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澳門智慧城市發展長期規劃

　　您認為澳門智慧城市建設是否有系統的規劃和設計? 對此有何建議?

　　澳門立法會梁鴻細議員：本澳智慧城市建設已具初步規劃，並承上題引述的內容中看到有具體的發展項目。然而，從目前的發展現況來看，系統性仍有不足，未能完全順應社會發展和貼合民生需求。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長期及全方位的惠民工程，故此，建議特區政府制定更詳細的長期總體規劃，明確及細化各階段的中長期目標；並以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及公共部門的權責和協調效能為己任，加強公共部門之間跨部門協作，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減少財政支出。

　　同時，建立統一的資料標準和共用平台，推動公私營機構協作，吸引更多企業參與數字轉型工作。另外，人民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政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理應與市民戮力同心，共覓成功路向。因此，期望特區政府在推行建設策略之前，做好廣納民意和集思廣益的工作，以制定合適社會民生發展的方向及規劃，確保智慧城市建設符合大眾需求、更符合澳門社會發展的目標。

　　澳門智慧城市聯盟協會黃承發理事長：澳門剛開始發展智慧城市的時候，當時由特首辦去統籌各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去做智慧城市的工作。新冠疫情開始之後，就由各政府部門按照自己實際的需要，去做智慧城市的項目。

　　我認爲由政府去統籌做智慧城市的工作會比較好，因爲可以更有系統和一定的方向。這樣無論是政府各部門，又或者是從事有關工作的企業都好，會知道如何去支援政府的這項工作。而且大家都知道做智慧城市的工作，涉及很多跨部門的事情，如果沒有政府去牽頭的話，有時由一個部門自己獨立去做比較困難。所以我個人建議新一屆政府，考慮獨立成立一個部門，直屬特首辦或者直屬特首，去做統籌澳門智慧城市的工作。

　　此外，澳門過往做智慧城市的工作，是以基礎建設爲主，以政府部門的服務爲主。實際上，澳門智慧城市發展到現在，我們應考慮下，如何用智慧城市的技術，通過這個平台，去實現經濟效益。過往的基礎建設需要投入，但智慧城市發展到有一定基礎的時候，其實可以用技術去爲城市創造價值。我建議今屆政府透過“智慧城市”來爲澳門增值，去增加一些產業或者項目。

　　中西創新學院數字科技學院譚澤漢副教授：澳門智慧城市建設在系統規劃和設計方面確實存在不足。與內地五年規劃的精細化、系統化管理模式相比，澳門的智慧城市建設顯得相對分散且缺乏長遠規劃。澳門可以彌補當前智慧城市規劃系統性不足的問題，實現更高效、更有序的智慧城市建設。

　　現存問題：

　　一是缺乏明確的階段性目標。澳門雖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 年）》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中提及了智慧城市或數位化城市建設，但未設定具體的階段性目標和量化指標，如在具體時間節點要實現的具體目標不明確。

　　二是部門間協同機制不完善。各政府部門的智慧化建設較為獨立，缺乏統一協調的機制，導致資源重複投入和標準不統一的問題。

　　三是頂層設計與基層實施脫節。政策制定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落差，部分智慧城市項目流於形式，未能有效解決民生痛點。

　　四是評估機制不健全。缺乏對智慧城市建設效果的科學評估機制，難以客觀衡量建設成效和調整發展方向。

　　澳門需要彌補當前智慧城市規劃系統性不足的問題，實現更高效、更有序的智慧城市建設。對此有以下建議：

　　一是制定澳門智慧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參考國際先進經驗，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制定具有澳門特色的智慧城市發展藍圖，設定清晰的階段性目標，明確" 做什麼、何時做、達到什麼程度"。建議規劃分為近期（1-2 年）、中期（3-5 年） 和遠期（5-10 年）目標，每一階段設定可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二是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成立智慧城市建設領導小組，由政府高層牽頭，整合各部門資源，統一標準和規範，打破“條塊分割”局面。同時建立數據共享平台，實現政府部門間數據互通。

　　三是引入“四位一體”智慧城市建設模式。政府主導：明確政府在規劃、標準制定、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主導作用；企業參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鼓勵企業積極參與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開發和實施；科研支持：加強與本地學研機構合作，提供技術支撐；公眾參與：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確保智慧城市建設真正滿足居民需求。打造智慧城市“體驗中心”，在市中心設立智慧城市體驗區，展示最新智慧城市應用，收集公眾反饋，不斷優化完善智慧城市建設方案。

　　四是建立智慧城市建設效果評估機制。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定期對智慧城市建設效果進行評估，形成“規劃- 實施- 評估- 調整”的良性循環。

　　五是深化區域合作。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建設，實現與周邊城市的標準對接和資源共享，借助大灣區整體優勢促進澳門智慧城市建設。

　　廣東科技學院管理學院承冬書講師：我認為，自2016 年啟動智慧城市建設規劃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已初步構建“便民服務、城市治理、產業適度多元化”三大主軸的發展框架，並在智慧旅遊、電子政務等領域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整體仍呈現“點狀突破、系統薄弱”的特徵，亟需從戰略規劃、制度協同、生態構建三個層面進行系統性升級。

　　從澳門智慧城市建設規劃和設計現狀來看，其主要體現為“有框架缺整合”。一方面，政府通過與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合作引入“城市大腦”、智慧交通等技術模塊，通過電子政務平台“一戶通”整合多項服務，市民線上辦事效率提升70%；智慧客流系統使大三巴等景區擁堵時長縮短40%。但另一方面，規劃的碎片化問題突出，各部門各自推進項目，交通局的信號燈數據（目前城市交通信號燈繁忙時段為交警手動控制）與旅遊局的客流監測未實時聯動，醫療與社保系統仍存在信息重複提交；法律配套滯後於技術發展（重法律條文，而非技術保護），數據分類、跨境流通等關鍵規則缺失，導致粵澳醫療信息互通試點三年未落地。這種“重單點突破、輕系統耦合”的模式，使得智慧城市難以發揮整體效能。

　　本人建議，可借鑒新加坡經驗，成立直屬行政長官的“智慧城市發展局”，統籌制定數據標準、技術接口規範及跨部門考評規則。例如，將旅遊局客流數據與交通局巴士調度系統打通，構建“景區擁堵指數- 公交增發班次”的自動響應鏈條；同時推行“滾動式規劃”，將“五年計劃”分解為年度行動計劃，每季度評估技術趨勢與突發需求（如極端天氣應急響應），動態調整項目優先級。

　　其次，需要以立法突破制度瓶頸。澳門現行法律體系難以適應智慧城市需求。因此需優先制定類似《數據治理框架法》，明確公共數據開放分類（如交通流量數據全公開、個人健康數據授權共享）、設定隱私保護紅線，並設立獨立“數據監管專員”審查項目合規性。區域層面，可聯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試點“跨境數據流通負面清單”，在確保安全前提下，率先開放物流追蹤、電子身份認證等低敏感數據，為“澳門資源+ 橫琴空間”的產業協同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