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之争背后的反思
- 来源: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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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9-22 17:07
为何大学生“就业难”
在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103.6万，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就业形势一片大好。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总数增加了80%，达187.7万，此时已有报道称大学生的就业不如原先想象中那样容易。2005年和200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分别增长到306.8万与377.5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和3.6倍。而2009年，超过700万的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999年高校第一次大幅扩招，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大到159.7万人。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220.6万人，2001年为268.3万人，2002年为320.5万人。到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计划招生约629万人，从1999年至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上升，至2008年秋季，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比1993年高出18个百分点。这样的扩招幅度实现了高等教育“平民化”，从而大幅度削减了低端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供给，增加了中端劳动力（即大学生）的供给。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平民化”是必须的，是大势所趋。只有高等教育“平民化”，才能迅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改变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平民化”程度还不够，还应继续加大。截止到2005年，以每万人大学生数量的标准来看，美国为520人，加拿大为580人，韩国为571人，而中国仅为120人。这样的对比说明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应该继续得到推进。而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高等教育“平民化”进程中，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但我国的产业结构却没有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调整，因而就出现了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增加。这就形成了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因。
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学生选择与市场需求脱钩。有些学生盲目追求高学历，而不注意未来的就业去向，这就导致市场需求不足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多，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少，结果造成了大学生数量过多，而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供给严重不足。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供给基本上由国家决定，而需求则由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决定。国家和学校的招生计划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的专业构成，学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多是基于前一两年的“热点”，对“热门”专业一拥而上，这样四年之后这些“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可能就要坐上冷板凳。以几年前的“法学热”为例，几乎每个学校都建立了法学专业，尽管社会上对高素质法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在增加，但增加幅度完全不能与毕业生的增加量成正比，法学毕业生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就业难现象尤为突出，大量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与本专业无关。同时，“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偏见让教育层次的偏误性逐渐加大，劳动力市场对本科生及专科生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谁在抢谁的“饭碗”？
目前，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共挤招聘会、共争就业岗位的现象，人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大学生开始贬值了；大学生开始“掉价”了。社会各界对此也褒贬不一。
其实，人们习惯上区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依据往往是他们的学历，而这样的划分方式是很不合理的。“大学生”和“农民工”都是社会普通劳动力的一员，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只不过农民工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当“大学生”与“农民工”这两个劳动力群体开始竞争就业机会时，就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殊不知，大学生与大专或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中专生的就业竞争早在数年前就拉开了序幕，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原因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中总是习惯于将“大学生”（高学历）和“农民工”（低学历）归纳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劳动群体，还是习惯以劳动者的身份、户籍、学历作为划分的依据，我认为这种以劳动者出身而归类的方式极不合理。
农民工与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在获得就业机会时应该是平等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并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农民工”和“城市工”，所有劳动者一律平等竞争。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些地区、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农民工的月薪高于大学生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市场对人才供求的自然体现。比如社会对考古学博士的需求可能非常小，而对金融学硕士的需求非常大，所以金融学硕士很有可能拿到比考古学博士更高的工资。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却是，一些行业以学历高低来评定工资的高低，其工资标准也不是在市场中自然形成的，加之计划经济留下的思维定式，人们普遍认为高学历就应该拿到高工资。
也许有人会说，大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较大，在人才市场中就理应拿到较高的工资。其实这种想法存在一些误区。首先，工资高低不是靠学历而获得的，而是要参照市场的需求，前文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高收入是两个回事。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投资形式一样，既可能产生较大的收益，也可能不产生收益，甚至“亏本”。这就需要人们在选择专业和学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前，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进行选择，而不能为了追求学历而无视市场的需求。在过去的20、30年中，我国过分地夸大了高学历的作用，很多院校、企业和政府部门更是把高学历作为晋升、评优的硬性规定。现在这种观念需要端正过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掌握一技之长要比追求高学历更为务实。一些企业中生产一线蓝领工人的工资高于普通办公室里的白领行政人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现实证明，不但农民工的工资可以高于大学生，甚至一些农民工开办的企业，还可以大量地雇佣大学生。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关注谁在抢谁的“饭碗”。作为两个平等的就业群体，任何人都有机会得到工作机会，人才市场的竞争也是必然和正常的。
