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国际传播：创新逻辑、应用前景与发展目标

　　韩少卿 常江

　　【内容提要】计算国际传播是计算传播与国际传播融合的新兴范式，旨在为国际传播工作提供更丰富的学理支撑。本文探讨了计算国际传播的创新逻辑、应用前景与发展目标等学科性问题。计算国际传播的创新逻辑体现在多国别比较、多模态分析、评估机制与精准叙事构建等方面。在应用前景上，计算国际传播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个维度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未来，计算国际传播应以精准传播为概念内核构建基础理论，积极发展全球视角的批判理论，并助力国际舆情治理体系建设。本文认为，计算国际传播有潜力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化主流框架以及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创新领域，并为中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参与多元互鉴的全球信息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计算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 数字媒体生态 计算宣传

　　一、引言

　　面对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全球传播实践，国际传播的观念和方法体系始终有着紧迫的创新需求。近年来，计算国际传播（computation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兴起成为十分值得关注的理论创新行动。

　　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以经验描述和观念思辨等为主，基于大数据思维的实证化、计算性研究仍然较为稀缺，这导致了国际传播理论的一种案例化趋势。因应数字媒体生态的发展趋向和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设要求，计算国际传播经历了从概念引介、实践指导到理论构建的学科化过程，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交叉性色彩的新范式。目前，计算国际传播首要是分析和处理国际传播实践的方法论体系。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更加精确地呈现中国故事、构建可测的效果评估体系是其重点内容。不过，在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之外，当前计算国际传播的内涵逻辑、研究议题和应用范畴仍很不明晰，且面临着来自其他认知框架的挑战。本文尝试对计算国际传播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现状做出描述，并据此对这一创新理论范式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二、什么是计算国际传播

　　从学科生成结构上看，计算国际传播是计算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融合理论范式，主张借助计算传播的观念与方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有的计算国际传播研究还广泛容纳政治传播、文化研究、舆论学、国家形象与区域国别学等理论资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知识面貌。计算国际传播是当下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层面，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计算方法的成熟与体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学理层面，计算传播学的建制化为其向国际传播领域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动力。大体而言，我们可将计算国际传播理解为：借助计算传播方法推进国际传播研究，以寻求突破国际传播既有方法论限制的创新范式。

　　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精准国际传播理念与计算国际传播的兴起关系密切。前者倡导国际传播实践的智能进路和数据精确，体现了对计算传播理念和方法的借鉴。①精准的受众洞察和趋势预判是有效国际传播的理想状况，而“计算”则是不断追求这一状况的必然道路。因此，计算国际传播的观念内核便是精准传播，主张传播主体充分利用既有资源追求传播的有效性，并对传播效果做出精确的量化评估与实时反馈。在这个意义上，计算国际传播不是“入侵物种”，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精确性基因在数智时代的方法化，是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自然进化的产物。

　　此外，我们也不应将计算国际传播理解为单一的方法创新。它在不懈追求精确性计算方法的背后，是一种“由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关系等多种元素建构而成的技术性网络变迁”。②计算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地将数智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升级为一种总体性认识论，并在国际传播研究的各个实践要素中嵌入数智逻辑。由此，计算国际传播得以持续与经典理论对话，并对其做出革新——如通过计算传播来主动设置议题以发挥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随着计算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这一创新范式得以帮助研究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意见气候如何在全球数据体系下生成、怎样以中国逻辑精确引导国际舆论，从而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注入科学养分。

　　三、计算国际传播的创新逻辑

　　计算国际传播的基本发展逻辑是以数智化为认知起点、以计算化为基础方法论，致力于拓展国际传播的精确性维度，并以此丰富国际传播的学理层次。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计算国际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均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性：

