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与王荷馨：将军为国赴死，夫人秉承遗志

　　文/潘彩霞

　　1949年，国民党军溃败，大批官兵仓皇撤往中国台湾地区，有人来接王荷馨和孩子们时，她断然拒绝：“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就带着孩子们在哪里，决不离开他！”

　　她的丈夫，正是中国远征军将领、抗日名将戴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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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22岁的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学业既成，家人于是催促他结婚。婚姻是从小就订好的，对方姓王，两家是表亲，都是安徽无为人。

　　一个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前途无量；一个是裹了小脚的乡村姑娘，目不识丁。在世俗的眼光里，两人极不般配。然而，戴安澜非常守信，几个月后，他履行了婚约。因妻子没有大名，他为她取名荷心。一来，他希望她像荷花一样纯洁美好；二来，借莲心之苦，他也喻指，当军人的妻子注定要含辛茹苦。

　　事实上，对于生活之苦，王荷心并不在意，在贫寒的家庭长大，又经历过缠足之痛，她早已养成了坚强隐忍的性格。相反，婚后，她感受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幸福，对戴安澜“挽狂澜于既倒”的凌云壮志，她唯有崇敬。而她的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同样赢得了戴安澜的尊重，工作之余，他经常教她读书识字，让她慢慢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欣慰之下，戴安澜又为她改名“荷馨”，意思是荷花已经发出了馨香。

　　耳鬓厮磨中，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国家风雨飘摇，戴安澜不得不随部队南征北战。1928年，长子出生。在北伐途中，戴安澜收到王荷馨的来信，其中还附了一张照片，是她的产后小影，旁边是她的亲笔：“亲爱的澜哥哥存之。”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中华大地，戴安澜一次次奔赴前线，从长城抗战到台儿庄大战，再到武汉会战，年轻的他指挥有方、战功卓著，35岁时便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1939年，在昆仑关战役中，戴安澜率领部队与日军殊死搏斗，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最终取得重大胜利，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尽管戴安澜身居要职，但王荷馨始终为人低调。军队办子弟小学时，军长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来请她出任校长，她急得直摇手，一个劲地拒绝。

　　至于生活，更是简朴到极致。几年来，孩子们相继出生后，他们身上的衣服常常打着补丁，幼小的孩子有情绪，王荷馨教导说：“不要去追求享受，衣服上有补丁不算什么，只要干净就行。”

　　戴安澜的军饷，一部分捐给国家，一部分资助亲友，王荷馨毫无怨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过的话，她牢记着。在丈夫的影响下，当年那个朴实懵懂的农村姑娘，已经成长为一名深明大义的军人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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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日本侵略者就迅速占领了东南亚。缅甸局势岌岌可危，而当时的滇缅公路，是国际援华物资运往中国的唯一通道。为了保卫“抗日生命线”和整个大西南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国军队作战。

　　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将率领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出师缅甸。

　　出发前，戴安澜特意回到昆明，和王荷馨与孩子们告别。团聚难得，那天，他的话语满怀希望：“我要快快打败日军，希望明年我们家庭能够团聚一起，过个胜利快乐的新年！”

　　汽车等在门口，一顿饭吃完，戴安澜就要出发。王荷馨和孩子们出来相送，许多年后，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长子戴复东这样回忆：“父亲同我们话别后，就朝汽车走去。拉开车门时，他又回过头来，朝我们笑了笑，摆摆手，就上车了……”

　　时间在那一刻定格，谁也没有料到，那是他们的永别。

　　不久，戴安澜率领部队到达缅甸战场，与日军展开激战。尽管实力悬殊，但他决心誓死抵御，并要求全师上下人人都写下遗书。在写给王荷馨的信中，他的誓言铁骨铮铮：“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在戴安澜的指挥下，远征军一度取得胜利，尤其是东瓜保卫战，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战斗间隙，戴安澜牵挂着远在国内的亲人，他在信中对王荷馨说：“几天后又要大战了，母亲身体想必健康，孩子们想必安好，你一定也是好的，我是这样的相信着……”他相信，抗战终将胜利，一家人终会团聚。

　　然而，战场瞬息万变，一次突围战中，戴安澜不幸被子弹射中，因缺少药品，又在原始森林中日晒雨淋，伤口被严重感染。1942年5月26日，一代名将以身殉国，年仅38岁。

　　几经辗转，戴安澜的遗骨终于运回国内。消息传来，王荷馨悲痛欲绝，几次昏厥。白天，在年迈的婆婆面前，她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到晚上，才敢让悲伤在心底蔓延。一遍遍捧读珍藏的书信，她再次感受着戴安澜的款款深情、殷殷期望。想到他的信任，她努力振作起来，担负起扶老育幼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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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澜牺牲后，家中生活一落千丈，4个孩子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两岁，重担全都落在王荷馨一个人的肩上，她靠着做小工、变卖衣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活。可即使这样，王荷馨也不忘继承戴安澜的救国遗志，国民政府颁发的特补金，她全部拿出来成立了“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培养人才，建设国家，这是戴安澜无数次畅想过的。

　　困苦的日子里，王荷馨经常给孩子们讲戴安澜的读书故事，鼓励他们向父亲学习。在她和孩子们心里，戴安澜从未远离，他的精神一直在引领着他们。

　　1947年，内战正酣，在战乱中，王荷馨组织全家人从贵阳迁到南京。一双小脚究竟走过多少辛酸和坎坷，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孩子们看在眼里。

　　颠沛流离中，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举，王荷馨深感愤慨。当戴复东参加“反独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时，她没有阻拦；当国民党大势已去，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她前往台湾时，她坚定地拒绝了。她的“澜哥哥”就安葬在故乡芜湖，那是她无数次翘首遥望的方向。

　　欣慰的是，祖国新生，家庭也迎来新的繁荣，戴复东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女儿戴藩篱参加了志愿军，两个小儿子也不甘落后，相继考入大学。

　　更欣慰的是，在王荷馨的不断努力下，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收到《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那天，王荷馨感慨万千，她嘱咐子女们：“服从国家需要，不管到哪里都要把事情做好。”怀着感恩之心，王荷馨愉快地工作，热心地助人，还曾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每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刻，她都会更加思念戴安澜。1971年，生死相隔29年之后，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聚了。

　　一生素雅高洁，“荷馨”之名，她没有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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