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面对近年越演越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最近呼声很高的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增加公务员岗位、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等方法，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可能只是将今天的问题推迟到明天来解决，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下，只能赢得解决问题时间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增加公务员岗位的数量毕竟有限，考虑到现在公务员岗位的报考录取比率，增加公务员岗位对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队伍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的策略就更不是长远之计，至少就目前已知的数据推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2013年前都不会有下降趋势，如果对目前在校的数千万大学生在未来的四年内进行就业补贴的话，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是一个理性以及可以负担的支出。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首先必须要从政策上鼓励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迅速调整，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中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摆脱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调整，应该更好地利用我国教育的成果——高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而不是仍然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企业的利润。
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产业现状面临着包括质量、能耗在内的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种现象已经困扰了我国几十年。如今，我们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就具备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从而有可能摆脱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困局。因此，部分产业应该尽快重组升级，提高效率，更好地运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带来的收益，减小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新的力量。国家以及个人家庭耗费大量资源培养的大学生不能从事最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
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也势在必行。面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招生计划的专业设置上应该降低一些市场需求量较小或是市场已经明显饱和的专业的招生量，做到结构平衡。对于“热门专业”的招生增量要理性控制，不能一哄而上，这样不仅在数量上造成了这些专业人才的供给超额，在质量上也不能保证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应用性强，有着稳定市场需求的专业，应该保持原有或有步骤地扩大招生计划。在招生计划的层次上，我国现有的制度也存在着一定不足。面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应该扩大培养技术工人的专科院校和职业技校的招生量，削减本科层次的招生量或控制其增长幅度。专科教育的应用性强、教育周期相对于本科教育也较短，人才可以更快地投入市场，缓解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调整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国教育市场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专业设置、本专科招生比例与市场脱节，教育市场的无效率也不是靠调整招生比例、严格专业设置条件所能完全解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的要求也就日益凸现。我国现在虽然拥有不少民办高校，但它们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约束。最明显的约束体现在，许多省市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招生批次中，民办学校只能在本科第二批招生，有些省市甚至专门设立本科第三批招生，民办学校就在这样的界定下无法改变其固有形象。民办学校也逐渐成为了教学质量以及教学名声都差于公立学校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进，民办学校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摆脱刚开始对其的固有界定，也就成为了一种低端教育机构的象征。反观国外的学校，从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到英国的剑桥、牛津以及日本的早稻田等国际一流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这说明私立学校这一办学形式的前景非常之好，只是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民办大学没有与公立大学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性。如果教育市场能进一步向民办高校开放，从招生、研究资助申请、教员招聘等方面给予其与公立高等院校平等竞争的机会，民办高校会为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与公立高等院校进行分工，优秀的民办高校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精英教育的主体，集中体现教育市场的效率；而公立学校由于其公立的特点应该更多的承担起平民教育的责任，主要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和福利性。这也符合将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理性看待“读书无用论”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抬头。据重庆晚报报道，2009年度重庆市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并没有报名参加高考。
面对这样的状况，“读书无用论”再度进入到我们讨论的范畴之中。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读书无用论”的定义。对于读书之“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若将“用”置于获得各种知识从而增加本身的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读书自然不可能“无用”。但如果将这个“用”界定在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获得高收入之上，“读书无用论”也并非全无道理。教育是有成本的，一个人选择接受多少教育取决于这个人对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最后发现接受某种教育得不偿失，那就是“过度教育”；“过度教育”的标志就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过度教育”的情况在全世界比比皆是，博士开出租车或者当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稀奇。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将获得更多的教育与高收入以及所谓体面的工作之间进行绝对性的联系，事实必然会给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它的需求和供给在时间上是脱节的：对具有某种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需求是现期的，而且随时都发生变化；而对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却是几年前决定的，是不能随意发生变化的。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只能根据“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对自己结束教育后的市场进行预期。由于受教育的时限较长，这样的预期不可能完全准确。可能最后社会对某方面接受高教育的人才需求并没有供给增加的快，那么必然有人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不能获得自己预期的高收入，“过度教育”就会出现，即便是每个个体基于本身可获得信息进行的理性选择，往往也会演化成为群体的非理性选择。
经过这样的分析，重庆高中生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作为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其考虑的因素包括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教育种类、当前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及收入、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以及可能得到的收益等。综合考虑现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接受教育所必须做出的投资以及家庭本身的经济状况等因素之后，这些重庆高中生选择不参加高考就当下来讲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上供求的脱钩所造成的结构上的缺陷，也是这些学生不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以及经济成本来接受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重庆这万余名考生的选择与准备参加高考的上千万名考生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并不能忽视这个信号背后的高等教育结构性缺陷问题。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接受教育要进行大量的投资，社会和个人都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成本。教育市场现在的资源配置并不十分有效，我们正在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换取不能很好满足职场需求的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市场的供给应该更接近于市场需求，就高等教育的供给而言，我们应该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为他们提供更贴近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培训服务如技能培训服务等，这样的资源配置才会更接近于平衡，社会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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