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大腕也抄袭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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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20 09:19
自“哈利·波特”热销全球后，“魔法妈妈”J.K.罗琳，成了自强不息的单身妈妈代表。10多年前，她离了婚，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回到老家爱丁堡。没有工作，住在老鼠横行的破公寓。因为怕女儿被老鼠咬伤，只好把她放在童车里，推着，在街上走来走去。冬天，罗琳交不起取暖费，只好带女儿到住所附近的咖啡馆取暖。一坐几个小时，顺便可以把脑中“灵光闪现”的魔法故事，写在小纸片上。
但从今年6月起，不少人对罗琳的艰苦奋斗史产生严重怀疑。据英国媒体消息，罗琳在写作“哈利·波特”系列时，远没有她说的那么辛苦。因为，很多时候，前人的创作，都成了她再次利用的好素材。尤其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罗琳涉嫌“大量抄袭”了已故儿童文学作家阿德里安·雅各布1987年创作的《魔法师威利历险记》。罗琳笔下的魔法师竞赛、魔法师乘火车旅行等情节，都是向雅各布“偷”来的。
虽然“哈利·波特”的英国出版商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以及罗琳本人，都认定“抄袭”之说乃“空穴来风，毫无证据”，但还是被雅各布的儿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如此雷同，难属巧合
罗琳不是第一次因为“抄袭”问题与人对簿公堂。只是上一次她是原告方。几年前，一位“骨灰级哈迷”将网友们在“哈利·波特”网站上的留言集结成书出版，取名《哈利·波特词典》。内容包括咒语列表、魔法生物索引和“魔法世界名人录”等。
这位“哈迷”本想用此书讨得偶像罗琳欢心。不想，“魔法妈妈”得知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魔幻构思、独特的生僻用词，被全然剽窃了。于是，她将这位“哈迷”告上法庭。罗琳多次在出庭时潸然泪下，直言“很受剥削，很受伤”。这场九个月的官司，最终，她笑到了最后。
其实，像J.K.罗琳这样，总在“抄袭门”中左右打转的创作者，从古至今，比比皆是。就像去年年初，电影《赎罪》刚刚获得金球奖后，其小说原著的作者--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就被曝出，其《赎罪》完全是抄袭女作家露希拉·安德鲁斯的《没有时间去浪漫》。
安德鲁斯的小说，出版于1977年，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人公在伦敦一家医院担任护士的经历。《赎罪》的故事背景与前者相同，不仅如此，女主角都曾因为长癣而抹了紫药水，也都被责令洗去脸上的血渍，以免影响病人的情绪。
被曝抄袭后，麦克尤恩迅速做出回应，他在《卫报》上撰文声称：“灵感，是的。我借鉴了她。但是，我抄了另一位作家？不。”其实，《赎罪》和《没有时间去浪漫》，倒也只是在背景和小细节上“稍有雷同”。与之相比，有些作家的创作，从构架到文辞字句，和他人作品的雷同之处，简直令人惊愕。
比如多年前，一个叫做杰可勃·埃浦斯坦的青年人，曾写作小说《野燕麦》。该书一上市，便在美国大卖。杰可勃的创作能力，甚至被有些学者拿来与塞林格相提并论。只是不久后，杰可勃就被曝抄袭他人，有人指出，他的《野燕麦》至少有50余段是一字不易地从他人书中抄过去的。
丑闻曝光后，杰可勃倒也坦诚。他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称自己是个用心学习写作的好青年。足足有15册读书笔记，“随时随地将一时的灵感冲动，旁听来的日常对白，或偶然想到的戏剧性场面记下来。”可是在同一笔记本中，也会有他“抄录下的别人作品中的精华”。于是，他在写作《野燕麦》时，认不出哪些句子是自创的，而哪些是抄来的。干脆一股脑儿把什么都用进去。
自己作品与他人创作曾出现大规模雷同的，还有作家纳博科夫。最早曝出纳博科夫涉嫌抄袭的，是德国学者米歇尔·马尔。他在《法兰克福公报》及英国《时报文评》上同时发表文章，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非原创，而是源自德国记者海因茨·冯·埃施维格，1916年发表在柏林一本刊物里的短篇小说。这篇只有18页长的故事，题目也叫《洛丽塔》。
与纳博科夫的作品一样，埃施维格的《洛丽塔》也描写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12岁女孩的不伦之恋，激情过后，洛丽塔死了，男人的心被伤透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不仅两本书中女主角名字相同，而且两位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述者与洛丽塔初次邂逅时，都感到“在女孩儿的眼中看到了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另外，在埃施维格的《洛丽塔》发表后的数年间，纳博科夫一直住在柏林。
一长一短的两部小说，从角色名字到情节的雷同，到了很难用“纯属巧合”来解释的地步。尤其让公众“难过”的是，纳博科夫生前曾反复强调，他创造洛丽塔这个角色，是何等用心--“《洛丽塔》的第一次悸动发生在1939年末或1940年初，在巴黎。我先用俄语写了个短篇，那个男的是个中欧人。不知名的早熟少女是法国人。我安排他和少女的母亲结婚，母亲不久去世。他在一个旅馆企图占小姑娘的便宜，未遂，便撞卡车自杀了。”但他对这个短篇并不满意，因此在1940年移居美国后便把它烧了。
1949年左右，在美国，“那从未完全停止过的悸动又开始困扰我”，这一次，纳博科夫用英语写出了整个故事。“在那次的故事中，所有人名都被改换。只有洛丽塔这个名字被保留，因为它和故事的精髓密不可分。”
