投资体系,陆续为英特尔、微软、苹果、谷歌等“诞生在车库里”的新兴科技公司提供了第一笔风险资金和创业辅导,铺就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基石,成为引领美国新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创业者眼里,“沙丘路”(Sand Hill Road)便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代名词。沙丘路位于硅谷北部一个高速路的出口处,它只有两三公里长,却有十几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了一半以上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迄今为止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风投(Sequoia Capital)。它投资成功的公司包括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雅虎、网景和YouTube 等,占整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市值的十分之一以上。
第三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当前,学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第四次产业革命——数字革命已然到来。数字经济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产物,也是我国离国际经济技术最近的经济部门,中国第一次跟上了产业革命脚步,且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与此同时,以数字支付为先导,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速度处于全球独一档的领先位置,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数字经济的领先态势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亟待数字金融的支撑,也必然催生数字金融这一创新金融形态的出现。数字金融是金融转型升级的必然逻辑和基本走向,是“金融革命”演进的崭新篇章和“中国叙事”。
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点睛之笔”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全面考察和科学把握西方金融发展成败得失后作出的经验判断,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华尔街模式过去被视为全球银行业的圭臬,近年来却因为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定位而弊病丛生、沉疴渐显。拉纳·福鲁哈尔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欧美学者的认同,她发现,美国金融市场上只有约15%的资金投资于实体经济,剩下的绝大部分在封闭的金融体系内空转,金融企业占所有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却只创造了4%的就业机会,最终造成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加剧了阶层固化和社会极化。英国金融服务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也发现,英国79%的银行贷款投向了房地产,真正对工商企业的贷款只占14%左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习西方金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问题,2016年至2021年这六年间,银行业新增贷款近四成流入房地产,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和基建等领域,形成了“资金堰塞湖”,实体经济、科创企业却是“久旱盼甘霖”,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很大,但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规模信仰、所有制信仰和行业信仰。这种金融资源分配“旱涝不均”的情况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五篇大文章”开题的现实背景。
“五篇大文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指向具体、“分进合击”,既体现了对金融的价值观引领,也明确了金融的功能性要求,其中数字金融的定位最为特殊——它在强调为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提供精准服务的同时,还通过数字思维和数字化赋能,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技术性支撑,是做好整个“五篇大文章”的“点睛之笔”。
以科技金融为例,为什么传统模式下金融资源会习惯性陷入空转、银行业务会越来越集中于房地产贷款呢?一方面是西方金融以资本为中心,过度逐利使然,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统的银行经营模式不能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不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特纳发现,新一代标志性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福特汽车、美国钢铁完全两样,过去那种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已经过时了,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员工只需要一张办公桌、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开工”。几个世纪以来,银行业一直沿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格兰银行的“资金流”评价体系,信用评估主要看的是“砖头”,即以固定资产抵押担保。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技企业往往没有可抵押资产,投资周期长、回报慢, 传统信贷模式很难满足其金融需求。随着以土地、资本要素增量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日渐乏力,技术、数据要素正成为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能,银行如果不能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就必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渐行渐远、脱实向虚。
以绿色金融为例,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异军突起,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规模总量成为全球独一档的存在,但这些金融资源的流向主要是大型光电项目、水电项目等,其发展方式更多是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经营,服务精度不够,覆盖面不广,渗透性不强, 推动绿色金融做深做透、均衡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工具,做好碳足迹管理,集成碳排放数据采集、碳核算及数据分析应用等组件,将企业主要经营活动能源消耗数据基于碳核算工具进行分析,并纳入授信审批决策参考范围和碳交易定价模型。此外,金融机构还需要数字化助力零碳或低碳营运。
以普惠金融为例,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过去银行业“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短短几年时间,中国银行业普惠金融走在了全球前列,在“普”的方面,2024年3月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33.41万亿元,普惠小微授信客户数超过6200万户,小微贷款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小微企业的信贷覆盖率也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小微企业融资难状况得到极大缓解。在“惠”的方面,2024年一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贷款利率降至4.42%,从纵向和横向比较,我国小微贷款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和全球低位,小微企业融资贵状况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数字普惠异军突起、渐成主流,约占90%的小微贷款通过线上操作、随借随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高频。
再以养老金融为例,乍一看数字时代的到来给养老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数字金融与养老金融似乎也有相悖的一面,然而,“千人千面”养老金融服务方案的设计和精准触达更需要数字金融的助力,通过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来提升养老金融的服务水平是非常重要的现实课题。
“五篇大文章”的命题方向,对应的是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对金融“活水”的精准引流和滴灌,数字技术的聚合演进,使我们能够重新定义金融和重修“金融水利工程”——依托大数据掌握各个“用水”节点的真实需求,借助云计算实现金融“水资源”跨区域灵活调用,通过人工智能准确调节“供水” 能力,相当于构建了一张智能“水网”,连通千万沟渠,让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到实体经济的田间阡陌。
