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生样柔弱——作为“现象”的近代湘人之死及其他

　　一

　　1928年浦江清在恩师王国维弃世周年之际著文《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忆及先师生前“素不主自杀”、“尝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为意志薄弱，而社会之铺张之者，可科以杀人之罪”——此处虽未指名道姓，明眼人却一望便知，所谓“脑病蹈海之留学生为社会铺张”，显然当为1912年3月6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文《令陆军部准建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杨陈四烈士文》中的湘籍沉水自戕人士之杨毓麟、陈天华。

　　1911年8月5日湖南长沙人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复号守仁）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沉，据说埋葬于ANFIELD公墓的杨氏墓碑上用英文给出的纪念铭刻并自戕理由乃是“因政治思想而死”（吴建华《蹈海烈士杨守仁》）。当年未及不惑的杨毓麟蹈海自杀的消息传出令同志不胜讶异悲悼。黄兴自称“感情所触，几欲自裁”，痛失良友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信函中也说“殊深悲悼。弟观笃生君尝具一种悲观恳挚之气，然不期出此等结果也”。

　　关于杨毓麟自杀原因，《孙中山全集》给出的一个解释乃是：“杨闻广州起义失败并愤于日本瓜分跳海自杀。”与此类似，强调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失败对杨刺激至深、因之寻死的说法从当时到日后都非常流行。例如杨氏曾经主持的《民立报》当年8月25日特意登出《蹈海记者之痛史》，称杨氏“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故而溺水。冯自由撰写《革命逸史》也称其因“神气沮丧”而导致“旧病复发”。章士钊1963年3月18日写于北京的《杨怀中别传》间关提到这位与杨怀中关系最好的族孙，亦称“守仁愤革命之失败，自沉于海”。杨怀中即杨昌济，杨开慧之父。

　　在偏爱湘人“精神”的钱基博先生解读中，杨毓麟“发奋蹈海”一件直接后果就是让当时同在英伦留学的湖南老乡章士钊从“青桐”变成了“秋桐”，刺激之沉痛可想。

　　黄花岗之败，志士骈首，而友人杨笃生同客英伦，闻之，发奋蹈海死。士钊所居黯然，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为“秋”焉。

　　章士钊少年因读书所在之长沙东乡老屋有稚桐一棵，皮青干直，日夕瞻对，油然爱生，又因谙习白居易诗之哲理高远，所谓“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故而自号“青桐子”。此际则因笃生之死改号“秋桐”，之后又之后，为回国操办《甲寅》，论多违俗不为苟同之旨屡触众怒，再度改称“孤桐”，独立寒秋的况味一望无际，其所强调者，无非就是“吾行吾素，知罪惟人”、“天爵自修，人言何恤”，这是有使命感和担当力的人才能知行的话。

　　钱基博先生著有《近百年湖南学风》，章士钊是他非常欣赏的人，与谭嗣同、蔡锷合列一传，三人或“明死生之故、变法不成乃杀身以殉所信”（谭），或“张军国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声大义”（蔡），或“权新旧之宜、与世相劘而丛诟以将莫齿”（章）——都属不计后果之人，“下蛮干去”，这就是那一代湖南人，背后有“信”。与章士钊友好若此的杨毓麟，想来亦复如是。

　　不过，在笃生赴欧之前曾奔走效命的沪上，《民立报》编者根据1911年10月11日—12日所刊杨自书“绝命书三首”推断，以为“先生蹈海之原因甚复杂，要为得神经病所致”，又代为订正“留欧学界有谓其资尽投海”的流言，显然此说也是当时流传杨氏死亡原因一种。

　　《民立报》所刊书信三通的确均有提及健康问题，所谓“脑病复发”，然若细究语意，则另有深意大可玩味。如《致某某二君书》之一：

　　弟患急性脑炎，原因出于年长失学，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贪食磷硫补品，日来毒发，脑炎狂炽，遍体沸热不可耐。前礼拜往英格尔斯哥观所谓博览会者，以该地为一大制造口岸，会中机器馆必×，可借研究触发之×，乃徘徊其中，得益绝鲜，益感愤于科学根底之不可追补。在寓彻夜不成眠，欲得一手枪回国，因英语不佳，人地又生，不得，而行返 （ 北淀城）。后益郁闷不可制，于昨日买车票来利物浦，欲趁便船归国，寻一二× ×死之。然海天万里，非旦夕可达，而吾脑闷愤不可解，愤不乐生，恨而死之，决投海中自毖（文中“× ×”为脱字）。

