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大腕也抄袭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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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9-08-20 09:19
  “哈利·波特之母”J.K.罗琳最近因涉嫌抄袭轰动世界。其实从古至今,与罗琳陷入同种“窘境”的创作者比比皆是,狄更斯、莎士比亚、纳博科夫等都曾被文学史家们指控抄袭。

  自“哈利·波特”热销全球后,“魔法妈妈”J.K.罗琳,成了自强不息的单身妈妈代表。10多年前,她离了婚,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回到老家爱丁堡。没有工作,住在老鼠横行的破公寓。因为怕女儿被老鼠咬伤,只好把她放在童车里,推着,在街上走来走去。冬天,罗琳交不起取暖费,只好带女儿到住所附近的咖啡馆取暖。一坐几个小时,顺便可以把脑中“灵光闪现”的魔法故事,写在小纸片上。

  但从今年6月起,不少人对罗琳的艰苦奋斗史产生严重怀疑。据英国媒体消息,罗琳在写作“哈利·波特”系列时,远没有她说的那么辛苦。因为,很多时候,前人的创作,都成了她再次利用的好素材。尤其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罗琳涉嫌“大量抄袭”了已故儿童文学作家阿德里安·雅各布1987年创作的《魔法师威利历险记》。罗琳笔下的魔法师竞赛、魔法师乘火车旅行等情节,都是向雅各布“偷”来的。

  虽然“哈利·波特”的英国出版商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以及罗琳本人,都认定“抄袭”之说乃“空穴来风,毫无证据”,但还是被雅各布的儿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如此雷同,难属巧合

  罗琳不是第一次因为“抄袭”问题与人对簿公堂。只是上一次她是原告方。几年前,一位“骨灰级哈迷”将网友们在“哈利·波特”网站上的留言集结成书出版,取名《哈利·波特词典》。内容包括咒语列表、魔法生物索引和“魔法世界名人录”等。

  这位“哈迷”本想用此书讨得偶像罗琳欢心。不想,“魔法妈妈”得知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魔幻构思、独特的生僻用词,被全然剽窃了。于是,她将这位“哈迷”告上法庭。罗琳多次在出庭时潸然泪下,直言“很受剥削,很受伤”。这场九个月的官司,最终,她笑到了最后。

  其实,像J.K.罗琳这样,总在“抄袭门”中左右打转的创作者,从古至今,比比皆是。就像去年年初,电影《赎罪》刚刚获得金球奖后,其小说原著的作者--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就被曝出,其《赎罪》完全是抄袭女作家露希拉·安德鲁斯的《没有时间去浪漫》。

  安德鲁斯的小说,出版于1977年,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人公在伦敦一家医院担任护士的经历。《赎罪》的故事背景与前者相同,不仅如此,女主角都曾因为长癣而抹了紫药水,也都被责令洗去脸上的血渍,以免影响病人的情绪。

  被曝抄袭后,麦克尤恩迅速做出回应,他在《卫报》上撰文声称:“灵感,是的。我借鉴了她。但是,我抄了另一位作家?不。”其实,《赎罪》和《没有时间去浪漫》,倒也只是在背景和小细节上“稍有雷同”。与之相比,有些作家的创作,从构架到文辞字句,和他人作品的雷同之处,简直令人惊愕。

  比如多年前,一个叫做杰可勃·埃浦斯坦的青年人,曾写作小说《野燕麦》。该书一上市,便在美国大卖。杰可勃的创作能力,甚至被有些学者拿来与塞林格相提并论。只是不久后,杰可勃就被曝抄袭他人,有人指出,他的《野燕麦》至少有50余段是一字不易地从他人书中抄过去的。

  丑闻曝光后,杰可勃倒也坦诚。他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称自己是个用心学习写作的好青年。足足有15册读书笔记,“随时随地将一时的灵感冲动,旁听来的日常对白,或偶然想到的戏剧性场面记下来。”可是在同一笔记本中,也会有他“抄录下的别人作品中的精华”。于是,他在写作《野燕麦》时,认不出哪些句子是自创的,而哪些是抄来的。干脆一股脑儿把什么都用进去。

  自己作品与他人创作曾出现大规模雷同的,还有作家纳博科夫。最早曝出纳博科夫涉嫌抄袭的,是德国学者米歇尔·马尔。他在《法兰克福公报》及英国《时报文评》上同时发表文章,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非原创,而是源自德国记者海因茨·冯·埃施维格,1916年发表在柏林一本刊物里的短篇小说。这篇只有18页长的故事,题目也叫《洛丽塔》。

  与纳博科夫的作品一样,埃施维格的《洛丽塔》也描写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12岁女孩的不伦之恋,激情过后,洛丽塔死了,男人的心被伤透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不仅两本书中女主角名字相同,而且两位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述者与洛丽塔初次邂逅时,都感到“在女孩儿的眼中看到了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另外,在埃施维格的《洛丽塔》发表后的数年间,纳博科夫一直住在柏林。

  一长一短的两部小说,从角色名字到情节的雷同,到了很难用“纯属巧合”来解释的地步。尤其让公众“难过”的是,纳博科夫生前曾反复强调,他创造洛丽塔这个角色,是何等用心--“《洛丽塔》的第一次悸动发生在1939年末或1940年初,在巴黎。我先用俄语写了个短篇,那个男的是个中欧人。不知名的早熟少女是法国人。我安排他和少女的母亲结婚,母亲不久去世。他在一个旅馆企图占小姑娘的便宜,未遂,便撞卡车自杀了。”但他对这个短篇并不满意,因此在1940年移居美国后便把它烧了。

