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惟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前去祈祷一番的。
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
我一点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乞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
我祈祷他起码再活10年,不病不瘫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健康情况看来,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10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
对于一个48年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如果有上帝、佛主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宁愿,决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病了一大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10来岁的哥哥,于是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但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之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后,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时,我连最后一点也嚼在了嘴里。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地软化,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那一种恨,可以说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这么祈祷:上帝呵,让他死吧!并且,毫无罪过感。
千真万确,我是多次憎恨过我的哥哥。
文/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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