　　此函杨毓麟还敦嘱友人“国事大难，公等勉之，为将来自爱自经，讲读为贤哲所义。弟久欲解脱形神束缚，与他人无关，亦不计是非嘲笑也”——此一“不计”后果颇具湘人特色。

　　杨氏另一致某君书中同样强调了“脑炎剧发，不可复耐，有生无乐，得死为佳”的状况与心理，并另将存款一百一十镑原为“归国后为开一小小炸弹厂之起点者”，如今改变用途“济黄× ×（按：原文缺字）兄之穷”。这位杨氏不肯明言的匿名同志，实即黄兴，难怪黄对笃生之死那般心碎。

　　第三通遗书则为《致怀中叔祖书》，写给当时同在英伦的杨昌济（1909年与章士钊一起考入氵厄北淀大学就读，参见杨毓麟1909年11月4日致母亲书），“脑炎大发”、“狂乱炽勃不可自耐”、“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的理由依然保留，杨毓麟死得似乎很平静：“恩怨销亡，万事俱空，因缘顿尽，骂我由公等，不暇惜矣。”因为是写给亲属的遗书，故该函多涉及身后家事处理，例如“旅费余三十镑，寄归与慈母，为最后之反哺”，甚至还将行李存放氵厄 北淀车站供杨昌济以备取用，“以票呈长者，或可检得一二英文书供用”。

　　其实，早在1909年6月20日杨毓麟致夫人俪鸿函中，就曾提及“请二哥买脑丸”，“但买到后，至今未曾服用过三分之一”，且说“伦敦天气，入夏季以来，颇为清爽和煦。每日必往公园散步，身体甚属相安，不以为苦”，当时病况似并不严重。该年11月4日前往氵厄 北淀修学前致妻函中甚至自称“身体甚好”。尽管在杨昌济的回忆中，笃生似乎身体先天就较文弱，“退然如不胜衣，乃能为景略雄谈也”（氏著《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何况常年“奔走江湖，积年劳瘁，感愤时事，脑疾时发”，尤其执笔沪上鼓吹革命之时“报馆事务异常繁琐，精力大亏”。1908年赴英就读后则“研习英文甚苦，脑疾愈甚”，“顾勤敏性成，不自制，明知用功过度于身体有伤，而苦学如故。尝叹少年精力徒费于国学一隅，于数学、英文未尝致力，迨中年为之，其难乃十倍也。又尝悔在日本时为感情所动，未能坚忍，至今日而科学根柢乃不得而追补也”。因此种种，杨毓麟似乎经常处在一种“愤甚”、“益愤闷不能自已”，“病乃日深”的境遇当中，他在私函中叹息最多的就是“苦于无暇求学，至以为恼”、“甚矣求学之难矣”，且立志“耐劳勉学，从容渐进，不求速效”。那代人舍命“救国”、“以学救国”的愿望至少在情感真诚上是无可质疑的，假如我们还可以辨审他们措施是否得当。杨昌济谓杨毓麟“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凛然，读者深为感发。君故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良有以也，著于1902年留日期间的《新湖南》无疑是此种文风的代表作，滔滔雄辩义气慷慨，黄兴在致孙中山信函中连连称赞笃生“思想缜密”以“美材”誉之。

　　生死事大。1909年11月4日写给母亲的家书中杨毓麟还在内疚“慈亲本年六秩大庆，未及归国恭举寿觞，惶恐无极。将来慈躬七秩大庆时，守仁准可洁膳馨馐，瞻依愛日也”——两年之后，他的选择却令自己永远无法完诺。

　　二

　　选择主动赴死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人类中的少数，而选择在二十世纪初蹈海赴死的中国人中，著名的至少就有三位湖南人。我们不妨再趁此观照一下另外两位，陈天华（1975—1905）和姚宏业（1881—1906）。

