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与王荷馨:将军为国赴死,夫人秉承遗志

  文/潘彩霞

  1949年,国民党军溃败,大批官兵仓皇撤往中国台湾地区,有人来接王荷馨和孩子们时,她断然拒绝:“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就带着孩子们在哪里,决不离开他!”

  她的丈夫,正是中国远征军将领、抗日名将戴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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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22岁的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学业既成,家人于是催促他结婚。婚姻是从小就订好的,对方姓王,两家是表亲,都是安徽无为人。

  一个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前途无量;一个是裹了小脚的乡村姑娘,目不识丁。在世俗的眼光里,两人极不般配。然而,戴安澜非常守信,几个月后,他履行了婚约。因妻子没有大名,他为她取名荷心。一来,他希望她像荷花一样纯洁美好;二来,借莲心之苦,他也喻指,当军人的妻子注定要含辛茹苦。

  事实上,对于生活之苦,王荷心并不在意,在贫寒的家庭长大,又经历过缠足之痛,她早已养成了坚强隐忍的性格。相反,婚后,她感受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幸福,对戴安澜“挽狂澜于既倒”的凌云壮志,她唯有崇敬。而她的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同样赢得了戴安澜的尊重,工作之余,他经常教她读书识字,让她慢慢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欣慰之下,戴安澜又为她改名“荷馨”,意思是荷花已经发出了馨香。

  耳鬓厮磨中,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国家风雨飘摇,戴安澜不得不随部队南征北战。1928年,长子出生。在北伐途中,戴安澜收到王荷馨的来信,其中还附了一张照片,是她的产后小影,旁边是她的亲笔:“亲爱的澜哥哥存之。”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中华大地,戴安澜一次次奔赴前线,从长城抗战到台儿庄大战,再到武汉会战,年轻的他指挥有方、战功卓著,35岁时便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1939年,在昆仑关战役中,戴安澜率领部队与日军殊死搏斗,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最终取得重大胜利,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尽管戴安澜身居要职,但王荷馨始终为人低调。军队办子弟小学时,军长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来请她出任校长,她急得直摇手,一个劲地拒绝。

  至于生活,更是简朴到极致。几年来,孩子们相继出生后,他们身上的衣服常常打着补丁,幼小的孩子有情绪,王荷馨教导说:“不要去追求享受,衣服上有补丁不算什么,只要干净就行。”

  戴安澜的军饷,一部分捐给国家,一部分资助亲友,王荷馨毫无怨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过的话,她牢记着。在丈夫的影响下,当年那个朴实懵懂的农村姑娘,已经成长为一名深明大义的军人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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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日本侵略者就迅速占领了东南亚。缅甸局势岌岌可危,而当时的滇缅公路,是国际援华物资运往中国的唯一通道。为了保卫“抗日生命线”和整个大西南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国军队作战。

  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将率领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出师缅甸。

  出发前,戴安澜特意回到昆明,和王荷馨与孩子们告别。团聚难得,那天,他的话语满怀希望:“我要快快打败日军,希望明年我们家庭能够团聚一起,过个胜利快乐的新年!”

  汽车等在门口,一顿饭吃完,戴安澜就要出发。王荷馨和孩子们出来相送,许多年后,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长子戴复东这样回忆:“父亲同我们话别后,就朝汽车走去。拉开车门时,他又回过头来,朝我们笑了笑,摆摆手,就上车了……”

  时间在那一刻定格,谁也没有料到,那是他们的永别。

  不久,戴安澜率领部队到达缅甸战场,与日军展开激战。尽管实力悬殊,但他决心誓死抵御,并要求全师上下人人都写下遗书。在写给王荷馨的信中,他的誓言铁骨铮铮:“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在戴安澜的指挥下,远征军一度取得胜利,尤其是东瓜保卫战,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战斗间隙,戴安澜牵挂着远在国内的亲人,他在信中对王荷馨说:“几天后又要大战了,母亲身体想必健康,孩子们想必安好,你一定也是好的,我是这样的相信着……”他相信,抗战终将胜利,一家人终会团聚。

  然而,战场瞬息万变,一次突围战中,戴安澜不幸被子弹射中,因缺少药品,又在原始森林中日晒雨淋,伤口被严重感染。1942年5月26日,一代名将以身殉国,年仅38岁。

  几经辗转,戴安澜的遗骨终于运回国内。消息传来,王荷馨悲痛欲绝,几次昏厥。白天,在年迈的婆婆面前,她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到晚上,才敢让悲伤在心底蔓延。一遍遍捧读珍藏的书信,她再次感受着戴安澜的款款深情、殷殷期望。想到他的信任,她努力振作起来,担负起扶老育幼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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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澜牺牲后,家中生活一落千丈,4个孩子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两岁,重担全都落在王荷馨一个人的肩上,她靠着做小工、变卖衣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活。可即使这样,王荷馨也不忘继承戴安澜的救国遗志,国民政府颁发的特补金,她全部拿出来成立了“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培养人才,建设国家,这是戴安澜无数次畅想过的。

  困苦的日子里,王荷馨经常给孩子们讲戴安澜的读书故事,鼓励他们向父亲学习。在她和孩子们心里,戴安澜从未远离,他的精神一直在引领着他们。

  1947年,内战正酣,在战乱中,王荷馨组织全家人从贵阳迁到南京。一双小脚究竟走过多少辛酸和坎坷,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孩子们看在眼里。

  颠沛流离中,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举,王荷馨深感愤慨。当戴复东参加“反独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时,她没有阻拦;当国民党大势已去,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她前往台湾时,她坚定地拒绝了。她的“澜哥哥”就安葬在故乡芜湖,那是她无数次翘首遥望的方向。

  欣慰的是,祖国新生,家庭也迎来新的繁荣,戴复东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女儿戴藩篱参加了志愿军,两个小儿子也不甘落后,相继考入大学。

  更欣慰的是,在王荷馨的不断努力下,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收到《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那天,王荷馨感慨万千,她嘱咐子女们:“服从国家需要,不管到哪里都要把事情做好。”怀着感恩之心,王荷馨愉快地工作,热心地助人,还曾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每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刻,她都会更加思念戴安澜。1971年,生死相隔29年之后,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聚了。

  一生素雅高洁,“荷馨”之名,她没有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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