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背景下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

　　李城良　杨　辉

　　[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济南　250353]

　　摘　要：不可译性一直是为译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文学趋于世界化的今天更是如此。当今的中国译者越来越将目光放在了本土作品走出去的目标上，而一部好的中文作品想要在国际赢得关注，优秀的翻译是必须的。为了翻译好中文作品，中国译者们就避不开谈论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可被分为两种，分别是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和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二者又都影响的原作品文学性的传达。那么，如何克服看似不可避免的不可译性，如何更好地传达原作的文学，又如何最大程度地让目标语读者接收译文，就是中国译者需要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世界文学；文学翻译；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4）02-0046-5

　　DOI：10.12424/HA.2024.033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2-046.html

　　一、引言

　　2022 年党的二十大中，“文化自强”首次被写入了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大会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强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一方面。在世界文化洪流中，中国文化作为源远流长且意义深邃的一支，绽放出了自己独特的色彩。在多样性的基础之上，文化也呈现出了世界化的态势，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罗贤英，2023）。而在众多形式的文化活动中，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欣赏一直有着极高的活跃度。

　　文学作品一直是文化传播的有力途径，而文学翻译也是众多翻译文本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在文化传播方面，文学作品的翻译功不可没；与此同时，文学翻译也是众多翻译活动中最难以逾越的鸿沟。相比较一般的翻译活动，文学翻译无疑是最灵活多变的一种，其表面文字下暗含的内涵意义，往往会使译者无所适从，如果不加以处理，目标语读者往往会一头雾水，而如果过度的处理，“动辄就诉诸厚译（thick translation），或脚注或边注一大堆，势必损害阅读审美，目标读者十之八九要望而却步”（孙艺风，2022）。从孙艺风教授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文学翻译的“度”是很难把控的。与此同时，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日趋火热，人们对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尤其对于不可译性，翻译家们也给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苏珊·巴斯内特曾表示：“乍一看，这似乎是个重要的观点，但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任何译者的首要任务都是与不可译性打交道，这是所有翻译工作都无法避免的”（巴斯内特，2019）。由此可见，翻译的不可译性其实是伴随着大多数的翻译活动且很难避免的。而如何处理翻译活动中的不可译性，也成为评判一个译作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翻译中心由语言到文化的转变

　　翻译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定位于语言学的范畴之下，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转化。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可以看出，不少的翻译理论家都在语言层面对翻译做出了定义。但如此定义翻译，实在是有些过于狭窄。美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给出了广义的翻译的定义，即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同一语言内的翻译活动），语际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及符际翻译（非语言符号与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活动）（雅各布森，1992），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翻译的定义。

　　文化翻译学派的苏珊·巴斯内特对翻译的定义有着极大的创新，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活动，除了语言层面的转换，还包括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与此同时，随着各家学说不断大放光彩，翻译的语言中心主义论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自然而然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其在注重语言转换的同时，还应注重文化内涵的传达。到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翻译是一项跨学科的活动，而研究翻译更是要从多元的角度入手，翻译也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活动，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活动。在各种翻译类型之中，最能代表翻译这种复杂性的就是不少译者都望而却步的文学翻译。

　　三、文学的世界化趋势及中国文学的翻译

　　上文已经提到了，文学呈现出了世界化的态势，正因如此，世界文学也被摆上了台面为人们所讨论。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人们所偏爱的外国文学类型可能会因多种因素有所不同，但毫不例外，评价一部做作品好坏的标准之一便是其能否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其中自然也不乏外国读者的青睐。1827 年，歌德就曾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而据考证，甚至早在1810 年，德国诗人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曾使用过这一术语（王宁，2022）。在当今，文学的世界性尤为明显，国际上尽是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碰撞。以翻译为桥梁，读者得以品读不同国家作家的文学作品，感受其蕴含的文化，了解其背后的社会。

　　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2012 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可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莫言由葛浩文翻译的书应该有两个作者”（Kubin，2013）。由此可见，译者在非英语和非瑞典语作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奖项，竞选者大多自己有能力用英语撰写论文发表见解，诺贝尔文学奖所关注的纯粹是语言与构思，这十分不利于中国作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大多数的作家并不能很好的掌握两种语言，哪怕会两种语言，用外语写就的作品也不可能像中文作品那样出神入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求助于翻译，而译者的水平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作品质量产生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作品很长时间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早在20 世纪80 年代，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本（王宁，2014），他表示“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王洁明，2004）。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缺少好的翻译，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才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

　　文学与翻译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一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的语言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这部作品的质量好坏。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足够优秀的译者以创造出足够优秀的译本，唯有如此，文学作品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的传播。而在这一过程，译者就不得不面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

　　四、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

　　中文属于汉藏语系，而英文则属于印欧语系，出于多个方面的原因，中文与英文有着极大的不同。并且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文化的不同，二者对其语言的使用也大有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许多地方都不能直接用对应的词句转换过来，这也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翻译完之后的译本好像并不能与原文达到完全一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研究《圣经》的拉丁文译文时，发现《圣经》的译文失去了原文的一些特征和意义，于是提出翻译的不可译性（赵彤、贾欢，2019）。事实上，不可译性远比意义不能传达更为复杂，翻译过程中意义的丢失也是最容易解决的，可以通过一些翻译技巧来克服。其中较为复杂的是如何处理原文本的语言结构，使之可以更好地帮助原文的意义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这一点可以在一些科技类文本，科普性文章或合同协议中体现，此类文本中最重要的是要帮助读者了解文本的内容，而其往往有一些固定的或特殊的话术，这也是该类文本的特色，可以使文本看起来更为严肃和庄重。因此，在处理这类文本时，译者需要做到准确地提取原文本的主干内容，并使用相应的结构在译文中进行体现。当然，此类文本牵扯的大多只是一些普遍的、各个国家都存在的概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只要做好准备，查阅足够的资料，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相比较上述的文本类型，文学作品的翻译则要复杂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其内容可以说涵盖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正因此，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不可译性，澳门大学的孙艺风教授曾表示“不可译的终极挑战在于文学翻译”（孙艺风，2019），其中不只是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更包括了因各个国家历史习俗等方面造成的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