　　1905年12月8日新化人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据说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906年4月6日益阳人姚宏业在上海黄浦江投海自尽，是亦为“殉学”，殉“中国公学”的开办问题，但同样与日本取缔留学生政策有关。姚氏早年就读长沙明德学堂，1904年加入华兴会，随后东渡日本入宏文学院学习。1905冬取缔留学生规则的颁布导致次年春姚宏业与王敬芳、张邦杰等人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以安置归国学生。因经费等原因，中国公学开学后不久即遭困厄，姚宏业投江以殉，身后留有数千字遗书，道尽“为中国公学而死”的心思。

　　陈、姚二烈士可说是为了同一“意义”世界殒身，而后他们的安葬又引发了禹之谟、宁调元在岳麓山公葬烈士之举，更间接引发了禹之谟的被逮与被杀。

　　禹之谟之死潜在原因即为他发动并主持了陈天华、姚宏业公葬仪式：二人之尸同时归梓湖南后，禹之谟约诸同志，认为“今国家孱弱，两烈士之所愤而死也，非葬岳麓山不足以惊国人”。据说届时（1906年5月23日）湖南各校生徒分别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皆白衣冠来”，“之谟短衣大冠，负长刀，部勒指挥。执绋者约以万计，皆步伐无差”，“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此事日后在毛泽东的记忆中被称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四期），而于风雨飘摇之清政府看来却正是大忌，故有钩织罪名逮禹入狱并最终绞杀之举措。

　　刊登于1906年《洞庭波》上署名“湖南某君”的《挽陈、姚二烈士联》，公认是禹之谟手笔，其中上联透露出的奇异的“赎罪心理”引人瞩目：“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所谓“杀同胞”之湖南人，具体所指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中兴名臣”变脸为“湖南罪人”。尽管因为“洪、杨诸人崛起草野，其纲纪四方又未能秩然就绪”，于是曾、左诸公“慕拨乱之名误反正之业”的“倒行逆施”稍有可原谅的余地，只是：

　　光复之际，三湘子弟建功独多，未始非湔洗之一念有以激发之也。是故洪、曾睽而满廷延，孙、黄合而汉起，湘之人才为轻重于天下者见矣。期间经营光复，屡起屡仆，百折不挠，饮刃不悔者，厥维湘人之特色。（佚名：《禹之谟传》）

　　何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禹之谟同样选择“吾辈作事，死，义也。列邦改政孰不流血？以吾为先导，可乎”，或者“余之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至于“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遗在世同胞书》），这日常“衣西装，单衫革履，短发垂右”头戴“拿破仑帽”的“晚清异类”，分明却让我们辨识出“三军可夺其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传统儒家情怀。甚至在入狱之后他的持议依然就是：“大丈夫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禹之谟岂畏死者！若畏死则不至此地矣！满廷方号预备立宪，余以兴民权而遭此祸，不死几个可惨之人，犹以为立宪可靠。”据说禹之谟常说一句口头禅便是“舍命去干，决无不成之理”。

　　这里固然有性格原因。例如禹之谟也有“常思稍自敛戟”的时候，但“及临事，则又飙举奋发，置一切不顾”，乃至官中有事他的反应也是“往往出名争执，词意决裂”（曹孟其《禹之谟传》），“暂藏丰城剑，待著羑里书”（靖州狱中自题）的愿望毕竟更多只是一种愿望。

　　然而这一时期渴望“赴死”的激烈情绪往往更成为一种“全民自觉”——更为准确地说，当是读书识字尤其略通西学之人的“群体自觉”——这种“自觉”在湘籍志士身上又特别张大其辞。还是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他同样以为“中兴名臣”们“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之大耻”：“西谚曰‘以血洗血’，此惨憺哀痛之言也。吾湖南负罪于天下也，以血购之，欲求所以揃雪前耻而开辟新世界者，亦当以血偿之。”虽然“吾岂敢煽起杀机以菹醢我父老子弟之性命哉？吾抑岂忍汩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沉眠酣寝，席薪火以待焦灼哉”——这代人的激烈并非源于天性的忍苛或暴乱，“余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有“世界潮流”的影响，“暗杀”风潮弥漫中外，杨毓麟专门在《神州日报》上辑有《记白人暗杀事件列表》，甚至我们的儒雅翰林、日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概莫能外。禹之谟“靖州狱中自题”第二联就是“师拿破仑，学玛志尼”。1905年在北京正阳门车站行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同样认为“宁牺牲一己肉体”、“樾请为诸君子着先鞭，更愿死后化一我而为千百我，前仆后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烈士吴樾意见书》，载《民报》第三号）。吴樾作为“中国炸弹第一声”被称为“（杨）守仁之密谋”。杨毓麟本人干脆就是第一个自学制造炸药的革命党人，并因此失去一只眼睛，他还一度曾是“北方暗杀团团长”：“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党人能自造炸弹，自守仁始”（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但依然提醒读者诸君不要因此以为这些“革命党人”就是一群暴虐残忍之徒：“夫破坏者，宇宙之悲谷也，吾不忍于湖南见之，吾亦何忍为湖南言之？虽然，是乌可以已哉！苟可以不至于暴动，即毒蛇鸷兽，亦决不至于暴动也”、“求文明者，非独赏其价值，又须忍其痛苦”（杨毓麟《新湖南》“第五篇：破坏”）。他们何尝不渴望“非暴力”生活？