  1949年左右,在美国,“那从未完全停止过的悸动又开始困扰我”,这一次,纳博科夫用英语写出了整个故事。“在那次的故事中,所有人名都被改换。只有洛丽塔这个名字被保留,因为它和故事的精髓密不可分。”

  纳博科夫这段涉嫌抄袭的公案见报后,其家人愤怒了。其子迪米特里马上站出来表示,纳博科夫可以用俄、英和法语写作,但惟独不懂德语。根本不可能读过埃施维格那本“一发表就被扔进了垃圾堆”的小说。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把纳博科夫“人赃俱获”揭发出来的马尔,也开始极尽所能地为作家开脱。他在对照过两部小说后,竟得出结论:纳博科夫并非刻意隐瞒作品来源,而是患上了“潜在失忆症”。即记忆被潜藏入下意识。具体来说,就是纳博科夫对那篇也叫做《洛丽塔》的小说的记忆,潜入了下意识。当故事从下意识中浮起时,他便下笔如有神般,完成了长篇小说《洛丽塔》,而完全不记得曾经阅读过人家的作品,只当所有构思全部源自于自己的想象。

  马尔的“潜在失忆症”之说,很难让人信服。然而他的言论,却代表了很多文评家及普通大众对纳博科夫“宽容到极致”的态度。这大概源于人们对纳博科夫文学成就的极端敬佩,不愿也不忍,让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最终落了个“抄袭”的罪名。

  著名作家,“二手”文学

  其实,像纳博科夫这样,扯进“二手”文学风波的著名作家,并不在少数。狄更斯、吉卜林、大仲马、雨果、赫尔曼·梅尔维尔等,都曾被文学史家们指控抄袭。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是很少原创。有人曾评价说,“每当莎士比亚在别人的书中找到合适的段落,就把它改成诗。无论他在哪里找到任何一节对他有用的东西,他就化为己有。”另外,像浮士德的故事,马洛写过,歌德写过,托马斯·曼写过,现在作家仍在不停改写。

  至于作家巴尔扎克,自己虽没有剽窃丑闻,却总是因被人“盗取”精髓而烦恼不已。他曾在写给心仪的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表示:“《欧洲文学》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我的《乡村医生》。他们在窃取我的荣誉和钱财。我这个可怜的人!”为此,心有不甘的巴尔扎克,还号召了法国54名作家在1838年4月16日,成立了“法国文学家协会”,以捍卫作者的权利。

  不光西方文坛如此,在国内,关于作品原创性的讨论,也古来有之。周作人曾批评自己的“文言小说”《孤儿记》是拿雨果的一篇小说“半做半偷”完成的;鲁迅在《集外集·序言》里介绍,他在编杂文集《坟》时,故意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斯巴达之魂》删掉,是因为“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其实,在中国文学史,还有一段“二手”文学的公案,非常惹人注目。那就是作家张爱玲曾承认,是受美国小说《普汉先生》影响,完成了作品《半生缘》。几年前,台湾学者苏友贞还曾专门撰文比较两书的异同。

  按苏友贞的说法,《半生缘》不但在细节上大量借用了《普汉先生》,更出乎寻常地全本沿用了该书的基本情节与人物。比如,《半生缘》完全承袭了《普汉先生》中“四角恋爱”的结构。张爱玲笔下的世钧、曼桢、叔惠、翠芝,都与《普汉》一书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而《半生缘》里上海南京两地分离的空间设计,也是依循了原书中纽约与波士顿的蓝图。

  另外,《半生缘》从《普汉先生》一书中所移植的细节更是不胜枚举,有些场景几乎是彻底地照单全收。比如,世钧总在他和翠芝的家中闻到煤气的味道,还有翠芝总是要世钧去遛狗的段落,都是张爱玲从原书中挑选出的。甚至《半生缘》书尾那句荡气回肠的“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也是张爱玲“借”来的。

  材料沿袭,艺术超过

  张爱玲的《半生缘》并非原创,的确让很多“张迷”有些失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张爱玲要抄袭,也不该选像《普汉先生》的作者马昆德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三流作家。如果她选的是个入流大作家,至少可以“致敬”为名,掩人耳目。

  “致敬”一词,和文学相比,在电影中更常见。就像日本导演黑泽明,最擅长的就是将外国名著以“致敬”的方式进行本土化解读。他就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日本化,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日本古装片《蛛网宫堡》,把《李尔王》拍成了场面宏伟的16世纪古装影片《乱》。

  然而,“致敬”也并非就是把保护伞。比如,斯皮尔伯格就曾因影片《后窗惊魂》“抄袭希区柯克的《后窗》”而被告上法庭。《后窗》讲述了一个记者独自在家疗养,出于好奇和无聊窥视窗外,偶然发现了一桩怪异事件,经过推理破获了一起密室杀人案。而《后窗惊魂》也讲述了一个因偷窥而引出的连环杀人案。

  虽然斯皮尔伯格曾表示,《后窗惊魂》的本质,就是向希区柯克致敬。但公众仍觉得,他的影片是“完完全全的模仿之作”,主角的行为、故事的发展方式与老版电影毫无区别。与其看它,不如把希区柯克的原片翻来再看一遍。

  公众对纳博科夫以及张爱玲稍显宽容,对斯皮尔伯格却是相当严苛,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许刚好体现出,人们对“抄袭”的容忍标准--材料沿袭,但艺术超过,便可相对宽容。毕竟,抛开道德操守不谈,仅从艺术贡献来说,经过时间的磨砺,那18页的短篇《洛丽塔》早已无人阅读,而纳博科夫的300页长篇,至今仍被公认为世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马昆德的《普汉先生》也早已无人问津,而因它产生的《半生缘》,却在张爱玲了无痕迹地改写、重塑下,以另一种语言被广泛地阅读、传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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