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包有点“囧”

  • 来源:计算机世界
  • 关键字:电子书包,孔子,教育信息化
  • 发布时间:2012-07-25 11:38

  “亲师友,习礼仪?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在树荫掩映的教室中,小同学们正在上国学课,在每个孩子的小书桌上,除了《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传统的启蒙读物之外,还规规整整地摆着笔记本电脑。教师讲解完毕,孩子们就把自己的感想录入电脑盘,接下来则用它与老师互相进行问答,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起来,小小的国学课堂顿时欢快热闹起来,有的同学甚至一直站着,不断要求回答问题,让人浑然忘却了昔日那粉笔、黑板、教科书、笔记本与填鸭式教学的搭配。

  上述的情境来自深圳卓雅小学三年级一班的一堂“一对一数字化教学”公开课,同学们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的场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近乎扭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家长和孩子的胸口。与此同时,学校还在为如何因材施教而纠结。能像卓雅小学这样开展师生互动、个性化教学的新型教学方式的学校,还是属于少数。

  正是由于这种纠结,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载体,电子书包走向了台前。但电子书包并不是简单的“把书放进电脑”,而是新的教育理念和新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新教学模式。

  充当教育信息化排头兵

  走进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的教室,记者发现每张课桌 都“暗藏玄机”。与传统课桌不同,学校专门定制了课桌,课桌底部固定在地面上,桌面可以折叠并形成盖板,在桌面和抽屉之间还有一个5厘米左右高的夹层,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作用?

  随着上课预备铃声响起,学生们鱼贯而入,他们从书包中拿出不同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夹层中,接通电源,再将盖板合上,拿出文具和书本准备上课。答案原来就在这里。

  朝阳实验小学主管信息化的副校长李颖告诉记者,学校对教室进行改造,就是要方便每个学生更安全、更便捷地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辅助教学。

  李颖认为,数字化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开放式、个性化的教学,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不同需求,真正做到将课堂还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学习的互动性和教育资源的积累是数字化教学需要重视的两个方向。

  “用笔记本电脑参与到教学中,做起来并不难。以英语课为例,英语学习中有很多标准化试题,传统教学模式下,‘出题——做题——判分——分析试题’,一次测试可能需要两三节课的时间,但是在数字化教学模式下,老师出试题后通过网络实时推送到学生的笔记本电脑中,学生做完后,系统第一时间就能将测试成绩统计出来,老师可以实时了解哪些题是错题率最高的。由于反馈及时,老师还可以在当堂讲解该知识点,而错题率较低的则可以针对少数出错的学生进行单独辅导。此外,系统还会针对每个孩子具体出错的知识点自动出相关知识点的试题,进一步强化学习,这样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利用课堂时间,同时,教学的针对性也提高了。”李颖表示,其他主观题较多的科目,如语文、美术等,也都摸索出一套适合本科目的教学模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数字化的教学模式,李颖表示:“我们需要把握学科的本质,采用学科试用原则,数字化教学模式主要还是一种教学工具,成功与否要看如何使用。”

  李颖告诉记者,以常规课程的成绩来说,采用数字化教学的实验班的成绩并不是特别拔尖。“但在日常学习观察中,实验班的学生在创造能力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上比传统班要强,另外,实验班的学生也表现得更为自信。”

  另外,相对于一些家长对学生上网的担心,李颖认为电子书包需要具备智能性,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要达到对学生客户端的可控,“开放并不等于不可控,电子书包的终端要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版本,教师端可以管理学生端,这应该是电子书包必须具备的功能。”

  目前,朝阳实验小学一、二年级已经全部采用数字化教学的授课方式,以此实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基础教育求变

  在当前教育环境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是学生,而电子书包这一类教育信息化工具,就是要扭转那种“老师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学习”的教学模式。

  在2012年5月举办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研讨会上,英特尔公司新兴市场合作部服务及内容总监汤姆·伯恩斯对《计算机世界》报记者表示:“像电子书包这样的新兴教育信息化产品,绝不是硬件的简单组合,也不是简单的资源整合,而是教和学方式的变革。”

  在第二届PISA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上,针对全球中小学生的教育能力和读写基本能力的测试中,中国和芬兰名列前茅,从上海几个学校测试的结果来看,中国学生读写算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普通中小学生。但学生解决问题、独立思考、团队协作、项目管理,以及对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学习和自主吸收的能力却无法用测试的方式量化衡量。正如李校长所说,现行的基础教育,由于教育资源的紧缺,很难做到针对每个学生的因材施教。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新技术、新媒体的驱动。