　　三

　　1908年8月12日-1910年4月14日，身在英伦杨毓麟有十数通书信寄给母妻儿女及弟殿麟，所谓“性至孝，对其家恩义甚笃，然因国家多难，常怀舍身殉国之志，公而忘私，近十年来居家仅四日也”。持论激烈的杨毓麟此间写给亲人的信函，殷殷切切督责备至，“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这研制炸弹第一“党人”也会从国外购置新样手帕（伦敦万国博览会纪念品、CrystalPalace纪念品）送给妻、女、母亲，给儿子的礼物则是“美术邮票一二枚”。他向妻子索要“小照”，顾念她身体不佳，甚至在家书中开列具体方法要妻子遵嘱“切实调理”（1909年10月24日致女克恭函），并海天万里寄上“西洋药水”（1909年12月14日致妻函）。他从伦敦寄给妻子明信片，所录“己酉九月”（1909年10月）旧作三首，严肃节制却深情内敛，自有一番特殊美感：

　　行吟自笑吾意狂，偃蹇相偕有孟光。

　　一事如君差不恶，斫颈卫足也无妨。

　　已办要离共一邱，发春便买入吴舟。

　　香篝酒碗如相忆，黄浦江东碧澥头。

　　箧剑峥嵘欲化龙，酒徒歌哭漫相从。

　　生平不作牛衣泣，应解儿夫意未慵。

　　不轻不狂却有情有义。身处异域父亲对儿女读书之事筹划细致理性，百年之后读来如在纸面：

　　现在我虽流落江湖，然自己儿女，万无令其叨扰外家之理，不独于心不安，亦于事理不顺。且令儿女依赖外家，绝非好气象。凡人贵自立，不宜使依傍他人作生活。英国人教养小儿女，一切必令小儿女自己支持自己，自小习惯，自然养成独立自治性质。此事不可姑息，以为儿女小，到学堂怕人欺。且在外家叨扰过久，大有竭忠尽欢之嫌；实属无以酬答恩慈，此事于我心极为不安。兹特寄上英国金镑十镑，照现在镑价，总可换百一十元以外（或百二十元外），请少奶从速将两儿分别送入学堂。至八月节，如学校假期中不好住，可令两儿暂寄居外家。如其可住，仍住学堂。以后总须入学校住宿读书。以上系我决定如此，少奶务须依我此信行事，且不可仍令儿女叨扰外家。（1909年6月20日致夫人俪鸿书）

　　依照此后杨毓麟写给儿女的信函判断，其妻应该依从他的决定将儿女送入学堂，或者就是“怀中叔祖”所荐之“规矩甚为谨严，办理亦得人”的周氏女塾（即周南女校前身）以及“功课亦好，管理亦为得法”的明德学堂。此可参见杨毓麟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０日致女函。

　　写给女儿克恭信中，除嘱咐女儿要特别留心算学、英文、体操等“西学”科目外，父亲的嘱托细腻到了琐碎的程度，他甚至会将如何正确称呼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叔舅诸亲、如何预防传染病的问题在信中一一向儿女交代清楚（分见1909年6月21日、1910年4月1日致儿函）：

