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看英剧《靓丽人生》，主人公是一个16的小Gay，他的性取向令他的父母十分头疼，母亲希望和儿子谈话，却被父亲果断地制止，“谈什么？你需要更男人些？不变成施瓦辛格你就别想出门？我们发过誓，绝对不会像我们父母那样专制。我不想恐吓我儿子变得不像他自己”。

　　到底是民主国家的父亲啊，换成中国父亲，八成会拆下腰间的皮带，把你皮肉最厚的部位抽打至八成熟。中国一向信奉“棒子底下出孝子”，我身边的同龄人没有一个没挨过父亲的拳头。作为暴力的承受者，我们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应该，“老子打儿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出生在特殊的年月，大多数人高中没毕业就进了工厂。可《靓丽人生》的父亲也不过是个泥水匠啊！就算书香门第又如何？大文豪苏轼的父亲苏洵搁今天绝对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苏轼曾经在一首诗中记叙了小时候父亲监督自己读书的情景：“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虽是古时的家训，但——谁还没有过家父检查作业，自己就像“挂了鱼钩”的小鱼一样惴惴不安的时候？

　　严父慈母正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一个家庭，总会有人扮红脸，有人唱红脸。白脸虽不讨人喜欢，却往往是最高权力的体现。他们具有山一样不可撼动的威严。《雷雨》里的周朴园以及李安早期的家庭三部曲中的父亲形象均是如此，可是最能体现这种中国式父亲的形象却没有被搬上银幕，他就是傅雷。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他在音乐和美术上的鉴赏与评析也颇有建树，但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他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父子书信集，按封面导语的说法，它既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一如傅雷信中所言：“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傅雷是个爱说教的父亲。中国的父亲都爱说教，区别在于肚里有墨水的能把话说得更周密更体面。好友杨绛评价他：“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在外面愈是混不开，在家里愈是要摆出说教者的姿态。对于一个五四后，既禀承儒家传统，又学习西洋思想艺术的一代，傅雷身上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是“被启蒙者”，文学、音乐、美术，他都是一边被启蒙一边翻译成中文；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启蒙者”，像傅雷这种将思想和生活一以贯之的人，不仅启蒙读者，还启蒙家庭成员。也许是因为性情暴烈，他的启蒙一点都不春风化雨，而是像个暴君一样大搞独裁——尽管傅雷极有修养，但后来的修养还是镇压不住天生的本能。傅雷是极其强势的正确，在他阐述自己的正确之后，往往还旁征博引地去佐证自己如何正确，不容置疑，盖棺定论。在读者看来，像是痛饮知识的果浆，可作为他的儿子恐怕就不会这么认为——这种“正确至上，我最正确”的家庭氛围，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有些惨痛的压抑。在往来书信中，傅雷的这种不容分说的强势，还体现在对孩子无孔不入的控制：工作上，感情上，财务上。但是——细心的读者便会发现一个最为微妙的差异，傅雷写给儿子的信远远多于儿子写给他的信，甚至于，有时候他会恳求儿子给他写信，其口气已经让他自己都感到“屈辱”。从书信往来的疏密我们不难看出儿子傅聪早已从精神上脱离了父亲的控制。

　　傅雷4岁丧父，从小在母亲严苛的管教下长大，用妻子朱梅馥的话就是“修道院式的童年”。他严于律己的同时，更严于待人，并且丝毫不会考虑严格之外的可能性，更不会考虑这种严格所包含的绝对权力和暴力伤害。“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与热爱呢？”

　　傅雷到底有教养，不会对儿子的成就大包大揽地说“多亏我的严格才有了现在的你”。晚年的傅雷想来是真心忏悔了。1956年与儿子的通信，却是从“认错”开始。

　　苏阳，《电视指南》主笔，编剧，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