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融通：计算国际传播的发展特征及未来进路

　　相德宝 陈巧芬

　　【内容提要】计算国际传播推动了国际传播在智能时代的范式创新。本文对近年来国内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特征进行全面梳理，指出数据驱动、实践助推、政策导向和跨界融通成为当下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四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进一步融合技术与传播、理论与实践推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路。

　　【关键词】计算国际传播 数据驱动 跨界融通

　　一、引言

　　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媒介环境和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基建”，数字痕迹成为知识生产的“新石油”，算法算力成为重构信息传播秩序的“新引擎”。以数据驱动的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应运而生，成为融合学科范式、打通业界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学术视野和技术支持。依托于自下而上（bottom-up）的归纳优势和非介入性特点，①计算方法使得人类对于大规模、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计算传播学作为计算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聚焦人类传播行为及其背后驱动机制的可计算性基础，②正在成为一个平台性的学科。③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也推动了国际传播在信息时代的范式革新，以跨国、跨平台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不仅为传播学的关键议题在数字环境下的演化提供了有力佐证和学理阐释，④同时，计算方法和计算思维还深度嵌入外宣媒体的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和效果评估中，为跨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交平台多模态内容分析，为国际传播公共事件中的风险预警带来解决方案。⑤

　　计算社会科学为新闻传播学带来范式转移的契机，计算传播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亟待建立；⑥与此同时，历经40余年探索的中国国际传播，在加速迭代的媒介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也正积极寻求从“效果”（effect）到“效能”（efficacy）的突破。⑦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全景式回顾和梳理，讨论计算国际传播国内研究的整体特征和未来发展进路。

　　二、计算国际传播的整体特征

　　（一）数据驱动：社会化媒体时代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大规模数据基础

　　从基础开放门户到即时社交网络再到内容聚合平台，具有快速变化特征的数字环境产生了即时、海量的数据，成为观察国际传播现象、规律和效果的重要窗口和研究资源。与此同时，数据科学等计算科学与人文社科的进一步融合、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研究的“可计算性”在获取样本和技术处理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可以说，数据驱动是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产生的基础条件，对于跨国社会化媒体平台数据的分析成为第一批深入探讨计算国际传播问题的研究。

　　社交媒体时代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大规模的数据基础。通过对推特、优兔、红迪（Reddit）等跨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挖掘，研究者能够深入分析国际传播现象和规律。有学者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中国文化内容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尤其是涉及国际政治话题的内容引发了广泛关注。⑧也有学者发现中国城市的国际关注度存在时间序列上的脉冲式波峰，知名媒体事件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是关键原因。⑨

　　对社交媒体数据本身而非单一传播内容的挖掘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亮点。有学者通过分析全球媒体账号的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通过策略性的社交媒体实践，逐步突破了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地理和文化接近性则是影响媒介机构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因素。⑩也有学者以社交媒体数据探究国际传播结构，进一步发现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连接加强，在新媒体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从边缘走向核心，中国媒体在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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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社交媒体数据还可以用于舆情监测技术的改进，如构建具有隐蔽倾向的情感概念词语料库，

　　12为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建立了可靠的研判依据。有学者认为，对大数据的高效挖掘和利用成为各国新国力竞争的关键，所伴随而生的数据鸿沟、数据霸权以及数据跨国安全威胁等也对国家间的平等性、民主性和合作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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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媒介环境变化，不仅重塑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与接收模式，还催生出了海量的甚至是大规模的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推动了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剖析，研究者能够揭示背后隐藏的信息传播规律及国际舆论动向，更好地理解国际传播的机制和效果。

　　（二）实践助推：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带来丰富的讨论维度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演化，文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此出现了地区性冲突、逆全球化思潮等现象。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紧张的背景下，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了更加多元的讨论维度，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国际传播的现实土壤中，从那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寻找研究的切入点与突破口。

　　首先，以华为、推特等跨国企业或社交平台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数量显著增长。有学者以华为公司及中国政府近年来围绕华为合法性危机而展开的传播实践为例，探讨了华为在企业层面从规制到认知的合法性危机及相应话语策略。