　　汝到学堂寄宿后，自己须要切实学好做人，切实用功求学，不可在学堂内与同学诸人终日闲谈乱讲，不可与同学诸人闹意见。待同学诸姊妹宜格外客气，彼此以求学用功相勉励。见学堂监督教习，尤宜恭而有礼，恪守校训，不可违抗。一切日用饮食起居，须有一定规则，按照一定钟点。钟点是人生在世一件必须谨守的事，人无一定做事钟点，便是不能学好的凭证。（1909年6月20日致女函）

　　此函并以父亲的威严为女儿定下“规矩”：“平日除与诸女同学往来及休息往来外家请安外，不准汝与男学生往来，亦不准汝妄向别的人家行走”——这并非只是一种“时代局限”，时隔百年之后，倒是伦理生活已经“开放搞活”到无边无际的我们该多反思一番“男女有别”的意义与制约。

　　对儿子克念，除依然嘱咐“切实用心读书习算，极力学做好人”之外，更叮咛“世上道理多，事情多，无论是何等绝顶天才，不过晓得十万分之一，学得百万分之一”，必须“细心研究，切实履行，时时刻刻以扎硬寨、打死仗方法对待之”，“须知世上聪明好汉多得很，聪明好汉多，切实成一个有用的人者却不多。还是资质平常的人，切实用功，不成就用功有用人物不止，拼死去做，倒做得成一半”——此语深得湘人性格“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之精神真谛。尤当注意者，是杨毓麟此函除继续吩咐儿子不可抛荒“算学、英语、体操等要紧功课”之外特别长篇大论对于“中学”尤其“经书”的态度：

　　近日无知少年醉心欧化，一言及《四书》、《五经》，便有吐弃不屑之意，殊为大谬。此辈只知有欧洲，却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欧洲各国，现在中、小学校，每礼拜必须有数点钟讲解耶稣教《圣经》。……《五经》、《四书》为周秦以前政治、文化、历史、道德、伦理之荟萃，于世界各国中流传最古老之学说，实蔚然为一大宗者，而可弁髦土苴之乎？

　　此即我们的确见识了一个岳麓、城南、校经书院学子（并曾“中举”）的知识背景与价值判断。与此类似，《新湖南》中杨毓麟虽然对“乡愿陋儒”不假辞色，对“新学小生”同样嗤之以鼻。我们更再次窥见湖南作为“理学大省”在清末依然浓郁的修养与根基——《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一文中于此我已三致意焉。难怪杨毓麟写给女儿信中更特意强调“办事”之重要：

　　欲作国文好，必须熟读古人名作，尤宜用心向事情上切实考求事理之是非、办事之条理及说话之次第。知事理是非，知办事条理，不知说话次第、亦算不得好文章。若并事理、是非、办事条理之不知，只是放屁，不是作文。是非及条理不是在纸上读来的，却是读书后再要用心对一切事情上研求的。汝必知此，乃可读古文，乃可学作国文也。（1909年10月24日）

　　1910年4月1日致儿子克念函中，杨更严厉批评“中国各种小说”：

　　尤不可贪看无聊小说，耗损一生有用之精神，堕坏一生不可纤毫污损之道德。中国各种小说，皆于人生应有之知识，及应完具之道德，毫无裨益。而其引动人生不肖之思想及无耻之行为，则其力量大至不可思议，中国现在人心腐败，达于极点，皆只是此种小说魔力之结果，吾儿万万不可自误。

　　四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此语，的确“不可不猛省，不可不深思”。陈天华《绝命书》中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痛陈“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一切规则自矜，至于以报国为名而私德尽丧——这些话掩抑在清末民初的“主义”当中似乎很少被提及。然而，这些话与同为湖南人的“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中对留日学生种种不检点生活的刻骨描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陈天华之死与杨毓麟之死是否只有“为政治而死”一种解释？杨毓麟好友章士钊之后同样激烈的“转身”是否存在某种必然？

　　由大书特书《黄帝魂》闹退学搞革命的“小愤青”到留英归来一度职掌民国教育司，和彼时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意旨乖离，章士钊不肯曲学阿世以殉时风，一路走来骂名不断——“政治信念全变”，完全否定了自己从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开始公开抨击代议制，要求废弃旧国会与旧法统；鼓吹以农立国，反对工业化；鼓吹礼教复兴，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11月章士钊出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4月起兼任教育总长，直至1926年4月段氏下野，章也随之结束了为时一年半的从政生涯。这期间章所推行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政策，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却都遭到了全国上下特别青年学生的一致反对，“驱章运动”接连不息越闹越大，其最著名者自然是1925年8月“女师大风潮”。