  的确,将教育信息化作为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有力引擎,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环境和手段的革新,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对学生的思辨、协作、沟通、创新、解决问题、敢于尝试等能力产生影响,这一前提,促使我国教育界重新审视教育的目标、理念和方法论。由此出现的新型教育模式,正在试图对教学内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方式进行改革。

  2011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规划》第一次将 “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列入“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指出,通过电子书包及配套资源数字化工程提高教学资源重复使用率,推动节能减排,形成内容丰富、互动性强、易于学生使用、符合青少年阅读习惯的数字教学出版体系,推动电子书包的发展。

  北京市教委信息中心章波(化名)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早在10年前,中国就开始关注电子书包的应用。教育主管部门在北京、上海等4个城市试用了第一批电子书包,从PDA(掌上电脑)、电子词典,逐步发展到现在利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本或平板电脑为终端载体,集电子化教材和多种教育资源为一体的模式。

  2010年,上海市虹口区8所学校进行电子书包试点项目,2012年闵行区由区主管部门牵头,对所辖区域的部分中小学进行区域性试点,此外,北京、广州、南京、宁波、陕西、山东等地也都开展了电子书包的试点项目,对数字化教学模式进行实验和研究,研究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综合活动等多门课程。

  关注书包的

  内容

  基础教育求变要从学生的书包开始,曾有业内人士将电子书包定位为传统教学的重大变革,并对电子书包的作用给予了厚望。专家认为,随着IT技术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长和学生对电子设备应用的接受程度和操作能力都不断提高,电子书包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但电子书包在国内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 章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虽然这么多年来,政府以及教育机构一直在关注电子书包在教育行业的可行性和进展情况,但目前电子书包项目在国内的推广还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闹,甚至极少有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进行区域性大范围试点,这是因为电子书包所凭借的IT技术本身和相关应用都存在着现阶段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电子书包的推进或许可以将学生从“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中解放出来。但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给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更好的基础与更大的学习空间还需要前提条件,电子书包首先要实现设备完善以及内容丰富。

  前不久,一项针对上海一所电子书包试点学校的家长问卷结果显示,家长所反馈的电子书包使用情况喜忧参半,其中原本家长以为电子书包会为学生减负,但是单从书包的重量来看却是有增无减。另外一方面,像数、物、化等讲求逻辑推理的理科,电子书包中可选择的课件资源很少,碰上需要用虚拟学具进行实验论证的物理、化学科目,电子书包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对此一些教师也是抱怨连连。

  目前,现有的电子书包中各类教育平台上的资源,多是全国版和外地教材的配套课件,这些资源对上海教师来说并不适用。

  上海市闵行区教委信息中心祝辉(化名)告诉记者:“上海市的情况和其他一些地区不同,由于上海市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是本市编纂的,使用区域小,因此一些电子书包厂商不愿意对本市教材进行开发,成本太高。”

  据了解,电子教材的开发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一位ISV无奈地告诉记者:“一些版本的教材开发授权费用很高,有些仅仅一本教材一年的授权费就高达几百万元,这对于目前还不成熟的电子书包市场来说成本太高,不得已,我们只能先选择一些教辅做开发。”而由厂商提供的教育资源包,虽然包括了与课本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素材,但和一线教师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

  上述这些原因迫使上海市一些试点学校的老师不得不花费成倍的备课时间,根据上课需要,自己上网搜集教学资源,自己挑选编辑拓展阅读材料,自己整合课件。因此,在衡量再三下,试点班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应用电子书包,有时甚至一整节课都用不到。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推广的电子书包应用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是学习终端,也就是学生学习用的“电脑设备”,它既是一个具有读写功能的书包,又是一个即时交流工具;第二是与终端相连的网络服务平台。它提供学生学习的数字资源和管理平台,同时也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专家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第三是丰富的电子教材,即要有大量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提供给学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还有一支优秀的课程资源建设的队伍,对不同教师、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进行甄别和选择,确保网络服务平台上的资源都是优质的;第四是数字出版业的跟进。

  电子书包互动性、开放式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助益良多,但是开放学习也给学生带来了不大不少的麻烦,其中,对信息资源的筛选整合是最大问题。上海闵行中学一学生反馈说电子书包的阅读量太大,“材料呈几何级数增加,有些我需要的文章却很难一下子找到,而且不敢长时间盯着看,不然眼睛受不了。”

