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我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 来源:凤凰生活
- 关键字:廖一梅,戏剧,恋爱的犀牛
- 发布时间:2011-11-23 14:12
在德国领事馆文化处见到廖一梅，第一印象是瘦，像孙燕姿，还有她的短发，额头上的一绺，染成了酒红色，笑起来，没有皱纹。
作为孟京辉的夫人，她的任务就是写剧本。“悲观主义”三部曲（《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让孟京辉的先锋戏剧里也多了几分女性的细腻，也成了孟京辉久演不衰的代表作。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两种（《恋爱的犀牛》和《琥珀》），都成了畅销书，谁说先锋就一定小众？
先锋，是一种姿态，即使不说，也看得出来，戏剧，是她的生命；爱，是她的灵魂。正如她所喜欢的杜拉斯说过的那句话所总结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对先锋戏剧夫妻档，夫唱妇随，将男女之间的爱、恨、痛苦与挣扎，披上一层残酷戏剧的外衣，就这样在舞台上，不疯魔不成活地演着。
也许，看过了，也写过了太多的戏剧化的场景，她说，“我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充满遗憾的世界不抱有幻想，只是，还在积极地工作，不是想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想要在有限的可能性中，让梦如烟火般寂寞地绽放。即使自己，在刹那之后，忍受一层深似一层的黑暗。
戏是生命，爱是灵魂
河西：你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是孟京辉先生的学妹，你上学的时候，孟京辉是研究生，怎么认识他的？
廖一梅：中戏很小，就一楼，互相谁都认识。
河西：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廖一梅：我们每年都要自己创作、排演一部话剧，那次，他给我们班一男生指导他的表演，就那么认识了。
河西：写《恋爱的犀牛》之前，也写过一段时间的电视剧挣钱吧？我知道王朔找你来写过剧本，当时是别人介绍去的吗？
廖一梅：王朔当时笼络了很多作家，好多作家、年轻的编剧都帮他写剧本。我有个同学在他那儿，他那时很缺戏剧学院的编剧，托人找，拿各种剧本来看。我在学校时候写的剧本拿给他看了之后他觉得挺好，这样我就开始给他写剧本了。
河西：《恋爱的犀牛》有一特出名的故事，说是如果《恋爱的犀牛》亏了，借的钱还不上就准备把您给卖了，后来钱都还上了？
廖一梅：还了，还挣了。从此开始了良性循环，做戏开始可以维持生活，越来越好。
河西：到那时候开始觉得你和孟京辉互相离不开对方了？
廖一梅：那我不告诉你。
河西：我觉得这事挺重要的。
廖一梅：有什么重要的？对戏剧不重要，对我们俩挺重要！
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唯一的
河西：写了悲观主义三部曲（《恋爱的犀牛》、《琥珀》到《柔软》），还写过一部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觉得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吗？会不会生活中也很忧郁？
廖一梅：我肯定是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是一种人生观，不是生活态度，不是你对待事物笑不笑的一个态度。我是一个很积极的人，所有能做的事我都会去做。悲观主义在我看来是说，这个世界是有缺憾的。你一开始就知道，你对它不抱有奢望，不会认为任何事情都能得到解决，任何事情都能得到改善。我觉得完美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追求完美，必然得到这个世界的重创。小时候以为阳光灿烂、完满的世界，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损坏，接受这样的事实必然成为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认为一切都能还原，一切都能走向美好，但是这违反了一个基本事实！我觉得悲观主义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但是在这基础上我已经接受了有缺憾的世界。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必然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河西：我以前总感觉搞先锋戏剧的会有点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你有没有英雄主义的情结？
廖一梅：你说一个相信奇迹的悲观主义者有没有英雄主义情结？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应该说我对这个世界不存奢望，我相信奇迹。我不知道你的英雄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挺怕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我特别避讳谈爱，我就说我以后的剧本，再也不会出现“爱”这个词。因为大家嘴上都挂着爱，可是一说就南辕北辙，都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爱和我说的爱肯定不是一个意思。而大家所说的爱只是一种需要，或者是生活和谐。我怕冠之以某种词，大家就会以他自己理解的这个词来理解这个人。