　　所谓“锐意复古，反对新潮”、“以武力解散女师大，侮辱妇女人格”，章总长是站在“支持校长（即被鲁迅骂到狗血喷头类乎虔婆的杨荫榆女士）”的立场上的，于是“凡所措置，类属乖异”，诸多名校恨不能一致抵制章氏命令，脱离教育部管辖。“女师大风潮”差不多已由教育问题转化为政治风潮，成为当时北京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所在，章士钊本人亦陷入与全国教育界为敌之窘境。

　　遭受挫折若此，章士钊非但未放弃既定政策，态度更趋强硬。1925年8月底，在章氏主持下，段政府下达整饬学风令。10月底，教育部会议决议展开“读经运动”，规定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论语》等儒家经书。别看几十年后当下中国果然已在践履章总长决议大小顽童重新补课“三字经”，如此举若在当时，却只有更遭群起攻击的份儿。吴稚晖宣称“整顿学风宜也。顾章行严何人，足言整顿学风乎？足解散女师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鲁迅指出章士钊并非真信读经可以救国，不过以此欺人、便利其反动统治，其心可诛。11月28日北京工、学各界数万人召开国民大会，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要求段祺瑞下野，惩处卖国贼。接下来示威学生即转往章氏住宅：

　　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由笥而揓，无键与不键，凡服用之属无完者；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

　　各界群众又于次日捣毁一向同情章士钊言论的《晨报》馆——真真是一个动辄“激烈”的时代——其源头难道不该追溯晚清？不知曾经“激烈”的章总长此即是否曾有“作茧自毙、请君入瓮”之叹呢？

　　后世我人阅读历史的伤感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情绪狂热持续激动之下的青年学子，似乎少有人愿意知道或愿意记得，这位让他们必欲“驱之而后快”的“保守型”总长二十多年前（1903）同样“愿从天假杀人柄，豕尽中朝旧辈流”，其激进奔放乃至“暴力”倾向何尝在他们之下？他甚至发表过一篇《杀人主义》，要“借君颈血，购我文明”。

　　1903年4月，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的章士钊，因校方拒绝学生改良堂规要求事，毅然决然率领三十多名同学退学至沪，“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这批“小革命”中就有日后更以激烈著名的陈独秀。1903年5月章士钊受聘为《苏报》主笔，“当时宗旨，第一排满，第二排康”，“闹革命”闹得沸反盈天——谓予不信的读者敬请参阅章氏本人《黄帝魂》一文。甚至在《苏报》馆查封后，190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又创办了有“《苏报》第二”之称的《国民日日报》，同时设立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编印出版多种宣传革命和反满书籍、传单。章士钊也曾是“暗杀团”骨干分子，其同事自然包括杨毓麟、蔡元培。

　　然而，不久以后，章士钊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据说这跟“万福华刺杀案”后章士钊狱中反省有关，“才短力脆，躁妄致敌”，也算“血的教训”了。从“学书学剑错杂来”到“力脱党籍为书生”（章著《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他悟证了“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答吴稚晖先生》）。惟其如此，你才会明白，何以章士钊在东京能如此坚决拒绝加入“同盟会”，即使同盟会祭出“美人计”、让“近代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女公子吴弱男前去劝诱都未成功，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撮合了章、吴缔结婚姻。此后章士钊由“废学救国”转身一变而成“苦学救国”：赴日、赴欧……之间章士钊还经历了一个对西方宪政体制从神往到批判的过程（即其二次革命前后为岑椿煊充任谋士之时）。总之这个湖南人每次“翻边”都很彻底、也很固执。再之后的回归，就是如上这个“保守主义精英”了。

　　这就是根性，也更是修养，章士钊跟他的盟兄章太炎类似，无论他们曾经一度多么激烈宣称：“此辈学生，只须日习体操已足，凡考生洋奴所谓学问，了无用处，反而扰乱社会”——他们却始终都会再度成为读书人和“学问家”：他们深知“文化”不能“革命”。“文化”只有一脉相承、厚积薄发、春秋代序、生生不萎。