　　14有学者抓取2020美国大选期间推特上宗教右翼、经济民粹、政治文化民粹用户涉华推文，经文本分析、情感分析和话题聚类，发现政治文化民粹对中国关注度和负面看法最高，经济民粹次之且关注社会主义等人权经济议题，宗教右翼最低且涉华负面态度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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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对国际传播议题的关注范围正在从单一的中国文化扩展到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更广泛的全球性问题，讨论的焦点也从中国在全球中的角色转变为世界中的中国，即中国如何与全球体系互动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有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形象的全球塑造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媒体塑造的中国经济形象不断扩张且充满风险，这影响了他国对华直接投资，损坏了中国经济形象。

　　16还有学者聚焦南南合作背景下非洲主流媒体的涉华气候报道，发现总体报道态度积极且与中国形象构建相互呼应，同时呈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阶段性中国气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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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对计算宣传手段和策略的讨论。这涉及到信息战、舆论操控以及全球传播的新范式。有学者分析了俄乌冲突中算法认知战及其计算宣传机制，揭示其对俄乌战局舆论走向的影响，指出这场冲突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的启示：应关注相关机制与平台特点，提升应对能力。

　　18还有学者指出俄乌冲突呈现出了网络战与舆论战高度融合的“混合战”形态，中国应从俄乌冲突中吸取经验，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类似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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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态势，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也推动了该领域向着更加多元、深入的方向发展。

　　（三）政策导向：关键政策理念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奠定发展方向和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新时代对外宣传工作进行了系列部署，积极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成为核心指导思想。2016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被写入“十三五”规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信息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国际传播的关键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系列重要思想的提出，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从提高外宣实践的本领到厘清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愿景指明了发展方向，以政策为导向的计算国际传播研究逐渐兴起。

　　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政策在国际社会的舆情演化和传播效果，并以此为不同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建言献策。以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为例，有学者通过对推特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相关话题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发现主动与“一带一路”传播场域中的关键节点和子群进行优质互动有助于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

　　20采用LDA主题模型、层次聚类、情感计算等方法，对国内外社会化媒体上相关新闻文本和评论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期望与需求，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合作成果提供评价与经验借鉴，

　　21而“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的开放包容、负责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也是中国塑造国家品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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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和理念为导向的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兴起，为学界和业界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新趋势提供了有效的实证依据，也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应用视角。

　　（四）跨界融通：跨学科研究方法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指明研究路径和方法

　　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另一发展态势就是跨界融通，实现了计算科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这一创新性的研究范式，不仅标志着学术研究向跨学科、综合性的发展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更为研究者深入探索和理解国际传播领域的复杂现象提供了多元的理论支撑。

　　首先，不同专业的学者认识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在运用计算机技术做实证研究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瓶颈。例如，在将主题模型（Topic Modeling）应用于媒体文本挖掘时，有学者认为仅凭借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提取主题词汇、主题链条和主题分布并不足以解读和预测国际传播的现实问题，需要结合文本生产机制和隐含主题文本关联特征，辅以与主题挖掘能够互洽的国际传播理论，才能从意义解读和意图透视层面进一步挖掘隐含主题的价值。

　　23也有学者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海外社交媒体账号间互引关系时认为，过去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将关注对象局限于媒体机构账号间的关系数据，而未能引入有针对性的理论对社交媒体场域内的多元主体和整体结构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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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不少计算国际传播学者以问题化思路统筹数据、方法和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计算方法进行改良或推陈出新，或进一步延续经典理论的生命力。有学者以推特平台上的全球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改进PageRank算法，提出了新的新闻媒体影响力评价方法，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25有学者从经典议程设置理论出发，延续“第三层面议程设置”研究的关键概念，明确界定了“个人议程”的测量维度，并以推特平台7177.2万条推文为样本，利用文本挖掘和主题建模技术展开了媒体议程与个人议程关系的实证研究，在发展传播学关键理论的同时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26还有学者关注了方法和理论在底层逻辑上的一致性，如计算机辅助的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在识别文本和语料时与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框架理论有着相似的底层逻辑，即通过相互关联的词语所构成的主题集群来推测框架，以其识别媒体报道框架能够有效替代人工归纳、提高分析效率，实现理论解释与分析方法的路径互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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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创新的探索中，用混合方法归纳“已知的未知”，和以数据为锚探索“未知的未知”。有学者发现将计算方法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优势，如将语言学的批判性话语分析、语料库统计工具，与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框架分析相结合，能够有效降低研究者在新闻文本研究中的主观性，并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色。