　　不少人在做翻译时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简单的句子，所用的词汇也十分基础，但翻译成中文却给人一种不地道的感觉，读完就可以看出是从别的语言翻译过来的文本，这也就是所谓的“翻译腔”。虽然也有翻译理论家认为应当在译文中保留原语言的特色，以此对抗盛极一时的“英美中心主义”（劳伦斯·苇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但在如今，更加受人青睐的是傅雷的翻译观，即“理想的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王东风，2007）。这句话放在中文外译的过程中也同样适用，即理想的外文译本就像是中国作者用外文来写作。这样的标准也为译者们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来克服语言之间的无法互通性。举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绕口令的翻译，大多数的绕口令都是因为相邻词汇发音接近才让人无法清晰流畅地说出来，但中英文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发音系统，所以大多数译者在处理绕口令时只能在目标语言中找一则类似的绕口令来让读者直到此处是一个绕口令。与之相似的是诗歌的押韵，同样也是因为发音系统的差异导致的无法对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译者寻找怎样的词汇，进行什么样的处理，都很难将原诗的意境完美地传达出来。

　　当然，纯粹的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只有少数。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提到语言，就不得不提到文化，而文化的差异往往才是导致翻译活动无法顺利进行的罪魁祸首，如何恰当地填平文化的鸿沟，也成了令译者们头疼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在翻译过程中一般并没有困难，因此不论在何种语言中，这些事物往往都有对应的表达。然而对于一些只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才会使用的词，以及那些代表了特定的文化背景的词，译者们往往表示无从下手，又或者说是不敢下手。如果不加处理，恐怕译入语的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缺少必需的文化背景知识，不能了解文章到底在讲什么。但也有学者提到，如果过度地处理，比如上文所提到的添加大量的脚注，那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效果同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相比也会有着天差地别。话虽如此，适当地向读者说明文化背景是必需的，一定数量的脚注边注也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文学作品，正因如此，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外国作品的中文译本都会有脚注，中文作品外译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添加脚注。比如由李继宏所译的《追风筝的人》。因为该小说的背景是阿富汗，其中牵扯到许多有关阿富汗和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知识，所以李继宏在翻译时会增加适量的脚注以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文化。当然，在阅读小说时需要时不时看脚注确实会对阅读效果有所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同时，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有一些部分涉及了当地文化，而译者并没有设计脚注，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深入小说中是更困难的。再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会被小说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和雕文织采的辞藻所吸引，所以，正如前面所说，脚注的影响只能说是美玉微瑕。另外一个文化层面不可译性的重要体现就是俗语的翻译。俗语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文化的浓缩，在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乡土文学中十分常见。正是由于其高度的地域性，俗语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处理，译者只能舍弃形式与外在翻译出意思，这样一来原作品的文学性就难免大打折扣了。

　　从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无论是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还是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一个概念息息相关，那就是文学作品文学性的不可译性。文学性也是在翻译过程中最难传达的一点，正因如此，文学翻译也被广泛认为是最困难的翻译（因为其他各个类型的翻译活动很少牵扯到文学性的传达，而是更加注重意思的传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会广泛使用到意象以隐晦的表达诗人，在翻译过程中，很难传达出原诗的本意，因为这些意象只有原语言使用者才能体会，哪怕将内涵意义翻译出来，其文学性也会有很大的损失。

　　为了可以更好地处理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家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应该就是莫言的英文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了。文学界普遍认为，莫言可以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其外文译者功不可没。在诺贝尔颁奖典礼，莫言先生也将自己作品的英文译者和瑞典语译者带到了现场。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可以说极大地发挥了译者的再创造性，与莫言频繁地书信、电话往来，讨论莫言作品的细节与文化现象，甚至对莫言提出了一些自己关于其作品的看法和意见。可以说，正是在二者的共同努力下，才创造出了如此贴切，近乎完美的译作，莫言也得益在海外声名远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翻译在某些层面具有的不可译性，是可以通过对原作的了解以及与原作者的沟通尽力消减的。再者，为了可以让目标语读者可以读懂文章，对于在作品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译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必要的“重创”，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像葛浩文一样与原作者进行讨论，共同对原作进行分析，以便译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贴切原文。早前人们在研究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时，就曾提到了“重创”，以达到原文与译文意义传达层面的对等。在如今的文学翻译中，“重创”依旧适用。不得不说，“重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作的文学性，所以在此过程中译者们也应将重心放在文学性的传达，但是，为了广大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如果连“信”与“达”都做不到，又何谈“雅”呢？

　　五、结语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了解，人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语言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代表，而文学作品就是通过语言的艺术来体现璀璨文化的途径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世界化的现象也表现出各个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一进程中，文学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

　　然而，文化翻译所涉及的领域甚为宽广，这也造成了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无法准确对应的表达，也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翻译中出现的不可译性。不可译性还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分类，分为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和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两者产生的原因并不相同，但是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都会影响原作文学性的传达。由此看来，文学性的不可译性既可以看作是不可译性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是因不可译性而对译文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文学翻译中存在着极大程度的不可译性，它也成了各个翻译活动中最困难的一种，而如何尽可能地去削弱这样的不可译性，便成了文学翻译领域的译者费尽心思努力攀登的高峰。从世界上广为传播的中文作品外文译作上，译者们可以仔细品读，学习其翻译的技巧，以便可以更好地进行翻译，创作出更为达意、更具可读性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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