　　第一，转变单一国别的案例化视角，实现多国别全球比较研究。受限于传统研究思路，当前国际传播多以单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或“一带一路”国家为分析对象，缺乏跨国的、多国别的比较。计算国际传播则可通过大数据分析描摹多国别的传播途径乃至全球传播图景，由此获得更稳健的理论发现。例如，有研究者使用“制度风险—战略动机”互动分析框架，对31家中国互联网内容企业“出海”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计算分析，就国家制度与企业因素在互联网内容企业“出海”中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制建构了更加可靠的解释框架。③还有研究者采用语义网分析法构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实证框架，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一带一路”的902篇、188万个词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由此提炼了板块化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④

　　第二，超越单一媒介文本，实现多模态分析。计算国际传播擅长借助大数据分析挖掘国际用户的兴趣和偏好，能够更加精准地预测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以更好地达成国际传播的传受目标。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传播文本出现了文字、图片、视频以及感触觉信息等多模态数据，计算国际传播具有处理多模态数据的显著优势。研究者通过对X平台（原推特）涉华议题的106,562张图片进行计算美学分析，系统考察了社交机器人关于涉华议题的视觉传播活动。⑤尤其是，随着短视频等社交平台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的正面战场，计算传播与视觉传播融合而成的“计算视觉传播”新兴方法正不断成熟，被广泛应用于多模态国际传播研究中。可以预见，未来的计算国际传播必将更为深刻地从单一文本转向多模态分析，以新型计算方法探索多元化的国际传播议题。

　　第三，强调建立可靠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国际传播实践必须建立科学的效果评估系统，并对各实践环节进行持续优化。计算国际传播借助大数据与计算技术，能够跟踪特定信息在全球数字网络中的流通过程，实时进行记录、计算和分析，由此为国际传播流程优化提供切实有效的数据反馈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计算国际传播的内核就是可靠的媒介效果研究，即融合经典的受众研究理论和数字时代的用户分析方法对国际传播效果做出精确评估，其基本逻辑即“借助文本收集和情感分析手段了解海外用户对文本叙事的偏好，调整适宜的选题方向、叙事结构和话语表达风格”。⑥

　　第四，主张基于数据思维构建精准叙事。计算国际传播范式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以智能和计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在过去，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式价值理念在其国际传播实践中，多偏重于宣传性的国家叙事模式。如今，借助大数据与计算思维或可重构叙事模式，将国家叙事转变为个体叙事、精准叙事，以实现对不同细分群体的精确传播。因此，发展精准叙事是计算国际传播范式的内生性发展需求。当下国际传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应对新型国际舆论战，“层出不穷的‘计算式’舆论斗争策略与手段要求国际精准传播具备精准研判能力，以维护国际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⑦随着计算传播和社交机器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日益提升，国际舆论战已升级为算法战、智能战，而计算国际传播所倡导的精准叙事则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四、计算国际传播的应用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5·31”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以此为参照，本文从上述五个维度考察计算国际传播的应用前景。

　　（一）政治维度

　　国际传播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性、组织性传播实践，而计算传播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方法论适配。

　　一方面，对特定政治维度的国际传播观念体系建构为数据化计算方法提供价值观基石。须知，无论基于何种理念方法的国际传播实践，其施行主体大都是国家机构和官方媒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诉求。即便是追求方法中立的计算国际传播，其致力于解释的对象始终是国际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国家形象、舆论领导力等政治话题。因此，对特定政治维度的国际传播实践及其具体机构化、概念化形式的维系，是计算国际传播范式的应有之义。有研究者从国家可信政治形象出发，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情感倾向进行计算，对国际传播中第三国（美国）媒体报道在被报道国（中国）和信息接受国（东盟各国）之间的影响进行探究。⑧这些都印证了以政治维度的国际传播为基点可以为计算国际传播范式的发展赋予明确的价值内核。

　　另一方面，对计算方法的引入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看到抽象政治理念的具象化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它指涉的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理念的国际传播，因此如何将这一理念“转译”为可被国际受众理解的概念和行动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对X平台上论及该理念的媒体推文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该理念的中国媒体叙事框架正在由“抽象”转向“实际”。⑨这些研究基于计算方法对中国近年来倡导的一系列政治理念的国际传播状况做深入探讨，为这些宏大、抽象理念的具象落地提供了观念支持。