  资源整合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电子书包的内容。北京凌鸿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子海对《计算机世界》报记者说:“随着应用的深入和成熟,电子书包的优势将更多体现在学生学习资源和教师授课资源上,未来电子书包将对教师教学起到内容支撑的作用。虽然互联网是最大的资源库,但是这些资源未经筛选,学生容易在海量的信息中迷失。资源整合和内容筛选很重要,但是这些海量内容中到底有哪些是教师、学生真正要用的?哪些是学生在学习这一知识点时需要去参照的相关知识点?我们所做的内容资源的深加工,是将很多与教学相关的资源、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在专家团队的支持下,我们在课标要求的基础上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将电子书包真正地服务于教育。”

  章波表示:“中国现行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教材都是由若干位专家学者经过若干轮研究论证才编撰完成的,而电子书包所推行的开放式教学需要大量的内容资源,这些内容要想为教学所用,就必须经过教育专家的多轮审核和整理,以保证其严肃性、权威性、正确性,以及满足在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学要求。但这方面的工作是个大工程,需要由政府牵头,整合各方面资源。”

  从国家制定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来看,教育信息化的核心主要是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而不单单是把信息技术当做一种工具。信息技术主要是培养学习者掌握各种能力,而不是提高分数。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蒋鸣和

  电子书包发展历程

  2012年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新一代电子书包Tapkid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它专为学生订制,将外观、便携、坚固耐摔和电池耐用结合在一起,能经受千次5kg重力碰撞,可以应对生活中的意外掉落或运输过程中的跌落等问题。

  2009年7月下旬,汉王科技联合英特尔,推出了一款专供学生使用的基于电子墨水技术的“汉王电子书包”。此后,联想、戴尔等公司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电子书包使用的实践和探索,如戴尔公司的“互联创造未来”项目等,都取得了一些应用经验。

  2009年6月,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计划分阶段让加州州立的各级学校舍弃传统纸质课本,转而让学生使用电子书包;无独有偶,据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马来西亚登嘉楼州政府向州内324所小学的2.5万名五年级学生免费提供电子教材。

  2007年,英特尔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目引入中国。目前,全国已有近1000所中小学部署了(或正在部署)这一项目。2011年7月,英特尔公司宣布,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师培训计划在中国率先启动,帮助教师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下,加强互动教学及整合信息技术技能的培养,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交互式的全新教学模式。

  2003年,中国香港10 所小学正式推行“电子书包”试验计划,经过一年试验,“电子书包” 计划效果良好,开始向全港1000 多所中小学推广。同年,上海金山区金棠小学开始试用电子书包代替传统书本教材。

  1999 年,新加坡政府在德明中学试用了163个电子书包;2001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在吉隆坡及周边地区的200所中小学试验推广电子书包;随后,中国教育部在北京、上海等4个城市试用第一批电子书包,这个阶段电子书包的硬件基本上是基于PDA(掌上电脑)的模式。

  标准缺失、价格偏高、教学资源不丰富??电子书包的发展一直面临各种难题考验,短板不补,推广难继。

  六大短板制约电子书包

  ■ 本报记者 赵东

  2012年6月,北京东城区某小学沉寂了两年的电子书包项目似乎有了些许眉目。据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早在2010年就敲定了的电子书包试点项目因种种原因搁置了,两年后的今天又因为种种原因再次启动,这其中的“原因”很难不令人遐想。

  目前,业内普遍意义上的电子书包是一种学校课程教育的内容、方式与电脑技术、网络技术、无线蓝牙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包含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计算机和宽带设备,软件主要是教学系统软件、网络教育平台、电子教材和教材课件。学生上课用的课本、作业本等全部作为电子文件植入电子书包,学校的教、学、考试、班级管理、校园管理等都将包含在电子书包内。

  但是,电子书包的推广一直面临着各种难题,例如价格偏高、硬件比较单一、网络平台尚未搭建完善、教学资源不够丰富、推广渠道不畅、标准缺失和教育观念制约等,这些难题都成了电子书包广泛普及的瓶颈。

  缺乏行业标准

  电子书包行业标准的缺失是首当其冲影响电子书包发展的难题。事实上,电子书包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早在10年前,国内教育界就开展了相关应用。2003年,至少有50个国家计划推广“电子书包”。但是,到底什么是“电子书包”,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