纳博科夫这段涉嫌抄袭的公案见报后，其家人愤怒了。其子迪米特里马上站出来表示，纳博科夫可以用俄、英和法语写作，但惟独不懂德语。根本不可能读过埃施维格那本“一发表就被扔进了垃圾堆”的小说。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把纳博科夫“人赃俱获”揭发出来的马尔，也开始极尽所能地为作家开脱。他在对照过两部小说后，竟得出结论：纳博科夫并非刻意隐瞒作品来源，而是患上了“潜在失忆症”。即记忆被潜藏入下意识。具体来说，就是纳博科夫对那篇也叫做《洛丽塔》的小说的记忆，潜入了下意识。当故事从下意识中浮起时，他便下笔如有神般，完成了长篇小说《洛丽塔》，而完全不记得曾经阅读过人家的作品，只当所有构思全部源自于自己的想象。
马尔的“潜在失忆症”之说，很难让人信服。然而他的言论，却代表了很多文评家及普通大众对纳博科夫“宽容到极致”的态度。这大概源于人们对纳博科夫文学成就的极端敬佩，不愿也不忍，让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最终落了个“抄袭”的罪名。
著名作家，“二手”文学
其实，像纳博科夫这样，扯进“二手”文学风波的著名作家，并不在少数。狄更斯、吉卜林、大仲马、雨果、赫尔曼·梅尔维尔等，都曾被文学史家们指控抄袭。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是很少原创。有人曾评价说，“每当莎士比亚在别人的书中找到合适的段落，就把它改成诗。无论他在哪里找到任何一节对他有用的东西，他就化为己有。”另外，像浮士德的故事，马洛写过，歌德写过，托马斯·曼写过，现在作家仍在不停改写。
至于作家巴尔扎克，自己虽没有剽窃丑闻，却总是因被人“盗取”精髓而烦恼不已。他曾在写给心仪的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表示：“《欧洲文学》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我的《乡村医生》。他们在窃取我的荣誉和钱财。我这个可怜的人！”为此，心有不甘的巴尔扎克，还号召了法国54名作家在1838年4月16日，成立了“法国文学家协会”，以捍卫作者的权利。
不光西方文坛如此，在国内，关于作品原创性的讨论，也古来有之。周作人曾批评自己的“文言小说”《孤儿记》是拿雨果的一篇小说“半做半偷”完成的；鲁迅在《集外集·序言》里介绍，他在编杂文集《坟》时，故意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斯巴达之魂》删掉，是因为“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其实，在中国文学史，还有一段“二手”文学的公案，非常惹人注目。那就是作家张爱玲曾承认，是受美国小说《普汉先生》影响，完成了作品《半生缘》。几年前，台湾学者苏友贞还曾专门撰文比较两书的异同。
按苏友贞的说法，《半生缘》不但在细节上大量借用了《普汉先生》，更出乎寻常地全本沿用了该书的基本情节与人物。比如，《半生缘》完全承袭了《普汉先生》中“四角恋爱”的结构。张爱玲笔下的世钧、曼桢、叔惠、翠芝，都与《普汉》一书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而《半生缘》里上海南京两地分离的空间设计，也是依循了原书中纽约与波士顿的蓝图。
另外，《半生缘》从《普汉先生》一书中所移植的细节更是不胜枚举，有些场景几乎是彻底地照单全收。比如，世钧总在他和翠芝的家中闻到煤气的味道，还有翠芝总是要世钧去遛狗的段落，都是张爱玲从原书中挑选出的。甚至《半生缘》书尾那句荡气回肠的“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也是张爱玲“借”来的。
材料沿袭，艺术超过
张爱玲的《半生缘》并非原创，的确让很多“张迷”有些失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张爱玲要抄袭，也不该选像《普汉先生》的作者马昆德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三流作家。如果她选的是个入流大作家，至少可以“致敬”为名，掩人耳目。
“致敬”一词，和文学相比，在电影中更常见。就像日本导演黑泽明，最擅长的就是将外国名著以“致敬”的方式进行本土化解读。他就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日本化，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日本古装片《蛛网宫堡》，把《李尔王》拍成了场面宏伟的16世纪古装影片《乱》。
然而，“致敬”也并非就是把保护伞。比如，斯皮尔伯格就曾因影片《后窗惊魂》“抄袭希区柯克的《后窗》”而被告上法庭。《后窗》讲述了一个记者独自在家疗养，出于好奇和无聊窥视窗外，偶然发现了一桩怪异事件，经过推理破获了一起密室杀人案。而《后窗惊魂》也讲述了一个因偷窥而引出的连环杀人案。
虽然斯皮尔伯格曾表示，《后窗惊魂》的本质，就是向希区柯克致敬。但公众仍觉得，他的影片是“完完全全的模仿之作”，主角的行为、故事的发展方式与老版电影毫无区别。与其看它，不如把希区柯克的原片翻来再看一遍。
公众对纳博科夫以及张爱玲稍显宽容，对斯皮尔伯格却是相当严苛，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许刚好体现出，人们对“抄袭”的容忍标准--材料沿袭，但艺术超过，便可相对宽容。毕竟，抛开道德操守不谈，仅从艺术贡献来说，经过时间的磨砺，那18页的短篇《洛丽塔》早已无人阅读，而纳博科夫的300页长篇，至今仍被公认为世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马昆德的《普汉先生》也早已无人问津，而因它产生的《半生缘》，却在张爱玲了无痕迹地改写、重塑下，以另一种语言被广泛地阅读、传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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