　　（二）经济维度

　　在经济维度上，计算国际传播有助于构建更具国际传播力的传播内容体系，建立更优的面向中国经济成就的国际传播路径。

　　首先，要想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需要探寻更具国际传播力的传播内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式经济文明的基础，其本身便具有很强的国际传播价值，衍生出高铁、电子支付、低空经济等一系列代表性的中国经济文明故事。“高铁走出去”就是外宣与外交转型的直接体现之一，构成了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经济名片。有研究者使用LDA文本聚类以及词云等计算方法对X平台推文和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发现英、美、法、印等国对中国高铁的喜爱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10这明确启示了中国经济文明符号作为国际传播内容的巨大价值。

　　其次，要想消解中国“经济威胁论”，须锚定更优的国际传播路径。近年来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新经济殖民主义”等，且这类对华经济认知战凭借数智技术正变得愈加隐秘，更加需要对其采取精准、有效的干预措施。有研究者使用BERT模型进行情感分析和话题聚类，发现美国经济民粹或是中西两级传播的有效中介，对其进行精准传播有助于打破舆论藩篱。

　　11该研究基于经济维度探明了提升国际传播的中介机制，可被借鉴用来优化中国经济文明的国际传播路径，以更好地阻断唱衰中国经济的国际舆论。

　　（三）文化维度

　　在文化维度上，国际传播致力于追求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而计算的观念和方法可以为其设计具体叙事方案。

　　与传统范式相比，计算国际传播范式带来了双重观念转向：一是从模糊性到精准性的转向，二是从宣传性到叙事性的转向。精准性和叙事性的结合，能够将不同文化间难以打破的壁垒软化为有效的跨文化故事，从而实现以共情规避正面文化冲突，为包容性观照与互鉴创造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计算的观念和方法可以极大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精神范畴拓展跨文化理解的路径。

　　例如，有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发现，以“英雄”为母题的文化故事更有利于打破中西方文明壁垒、凝聚情感共识。研究者对中美“握手破冰”后50年来的中国英雄形象进行语义网分析发现，美国媒体中的中国英雄展现出了国际性的公共内涵与精神气质，为创新中国英雄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12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展演，也为西方民众提供了一个学习、转译与创新中国文化的窗口。研究者使用语义网络和计算机视觉等方法，对国际知名AI绘画网站Civitai上生成的中国龙形象进行分析，探究了中国文化基于AIGC的世界性文化想象图景。

　　13这些研究无疑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叙事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

　　（四）社会维度

　　在当下世界，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信息科技革命，而计算国际传播作为这场革命的直接成果，本身就是当代社会发展及其伦理价值面向的载体。

　　基于计算方法的中国社会发展国际传播研究，主要聚焦“发展”和“伦理”两大主题。有研究者对“一带一路”中涉华科技议题的跨国媒体间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发现全球媒体对涉华科技议题展现出双向及多向互动模式，非共建国媒体在全球议程设置中保持相对优势，中国和共建国媒体则在特定议题上具有显著引导力。

　　14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流动的多元动态、国际新闻的均衡传播及国际传播秩序重塑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认识“一带一路”国家媒体如何处理中国科技议题提供了实证解释。

　　对于社会维度的伦理面向，计算国际传播具有着显著的行动主义价值。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著名的《科学》杂志在2019年曾发表了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其所采用的方法因未将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纳入考量，从而得出了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结论。不少中国学者对其提出强烈质疑，随即中国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进行了新的研究设计，最终通过更有力的大数据分析为中国诚信正名，这一成果在2023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

　　15这既是一次学术观点对垒的科学事件，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社会诚信的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典范。

　　（五）生态文明维度

　　与上述四个维度相比，生态文明具有更加鲜明的全球共性特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直接的切入口，计算国际传播可为生态文明理念的超本地建构提供有力的观念支持。