你说美满和睦，当然是这样的，你说分歧，只要写了这个词，就会有无数联想，跟大众的想象差别是很大的。但是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的。我用《柔软》一出戏来讲述爱，我理解的本质上的爱，这是超越性别超越男女的那种善意、友好，和大众谈到的需要，就是说没有你我会死，那完全不是一种概念。因为每天我都在和字词打交道，特别知道一个词会带来多少误读，会带来多少约定俗成、大家提供的、各自继承的思想，而我写作，首先要摒弃那些固有的观念，往往要把事情重新拎出来给你看。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唯一的。
河西：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呢？想成为小说家？
廖一梅：没有，在此之前，我给孟京辉写了个电影剧本叫《像鸡毛一样飞》。我记得当时这剧本改了有七、八稿，把我改崩溃了，改烦了。我就说我要做一件跟任何人都没关系的事，完全自个独来。编剧是一个要和别人一起沟通的工作，我要写一本书，和任何人都不沟通，而且一个字都不许改。当时就是不想和人打交道了，那一年还有好多人来找我写电视剧、写电影，写这写那的，我当时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就是想写。
河西：《像鸡毛一样飞》改了七、八稿，是不是特烦？有没有和孟京辉吵？
廖一梅：那是，哪个编剧愿意改稿子？我想象的世界是这样的，他想象的世界是那样的，肯定会有争执，那也很正常。
河西：平时都这样？
廖一梅：话剧我不改。“悲观主义三部曲”我是自己改过一遍，两稿就结束了。
河西：是他没有意见还是他有意见你也不改？
廖一梅：他没有意见。他有时候会提出来，这一场可以挪到那一场，或者这样更顺，那没有任何问题。
河西：永远这么默契？没有红过脸？
廖一梅：艺术，说完完全全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我觉得不可能。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会有争执，那太正常了，不稀奇。而且，有时候，他会给你惊喜，并不是说争执总是带来不愉快，有时候他的想法会让你特别惊讶。比如说《柔软》里有一场戏，我自己都觉得没法排，我无法想象它在舞台上如何呈现。可是这又是很重的一场戏，两个人一直躺在床上，戏很长，关系很复杂，要谈论很长时间。虽然我想象不出，但是我写戏从来不限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孟京辉也说我老给他出难题，从第一次给他写剧本就让他杀犀牛，反正每次都有各种怪东西让他解决。
《柔软》其实是这三个戏里最难排的。戏剧冲突也不是那种外在化的冲突，特别内心特别细，情感特别复杂，但是结果是那场床戏排得非常好。而且我自己都看得很震惊，可以说那是我看到的最优美的床戏。
河西：编剧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孟京辉的感受？
廖一梅：不考虑，考虑的话编剧就没法干了。
河西：万一真没法排那怎么办呢？
廖一梅：也有这样的情况。《柔软》里还有一场戏，我原以为很好处理，结果孟京辉一看没法处理。我们开了一夜的会，想了和这场戏同样感觉的视觉感受。会有这种时候，他跟我说：“这没法处理，能不能拿掉？”我说：“不行！”后来还是想了个又适合舞台又能表达我意思的这么一场戏。
为人母的女文青
河西：因为你们的关系比较特殊，是夫妻档，那么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夹杂着工作？还是说完全分开，工作的时候归工作？
廖一梅：怎么可能完全分开，有时候我就会说：“别聊了，我就想吃饭。”（笑）有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自然而然地就带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排《琥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排练特别紧张，有一段戏却不知道怎么弄，剧组里的演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演，正在争论得很激烈的时候，儿子发烧了。那时候孩子很小，我刚生完孩子。整夜看着小孩，我就记得当时在那看着发高烧的儿子，一边发愁，一边想：那些演员该怎么办呢？当然，不是说我们时刻就会这么谈，有时候觉得在办公室或者排练室谈就足够了。
河西：为人母了，还是文艺青年？还是愤青？
廖一梅：我一直都这样，我不觉得自己有特别本质的改变。青年时代整夜不睡觉，那时候精力肯定更旺盛，现在我想按时睡觉，就这点改变吧（孟京辉现在还日夜颠倒）。是，我也好玩，但是有限。我需要相当多与自己独处的时间，在这点上来说也没什么改变。
河西：过了这么些年重新来看这些作品的话，是不是还觉得满意？
廖一梅：我还没到要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呐。（笑）
河西：现在孩子谁来带？
廖一梅：孩子自己带，烧饭请了个阿姨来烧。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带，如果有事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他，或者就让他自己呆着。我觉得孩子可以以各种方式长大，可以成长得很好，我可以告诉他所有他想要知道的事，我没有什么禁忌。他爱问问题，我可以用特别坦率的方式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任何问题。如果我们都出国，就由我父母带，有时候我也会带他们去。
河西：他喜欢他爸爸的戏剧吗？
廖一梅：小孩懂什么，玩呗。但是他确实有点语言天分，我也有点奇怪，他特别善于说一些很不一样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
河西：你在孟京辉的戏剧里演出过吗？ 廖一梅：没有，从来没有。
河西：为什么？
廖一梅：我从来就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我对台前表演毫无兴趣。
河西：孟京辉也没有怂恿你出演？