　　二十多之后，1925年章士钊回忆往事：“今试思之……（当年罢课学生）由此失学者过半，余亦未见别有所就。”看来，章氏对学生运动一直持有怀疑与反对的态度原本属于痛定思痛。何况，在章士钊看来，“五四”以后“学风之坏，已臻极地，国学垂绝，士德全无”，教员“植党构煽”，学生“荒学踰闲，恣为无忌”，以致“校纪日颓，学绩不举”，至使“道路以目，亲者痛心”。客观看来，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党”如下忠告何尝不佳：

　　时事之艰难，决非在校之学生所能普济。故学生爱国运动，只宜处变而不能处常，若必据为典要，尝试频频，恐将一面激起社会之反感，一面荒废学业。

　　实际上，章士钊此种反思行为在他1905-1911年陆续留学日本和英国时候已经开始，由极端的革命论转向平和的调和论：

　　十八年前，愚持极端之革命论，并主废学以救国。后亡命往东京，渐变易其观念，竟由废学救国，反而为求学救国。己因与革命老友握别，留学英伦，而极端之革命思想，变化不少。（《新时代之青年》，1919年11月）

　　章士钊深心以为中国现在“伦纪凌夷”，士不悦学，学风嚣张，再不及时加以整顿“邦基将沦无底”，故而才会采用较为强硬手段。至于女师大学生，也属“闺门稚质，少不更事”，既然“幼弱可怜”，则“且类有家督保人，交相维护”——这种“家长”口吻，激怒当年大张旗鼓的“女新青年”倒也正常。

　　1923年著于德国柏林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章士钊有言，“人言黑白吾不问，唯询报国究何如？由来功罪难此断，刀笔英雄本水炭”，后世我人阅读先贤著作，此意甚为关键，要不得将彼时人物因意见不同导致的笔墨官司一味当真，“报国”这一愿望往往对于敌对双方乃至几方都是真切的，至于具体意见合于实际或理想高蹈、急功近利或大而无当……则只能具体情境具体分析，皆以“因缘”现。同为“辛亥老人”的苏渊雷先生曾将章士钊“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反袁、不加入同盟会又冲锋在前”规约为真正的“独立精神”，不因私谊负公仇，确是发人深思的见地。

　　五

　　杨毓麟之死后七年、王国维之死前九年，民国初年还有一个人的死曾经惊动了国人的心：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济巨川先生自沉于京师积水潭——现在那个因“新三里屯”什刹海的烟柳繁华而著名的所在。

　　巨川身后遗书成扎，反复论证乃为“蓄志一死，殉义救俗”、“（吾之死）实痛乎继清者不行仁政以及民，重负夫有清逊位之美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敬告世人书·戊午年第壹》）

　　当此之际，后世我人难道不该对“主义”二字另生一种理解与敬畏？何谓“专以世道为主义”（《敬告世人书·戊午年》）？和杨毓麟类似，梁济对于“中西”优长并非没有的见，早在1892年，三十三岁的梁济即“留心时务，雅以西学为急”：“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1898年为次子焕鼎（即漱溟）开蒙，也是首选《地球韵语》以言世界大势而非寻常四书五经督课童子，更谆谆以教子弟出洋为言。这与他二十年后（1918）主动赴死之前慨叹“吾观一般无骨之人，对于国俗所尊信斥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断为中国必亡之真因，欲救此亡，当从心术根本上起。吾临死匆忙，虽反覆言之，犹未尽万分之一也”（《敬告世人书·戊午年第壹》）并无抵牾。厚道诚挚如巨川，晚清日记中对清朝政府“吾君吾相”之“并无真实忧勤之意”的怨怼之语在在皆是。