　　近年来，中国始终强调全球范围的生态文明合作，发起了一系列绿色行动倡议，成为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重要行动主体。从现有案例看，大量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行动都可借助计算传播方法做进一步挖掘优化。2021年云南野象集体迁徙被国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构成了极为轰动的国际传播事件，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政府、民众和野生动物间的和谐互动。如何借助计算国际传播创新这种在地性、亲近性故事，精准计算其情感倾向和舆论节律等，都可谓是计算国际传播的用武之地。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计算方法在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广阔的应用前景。有研究者就以X平台“2060碳中和”议题传播为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挖掘了该议题的传播网络，从而探究了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基本图景和路径。

　　16计算国际传播一方面立足全球数字媒体生态，天然具有超本地性，适用于对生态文明议题传播规律和效能提升方案的研究；另一方面则依托其精准传播特征，擅长对人类难以直接感知的生态议题进行数据化和体验化处理，从而有效唤起全球公众对于共同命运的危机意识。

　　五、计算国际传播的发展目标

　　作为创新范式，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尚较单薄，目前仍首要体现为将计算方法应用于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前文分析，计算国际传播未来或可在三个方面加快自身知识体系建设，早日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主流框架。

　　第一，以精准传播为概念内核构建计算国际传播基础理论。计算国际传播范式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提升国际传播的科学化程度，探索基于大数据和计算思维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可行路径。因此，计算国际传播必须超越计算方法应用的单一活动，与其他具有深厚底蕴的学科建立理论对话，将计算方法论升级为系统性的精准传播理论体系。与之相应，它的理论化对象也应超越单一的平台数据，朝更加多元化的方向拓展。纵观现有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以新浪微博数据为主，在国外则大多立足于X平台。这一状况固然与两个平台的技术文化属性有关，却也揭示出当下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客体单一、缺乏多平台交叉证明、受制于数据的结构化和易得性等理论缺陷。只有首先完善计算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体系，其才能真正从存储和呈现数据的平台转向生成数据的“人”，将人类主体性置于数智交往的核心位置，真正为新时代的人类文明赓续作出贡献。

　　第二，积极发展全球视角的批判理论。除了从客观事实层面精准描摹国际舆论生态和舆论演化规律外，计算国际传播还应不断寻找、构建相对于西方理论的竞争性解释，从数据逻辑出发建立更加科学、客观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框架。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偏见性报道框架根深蒂固，而计算国际传播可以从该框架的数据内核入手，对其种种策略与手段进行祛魅。一项基于X平台用户的研究发现，对中国态度正面的用户分布与其提及中国次数并无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打破西方媒体“亲华网民是受中国政府操控的水军”论调的指控，

　　17为构建中国自主性传播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持。需要强调的是，计算国际传播批判理论的发展必须建基于对经典理论的计算化解释。有研究者对2019年至2021年优兔上387,730条中国相关视频进行计算分析，通过对第二层和第三层议程设置的拓展研究发现：尽管机构媒体是活跃的优兔用户，但其发布内容则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议程，并未直接融入该平台的国际舆论场。

　　18这一研究确凿地表明西方主流新闻业的国际报道议程与其数字媒体平台议程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批判理论增长点。

　　第三，助力国际舆情治理体系建设。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涉华信息流，就是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国际舆情。对国际舆情及时、适切而审慎地处理，关涉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自主性。因此，建设完善且有效的国际舆情治理体系就成为当下国际传播研究最重要的现实使命之一。在此背景下，计算国际传播也应积极将自身的经验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舆情治理的原则与对策。与传统研究范式相比，计算国际传播长于精确监测国际舆情，其监测结果可为引导、塑造正面涉华舆论提供依据，努力改变国际传播中的流量逆差。此外，基于计算国际传播范式的计算宣传理念也可革新传统外宣理念。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早已建立起以智能机器人干扰国际舆论的舆论操纵模式，而中国同样可以运用智能化的工具和方法来回击恶意涉华舆论，营造更加符合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国际信息生态。

　　总而言之，计算国际传播具有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科学典范的潜质。以精准传播为理论锚点，以定量、计算和智能方法论为路径，计算国际传播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创新领域，为中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参与多元互鉴的全球信息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韩少卿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