廖一梅：为什么要怂恿我呀？
河西：您也是一美女呀。
廖一梅：唉，这两码事。（笑）我觉得在幕后挺舒服。
撰文、采访 / 河西
……
作为孟京辉的夫人，她的任务就是写剧本。“悲观主义”三部曲（《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让孟京辉的先锋戏剧里也多了几分女性的细腻，也成了孟京辉久演不衰的代表作。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两种（《恋爱的犀牛》和《琥珀》），都成了畅销书，谁说先锋就一定小众？
先锋，是一种姿态，即使不说，也看得出来，戏剧，是她的生命；爱，是她的灵魂。正如她所喜欢的杜拉斯说过的那句话所总结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对先锋戏剧夫妻档，夫唱妇随，将男女之间的爱、恨、痛苦与挣扎，披上一层残酷戏剧的外衣，就这样在舞台上，不疯魔不成活地演着。
也许，看过了，也写过了太多的戏剧化的场景，她说，“我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充满遗憾的世界不抱有幻想，只是，还在积极地工作，不是想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想要在有限的可能性中，让梦如烟火般寂寞地绽放。即使自己，在刹那之后，忍受一层深似一层的黑暗。
戏是生命，爱是灵魂
河西：你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是孟京辉先生的学妹，你上学的时候，孟京辉是研究生，怎么认识他的？
廖一梅：中戏很小，就一楼，互相谁都认识。
河西：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廖一梅：我们每年都要自己创作、排演一部话剧，那次，他给我们班一男生指导他的表演，就那么认识了。
河西：写《恋爱的犀牛》之前，也写过一段时间的电视剧挣钱吧？我知道王朔找你来写过剧本，当时是别人介绍去的吗？
廖一梅：王朔当时笼络了很多作家，好多作家、年轻的编剧都帮他写剧本。我有个同学在他那儿，他那时很缺戏剧学院的编剧，托人找，拿各种剧本来看。我在学校时候写的剧本拿给他看了之后他觉得挺好，这样我就开始给他写剧本了。
河西：《恋爱的犀牛》有一特出名的故事，说是如果《恋爱的犀牛》亏了，借的钱还不上就准备把您给卖了，后来钱都还上了？
廖一梅：还了，还挣了。从此开始了良性循环，做戏开始可以维持生活，越来越好。
河西：到那时候开始觉得你和孟京辉互相离不开对方了？
廖一梅：那我不告诉你。
河西：我觉得这事挺重要的。
廖一梅：有什么重要的？对戏剧不重要，对我们俩挺重要！
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唯一的
河西：写了悲观主义三部曲（《恋爱的犀牛》、《琥珀》到《柔软》），还写过一部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觉得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吗？会不会生活中也很忧郁？
廖一梅：我肯定是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是一种人生观，不是生活态度，不是你对待事物笑不笑的一个态度。我是一个很积极的人，所有能做的事我都会去做。悲观主义在我看来是说，这个世界是有缺憾的。你一开始就知道，你对它不抱有奢望，不会认为任何事情都能得到解决，任何事情都能得到改善。我觉得完美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追求完美，必然得到这个世界的重创。小时候以为阳光灿烂、完满的世界，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损坏，接受这样的事实必然成为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认为一切都能还原，一切都能走向美好，但是这违反了一个基本事实！我觉得悲观主义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但是在这基础上我已经接受了有缺憾的世界。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必然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河西：我以前总感觉搞先锋戏剧的会有点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你有没有英雄主义的情结？
廖一梅：你说一个相信奇迹的悲观主义者有没有英雄主义情结？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应该说我对这个世界不存奢望，我相信奇迹。我不知道你的英雄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挺怕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我特别避讳谈爱，我就说我以后的剧本，再也不会出现“爱”这个词。因为大家嘴上都挂着爱，可是一说就南辕北辙，都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爱和我说的爱肯定不是一个意思。而大家所说的爱只是一种需要，或者是生活和谐。我怕冠之以某种词，大家就会以他自己理解的这个词来理解这个人。
你说美满和睦，当然是这样的，你说分歧，只要写了这个词，就会有无数联想，跟大众的想象差别是很大的。但是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的。我用《柔软》一出戏来讲述爱，我理解的本质上的爱，这是超越性别超越男女的那种善意、友好，和大众谈到的需要，就是说没有你我会死，那完全不是一种概念。因为每天我都在和字词打交道，特别知道一个词会带来多少误读，会带来多少约定俗成、大家提供的、各自继承的思想，而我写作，首先要摒弃那些固有的观念，往往要把事情重新拎出来给你看。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唯一的。