　　同样作为父亲，梁巨川选择主动赴死之前明言“我非不知世间有生可以行乐，求死实为至苦也”（《再告世人书》），然“所欲有甚于生者”，“至于不惜死以求寤人，或真见有不可终日之势”（《贻赵智庵书》），“做事不避迂拘，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别竹辞花记》），“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故虽有极可喜之家庭，而不敢恋，不能不牺牲快乐以明志，所以动世人之省察也”。所谓“国性”即“天理民彝，为圣道所从出者，是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本也”，大约仁义廉耻、诚敬忠信等皆是，“较之空言世界大同政治高尚徒夸目的反召纷纭者，其功用不可同日而语”。他安静地安排自己的死亡，自行“检点装殓衣物，安排客厅字画，备吊者来观，以求知我家先德”，他满含慈爱认证儿女孝顺有为、“我之家庭，真正雍雍熙熙之家庭也”，明己之自戕非出个人生活困顿，而是“发明正义”，他甚至细心安排好儿女各自归家时间、便于他们料理自己后事：“余见彼面，彼收吾骨。”（《敬告世人书·甲寅上半年》、《留示儿女书》、《戊午遗笔》）

　　梁济之死再九年之后，“奋身一跃”于颐和园昆明湖的王国维也是一位父亲，身后留有八个儿女，其中四个尚未成年。观堂讥讽乃至责备杨毓麟等人蹈海为“意志薄弱”之时，是否预料过自己居然在十六年后同样选择了自杀、甚至同样选择了自沉——鱼藻轩前的池水较之大西洋里的海水，无疑浅陋且浑浊，然而据说从入水到捞出只有不到两分钟时间我们就失去了当年“清华四导师”的首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观堂遗书之冷峻简洁，更在以上诸公之上。对于身后妻子儿女的安置，也更显冷静、甚至冷漠：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 父字。

　　观堂“奋身一跃”真就如此清淡通脱？弟子浦江清谓恩师“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难免为尊者讳的意味，读来万分牵强。实则浦氏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断制，才会在文末摇摆出“奔逝而去者，昆明湖万顷之洪波，而默然无以应我也”这样坐卧不安的纠结。

　　因为陈寅恪盖棺论定，“观堂之死”似乎也早成为一桩毋庸置疑的定案：所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其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遥想巨川先生“先自治，后自由，尤为要紧”（《贻赵智庵书》）之遗言，清末民初这番关于“自由”的思想认证与行为挣扎乃至生命搏击，真真令人不禁人琴之痛。

　　小观堂十岁却先观堂十六年而死的林觉民（1887—1911），“广州起义”就义之时年方廿四，传说最终决定将其处以极刑的两广总督张鸣歧亦因爱才浩叹“（林）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当年“三月念六夜四鼓”林觉民留给后世一封情真意挚的《与妻书》：

　　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卒不忍独善其身。

　　这“家书”兼“情书”荡气回肠，生气拂拂，至今读来才明白据说能用英文演讲、通晓日语、德语的“美少年”性情根本却依然是鲜明的儒家“民胞物与”、“兼济天下”、“推己及人”的根本立场。这封信的接收人、彼时身怀六甲的林妻陈意映哀伤于对丈夫的思念不久郁郁病亡。民国元年（1912）2月11日林父孝颖在福州白塔寺为子发丧。3月福州召开“黄花岗烈士追悼会”，老父感于同乡林秀军“晚风吹梦作秋凉，浴血何来痛国殇。肯为艰难双束手，不胜哀怨九回肠”之挽诗，和以“赵佗台迥北风凉，藁葬荒丘半幼殇。一死自酬他志愿，初闻直碎我肝肠。黄花吊客倾铅泪，白发哀翁对影堂。东海明年樱再放，君行应念旧同裳”，并亲写《挽子》一联：“汤武非圣人，千古相传谬论；彭殇同一视，而翁何爱残年。”勉自豁达之外，暮年丧子的无限伤感又怎能轻松。

　　毫无疑问的是，清末民初这些出于不同“政治”而有类似“主义”自愿赴死的人们，其实都是一些正直、善良、严于律己、刻刻反省乃至对他人与社会充满爱心的人。惟其如此他们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国人之道德心本薄弱，欲其办事诸人耐劳耐苦，洁己奉公，顾全大局，为社会增幸福者，恐不多觐”、“吾辈丁斯时也，厌世主义未可形于言，并不可存诸心，尚有大责任在也”（禹之谟《与泽、蔚二弟书》），类似的痛切，杨毓麟系列著述例如《论道德》、《新湖南》都有反覆申诉。“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第七十六章）。“爱如生样柔弱”，“爱”只有如此柔弱、只能如此柔弱：面对现世的坚硬，“爱”的具体践履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依然是个必须深谋远虑的抉择。

　　秦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