　　28有不少学者试图在规模庞大的新闻数据中集中挖掘有效信息、构建定制化的复杂网络建模方法，借助全球新闻数据库（GDELT）研究国家间新闻流动和全球治理等问题，对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反压制策略、全球治理理念的对外传播，以及国家间新闻流动模式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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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不断发展，研究者运用混合方法、定制计算策略、重视理论接续，逐渐打开了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创新和进步。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中，计算科学为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和算法工具，而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则为计算科学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问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计算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进路

　　（一）技术与传播的深度融合

　　数智时代的高速发展正在重塑着国际传播的发展格局，为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应将技术与传播深度融合，用智能技术促进国际传播，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首先，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受众进行精准分析，实现内容的精准制作与发布。在信息时代，数据是洞察受众需求、预测传播趋势的关键。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在网络上的数字痕迹，可以掌握不同内容所对应的不同受众画像，精准识别不同国家、地区乃至个体的信息偏好与需求。在对受众进行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再对传播内容进行优化，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和行为数据，为用户精准推送其感兴趣的国际资讯，实现个性化定制与传播，使得国际传播内容能够更贴近目标受众，增强信息的吸引力和接受度，达到国际传播效能最优化。

　　其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的智能化水平。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生成多语言内容，从而提高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而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极大地解决了语言障碍问题。过去，跨国传播往往因语言不通而面临诸多困难。如今，智能翻译软件能够实现实时、准确的翻译，让不同语言的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像一些国际直播平台，借助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使全球观众都能无障碍地观看直播内容，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交流。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用于进行数据分析与预测，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国际舆论走向，预测传播效果，为国际传播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优化传播策略。

　　在日后的计算国际传播实践中，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创新国际传播的方式和内容，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升，计算国际传播还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性，研究者需要持续关注技术动态，积极探索新的传播模式。

　　（二）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平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等专业术语也相继进入了大众视野。面对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传统的国际传播研究范畴难以全面涵盖和解释。于是，统领研究范畴的“计算国际传播”的概念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实践在先、学理在后是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一大特点。而在国际传播格局因智能技术而不断革新的当下，促进实践与理论的协同发展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顺应时代趋势的关键之举。

　　从实践层面出发，计算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是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的基础。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传播的方式和渠道日益丰富多元。这些智能技术应用的实践探索，不仅拓宽了国际传播的边界，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案例。实践者应积极拥抱技术创新，勇于尝试新的传播策略和手段，同时注重评估传播效果和效能，总结传播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理论提炼提供实证基础。

　　就理论层面而言，理论源自实践，理论创新需紧跟实践步伐，不断深化对国际传播本质、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的认识。一方面，应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审视传统传播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结合新的传播现象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和拓展；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理论整合是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必然趋势。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中，不仅传播学的基本理论被广泛应用，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也被整合进来，共同构成了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多元理论基础及综合理论框架。计算机科学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工具，使得国际传播研究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学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关于社会结构、文化认同、群体行为等方面的理论视角，帮助研究者深入理解国际传播如何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政治学则侧重于国际政治格局、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等方面，为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国际传播现象背后的政治动因和战略意图。因此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应深入实践一线，借鉴多元学科的多种理论，确保理论构建更加贴近现实实践，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

　　四、结语

　　国际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学科领域的协同合作与跨界融通成为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计算社会科学为新闻传播学带来范式转移的契机，跨越学科边界、融通学术范式的计算国际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应运而生，它深刻地反映了在当前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对于新理论、新方法的迫切需求。本文回顾国内计算传播的研究现状，总结了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整体特征：数据驱动、现实助推、政策引导、跨界融通，并提出应融合技术与传播、实践与理论，推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期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国际传播的进一步下沉和深入推进，计算国际传播正在也终将发展成一个跨界融通的前沿研究领域。伴随技术与传播的深度融合，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通，计算国际传播将推动当下的国际传播的学科建设，为蓬勃发展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全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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