数字金融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奠基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具备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个“1+6”为我们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但强大的经济基础并不直接对应着金融强国的“水到渠成”。美国的经济实力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超过英国,但真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金融强国,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反映出经济和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是不同步的。现在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2倍,超过西方国家总和,却仍然在博弈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金融竞争上的短板弱势是一个关键因素,需要全面激活、做强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强大的货币最为关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强国的建成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集大成标志,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基和肯綮所在。
货币是金融之根基,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监管密不可分。追溯历史,英镑、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先后确立,成为英美金融强国建设乃至世界霸权相继完成的坚实底座和重要标志。张晓晶分析指出,1816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1870年以后推广到欧美国家,逐步主导建立国际金本位体系, 迫使各国经济遵循“货币体系规则”,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政策实际上由英格兰银行制定管理。二战以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击败英国,美元成为新的货币霸主,美联储成为新的准全球央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构成了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美国的国家信用就成为全球信用,为美国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巨大利益。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反复开启印钞机,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屡创新高,货币赤字化产生的风险通过美元传递给全世界。依靠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还长期控制着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运用长臂管辖不断强化其金融霸权,金融战的烈度和影响程度不亚于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历史的经验表明,强大的主权货币是本国中央银行成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的前提,对提升金融监管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做不到人民币国际化,就无法彻底打破美国金融霸权和各种“围堵”,金融强国也就无从谈起。
展望未来,数字货币正在成为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黄奇帆研究发现,19世纪中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产量接近世界总产量的90%。英镑和美元分别通过锚定煤炭和石油先后成为霸权货币①。在数字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已经不仅仅是石油、煤炭,这些能源未来可以被可持续能源——太阳能、风能、电能所取代②。数字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大数据、计算能力、技术人员等一系列数字生产核心要素组成的数字化能力。可以说, 数字化能力是未来数字社会中最合适的货币锚定物。中国作为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国家,早在宋朝时期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时期更是最早以统一的纸币作为基本货币。2020年,中国又率先推出了数字人民币。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会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正逐步从原型阶段迈向实际应用。“不畏浮云遮望眼”,就好像电动汽车颠覆燃油车发展格局一样,央行数字货币或将成为守正创新、推动数字人民币成为国际通货的“突围”方向。也只有在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坚实的步伐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才有可能成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央银行,才能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更加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数字金融革命也可能带来金融机构竞争格局的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转移和创新型金融人才队伍的开发培养和重新集聚。对此,亚洲银行家创始人以理在新书《伟大的转型:金融个性化重塑全球银行业》开篇讲到电冰箱发明之前“冰贸易”盛行的故事:“可以被视为金融未来的隐喻。冰商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机构, 以巨大的成本和能耗在世界各地锯切、拼装和分配资本。它们雄伟的建筑盘踞在产业上空,就像古老的冰商一样,对正在发生的革命一无所知。”未来强大的金融机构必然属于数字变革大潮中的弄潮儿,而恰恰是在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方面,相较于美国等总体上仍处于支票账户向电子账户、移动支付的过渡阶段,中国的数字支付走在了全球前列,数字信贷大幅领先欧美国家。
与国内银行的锐意进取形成鲜明对比,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因循守旧不是囿于技术条件,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鉴于新的支付工具和数字货币一旦成了气候,可能对金融行业竞争格局造成颠覆性影响,国际金融寡头的消极应对自然不可避免,对此哈耶克早有预判,他分析这将进一步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的转移:“某一金融中心的各家银行的普遍抵制,确实会形成创造这样一种机制的致命障碍。但这也意味着,第一个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的另一金融中心所能得到的潜在收益是无可估量的”。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提出,香港具备探索最先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条件,创建基于稳定币、有限区块链、数字智能合约的与人民币挂钩的大湾区稳定币,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大金融机构和强大金融市场必然是强大金融人才队伍的集聚地和练兵场,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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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建设银行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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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东地区产油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通过与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使美元成为石油标价结算货币。美元也成为了大部分货币的名义锚。
② 值得一提的是,知名彭博社专栏作家戴维·菲克林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包括通威股份、隆基绿能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七子”已经可以比肩埃克森美孚、壳牌等“欧美石油七姊妹”在能源界的地位,这预示着能源格局正迎来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