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姐妹在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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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4-19 15:45
元和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一阵短暂的狂欢。元和与兄弟姊妹重逢，弟妹们在她家打地铺，住了几个星期，弥补这6年来的分离，然后他们各奔前程。此后几年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
1949年初，实业家严惠宇派顾传玠（元和的丈夫）去海门调查地产状况。顾传玠到海门后住在季方家。季方是凌海霞（元和的老师）的亲戚，也是当地的军政要人。1940年共产党新四军进入海门一带，季方组织的抗日农民武装和他们联合，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从他那里，顾传玠了解到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以及那个政权的规范和理论。回家后，他告诉元和他们必须去台湾，哪怕她不去，他也要一个人走。
即使到现在，元和仍不明白为什么丈夫那么坚决要走。
顾传玠只有几天时间用于准备行装。上海卫戍司令是他的朋友，为他们全家找来了船票，每张一两金子。顾传玠买了六张票，带着妻子、儿子、母亲等人一同起程。他们的女儿顾珏仍然留在苏州和凌海霞一起。
元和搭乘的船在5月18日离开上海。直到31年后，元和才见到女儿，其时顾传玠和淩海霞都已去世。
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迁往台湾后，顾传玠也想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但他在台湾却屡屡碰壁，诸事不顺，欠了许多债。戏曲界人士去找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在台湾复兴昆剧，但顾传玠一心只想开一个蘑菇种植场，或者是自创品牌啤酒。
顾传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元和说，没人能劝得动他。有时在家里，他还会唱戏，扮演的多是悲剧英雄，听众只有元和一人。1966年初，顾传玠患上肝炎。同年4月，他与世长辞。
丈夫去世后，元和再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有一次，她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中皇帝被迫让自己的爱妃杨玉环自尽。这出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放在浅坟中。多年后，元和回忆起那晚的演出，觉得颇有讽刺意味： “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允和
抗战之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她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为使她被定为地主，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当编辑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她当时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所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她还加入了一个教学研讨会，与其他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一些同事鼓励允和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我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允和后来说，“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不久后，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允和的观点。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请允和担任编辑，帮助他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1952年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
刚丢了工作的时候，允和既愤怒又失望，羞于见人。她不想待在北京，以免触景伤情，于是她回到苏州。
如果有人问允和，1952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她会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周有光的收入生活，允和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有领过政府的钱。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她太直率，声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虽然对教历史和编教科书颇有兴趣，她还是选择做一名家庭主妇。
兆和
1948年秋，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北方大部分省份。到了12月，共产党包围了北平，围城长达两个月。
多数人不知道共产革命最终会带来什么。但是即使有机会逃跑，大家也实在不想再次上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在1948年3月，沈从文（兆和的丈夫）已经隐约感觉到在新社会里自己将有怎样的命运，新的政权将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在一份当月创刊的共产党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厉批判了他。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
1949年1月，沈从文明显病了。
他的儿子说，他长时间独坐叹息，或自言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的家人都很“迟钝”，无法理解是“什么困扰着他，这一点又增加了他的忧虑”。但“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他的儿子虎虎解释道，“一个游离于两大对手之外的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兆和对他很耐心，也相当忠心，她独自接待所有的客人，强作欢颜，不过“明显憔悴了”。
国民党北平部队总司令最终将这座城市和平地转交给了共产党。沈从文在清华园休养了两个月，兆和好像没去探望过他。他们仍然互相通信，他的信几乎全是“呓语狂言”。他在信中说：“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兆和则说：“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地回来，则对我也是一种解放。”
沈从文曾希望能见见丁玲，此时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13年了。沈从文带着儿子虎虎一起去见老朋友。虎虎后来写道：“原来这么近！爸爸攥着我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然而丁玲没有向沈从文提供任何帮助：“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回家后不久，沈从文就试图自杀。他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兆和的一个堂弟当时发现沈从文陷入半昏迷状态，而且非常惊恐，不停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丈夫自杀前，兆和已开始采取步骤，以免生活沦落为一出通俗剧。她明白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都已经变了。有时候，感受到朋友的疏远，她也和沈从文一样深受伤害，但是她相信自己可以适应，并且能对新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有位地方干部建议她“跟上时代”，“接受必要的革命教育”时，兆和接受了意见。
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1949年冬天，他有了新的职务：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
充和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生在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并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充和结婚时，还不知道姐夫沈从文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1947年的时候，充和还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她不可能预见到留在大陆的亲友将会遭遇什么。虽然战后从重庆返乡，觉得眼前的世界让她失望，她还是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风韵犹存，她还有重建家园的美梦。
和沈从文一样，充和从小就没有受过外界信念的影响，她在合肥自己的小天地里成长，从来没有人鼓励她要树立救中国、救全世界的崇高理想。她从祖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该有的为善之道。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支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这些书法用品和换洗衣物一齐装在一只小箱子里。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邮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全抵达。
充和就靠这点东西，开始新生活，他们先在加州的柏克莱安家，后来搬到康涅格州的北港口。从中国回来后，傅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到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
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她在一侧种了牡丹和玫瑰，在平台四周种上长葱、葫芦、黄瓜，长葱旁边栽了一棵梨树。她还在后面种了一片竹林，远离汽车的喧嚣，在那里她放了一张长木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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