  由于电子书包的硬件终端和课件资源的文件格式都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国内正规的数字化图书馆或电子书厂商大都采用自己专用的电子书文件格式,如果读者打算开始阅读电子书,那么首先要面对一大堆不同的格式,诸如方正ceb、书生sep、超星pdg、知网caj、adobe pdf,以及亚马逊azw等,且这些格式彼此间通常互不兼容,这就导致读者从一家网络书店买来的电子书,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其他电子书阅读器上使用。从长远发展来看,标准的不统一不但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会严重制约电子书包的发展。

  电子教材不够丰富

  现行的植入电子书包的电子教材还没有充分发挥网络教学的诸多优势,有些教材甚至仅仅是纸质教材的翻版,与纸质教材的内容、版式没有多大差别。

  电子书包所使用的电子教材需要适应网络化教学的需要,能够实现顺畅展现教材内容。但是,从目前的教材设计看,音频、视频、动画等内容都是以热链接方式出现的,在教学过程有时会出现死链接的问题,使得教学不能顺畅进行。

  基础建设不完善

  虽然,国内校园网落的建设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地教育主管机构还推出了“班班通”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目前的校园网带宽还一时难以满足电子书包的要求,上海虹口区试点学校有时会出现网络拥堵问题。在台湾的一些实验学校也出现了网络带宽不够的问题。

  此外,记者走访了北京周边一些区县中小学,特别在一些远郊区县教育信息化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例如有些学校的班级即便配备了电子白板,但因白板质量问题难以投入教学中使用。

  资源整合难度大

  电子书包教学需要庞大的网络教学平台的支撑,现在国内的网络教学平台建设还很不完善。从需求方面讲,电子书包所依赖的网络教学平台需要提供教师备课的所有参考资料,学生学习、做作业需要的全部参考资料,甚至包括学生家长需要的参考资料。现在一些出版社的电子教材被装进了电子书包,但是,却没有建立相应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师备课、学生学习要自己“漫山遍野地寻找”,很不方便。

  终端设备不完善

  目前,电子书包终端价格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不等,而我国在校中小学生有近2亿人,如果政府给每个学生都配备一台电子书包,这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支,而如果这笔费用由学生家长出,对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家长来说将是天文数字。

  除了终端设备费用的问题,设备展现效果与健康安全的问题也凸显。iPad等背光彩屏设备可以很好地展示教材的丰富多彩,以及视频、动画等效果,但长期使用是否会影响学生视力,一直是家长担忧的问题;而电子纸技术虽然环保、健康、省电,但其展现能力有限。在硬件的耐用性等方面,当前的设备也有很多问题。

  教师职能转换难

  在这种由电子书包所创设的新型信息化学习环境中,学生成了学习的主体,是自主探究者、问题解决者、知识建构者、协作反思者。教师需要学会适应这种关系的改变,把机器最擅长的事情给机器做,把人最擅长的事情留给人做。电子书包的推进,需要从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进行改革。

  当然,现在大量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对电子信息化教学技术不熟悉,存在有抵制心理。尤其是一些40岁以上的教师,要求他们熟练使用电子书包,需要大量的培训工作,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教育部门的投入能否跟得上也会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在偏远农村,教师连基本的电脑知识都很缺乏,让他们使用电子书包教学恐怕一时难以办到。

  采访手记

  化名的尴尬

  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多数受访人虽然在采访中侃侃而谈,但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甚至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听说采访内容涉及电子书包,马上三缄其口。

  这些不愿意“露脸儿”的受访者大多为各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力人员,“化名”的尴尬凸显出这些受访者对于电子书包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触及改革这个敏感话题的顾忌。

  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曾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随着电子书包应用的逐渐成熟,中国基础教育中常规的教与学的模式势必发展变化,这个过程中,电子书包等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应用将发挥其正能量。

  在记者看来,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是将优质的素质教育资源进入课堂,不是用信息技术来强化素质教学,而是要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变革,而电子书包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到底是什么让这么多受访人要用化名?也许正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高考在内的教育方法及模式正在逐步完善,但目前教育行业仍面临课堂教学方式转变、教育均衡发展,以及素质教育改革等种种挑战。考试并不是检测人才的惟一途径,成绩也不是衡量人才的惟一标准。面对未来社会对综合人才提出的更高需求,作为自古就尊教重德的大国,如何对教育方式进行完善,如何对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进行培养,已成为过去10多年来中国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文/赵东)

  本报记者 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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