河西：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呢？想成为小说家？
廖一梅：没有，在此之前，我给孟京辉写了个电影剧本叫《像鸡毛一样飞》。我记得当时这剧本改了有七、八稿，把我改崩溃了，改烦了。我就说我要做一件跟任何人都没关系的事，完全自个独来。编剧是一个要和别人一起沟通的工作，我要写一本书，和任何人都不沟通，而且一个字都不许改。当时就是不想和人打交道了，那一年还有好多人来找我写电视剧、写电影，写这写那的，我当时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就是想写。
河西：《像鸡毛一样飞》改了七、八稿，是不是特烦？有没有和孟京辉吵？
廖一梅：那是，哪个编剧愿意改稿子？我想象的世界是这样的，他想象的世界是那样的，肯定会有争执，那也很正常。
河西：平时都这样？
廖一梅：话剧我不改。“悲观主义三部曲”我是自己改过一遍，两稿就结束了。
河西：是他没有意见还是他有意见你也不改？
廖一梅：他没有意见。他有时候会提出来，这一场可以挪到那一场，或者这样更顺，那没有任何问题。
河西：永远这么默契？没有红过脸？
廖一梅：艺术，说完完全全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我觉得不可能。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会有争执，那太正常了，不稀奇。而且，有时候，他会给你惊喜，并不是说争执总是带来不愉快，有时候他的想法会让你特别惊讶。比如说《柔软》里有一场戏，我自己都觉得没法排，我无法想象它在舞台上如何呈现。可是这又是很重的一场戏，两个人一直躺在床上，戏很长，关系很复杂，要谈论很长时间。虽然我想象不出，但是我写戏从来不限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孟京辉也说我老给他出难题，从第一次给他写剧本就让他杀犀牛，反正每次都有各种怪东西让他解决。
《柔软》其实是这三个戏里最难排的。戏剧冲突也不是那种外在化的冲突，特别内心特别细，情感特别复杂，但是结果是那场床戏排得非常好。而且我自己都看得很震惊，可以说那是我看到的最优美的床戏。
河西：编剧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孟京辉的感受？
廖一梅：不考虑，考虑的话编剧就没法干了。
河西：万一真没法排那怎么办呢？
廖一梅：也有这样的情况。《柔软》里还有一场戏，我原以为很好处理，结果孟京辉一看没法处理。我们开了一夜的会，想了和这场戏同样感觉的视觉感受。会有这种时候，他跟我说：“这没法处理，能不能拿掉？”我说：“不行！”后来还是想了个又适合舞台又能表达我意思的这么一场戏。
为人母的女文青
河西：因为你们的关系比较特殊，是夫妻档，那么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夹杂着工作？还是说完全分开，工作的时候归工作？
廖一梅：怎么可能完全分开，有时候我就会说：“别聊了，我就想吃饭。”（笑）有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自然而然地就带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排《琥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排练特别紧张，有一段戏却不知道怎么弄，剧组里的演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演，正在争论得很激烈的时候，儿子发烧了。那时候孩子很小，我刚生完孩子。整夜看着小孩，我就记得当时在那看着发高烧的儿子，一边发愁，一边想：那些演员该怎么办呢？当然，不是说我们时刻就会这么谈，有时候觉得在办公室或者排练室谈就足够了。
河西：为人母了，还是文艺青年？还是愤青？
廖一梅：我一直都这样，我不觉得自己有特别本质的改变。青年时代整夜不睡觉，那时候精力肯定更旺盛，现在我想按时睡觉，就这点改变吧（孟京辉现在还日夜颠倒）。是，我也好玩，但是有限。我需要相当多与自己独处的时间，在这点上来说也没什么改变。
河西：过了这么些年重新来看这些作品的话，是不是还觉得满意？
廖一梅：我还没到要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呐。（笑）
河西：现在孩子谁来带？
廖一梅：孩子自己带，烧饭请了个阿姨来烧。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带，如果有事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他，或者就让他自己呆着。我觉得孩子可以以各种方式长大，可以成长得很好，我可以告诉他所有他想要知道的事，我没有什么禁忌。他爱问问题，我可以用特别坦率的方式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任何问题。如果我们都出国，就由我父母带，有时候我也会带他们去。
河西：他喜欢他爸爸的戏剧吗？
廖一梅：小孩懂什么，玩呗。但是他确实有点语言天分，我也有点奇怪，他特别善于说一些很不一样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
河西：你在孟京辉的戏剧里演出过吗？ 廖一梅：没有，从来没有。
河西：为什么？
廖一梅：我从来就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我对台前表演毫无兴趣。
河西：孟京辉也没有怂恿你出演？
廖一梅：为什么要怂恿我呀？
河西：您也是一美女呀。
廖一梅：唉，这两码事。（笑）我觉得在幕后挺舒服。
撰文、采访 /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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