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研究的热潮

　　在此后的十年间，课题组在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的主持下，汇集了国内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的40余名学者的研究力量，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现代新儒学研究以该课题为中心逐步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开始重新起步，为以后的工作开启了风气之先，由此揭开了新的发展序幕。现代新儒学在经历了30多年沉寂大陆，漂流港台和海外的艰难处境后，回到自己的母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传播。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变。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学热”背景下新儒学研究的热潮。

　　80年代的“文化热”到了90年代，发展成为“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人们对儒学的热衷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国学热”便集中体现为“儒学热”。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讨论发生了从否定到肯定的根本性转变，肯定儒学价值的声音成为主流。

　　1989年10月，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围绕“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这一中心议题，对孔子思想及其评价、儒学的内在结构及其基本精神、儒学的发展演变、儒学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学术性的讨论。这次会议没有了以往激烈批判的论调，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1992年，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明确将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作为宗旨，围绕“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与东南亚经济发展”、“儒学的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三大主题，集中讨论了儒学与现代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会上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积极评价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声音。

　　1994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主办“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国内和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300个代表，中国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重要人物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在本次会议上宣布成立。会议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儒学与二十一世纪》一书，深入而广泛地探讨了儒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在21世纪将要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次会议的召开将肯定儒学价值的声浪进一步推向高潮。同年，学术辑刊《原道》创刊。这是一本以宣扬国学为主旨的刊物，集中讨论“传统与现代”、“中体西用”、“文化重建”等问题，积极认同儒家文化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的立场。这一刊物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

　　在这种形势下，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持乐观态度的观点在大陆广泛流行。“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纪儒学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2]，儒学“是现代化文明的医师”。[3]这些观点成为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声音。

　　造成这轮“儒学热”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到平稳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整个社会稳步向前推进。儒学正是这样一种能够在社会稳定时期发挥作用的学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只有在社会的安定时期才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处境与社会性变革的起落确有不解之缘，每至变革之际，儒学不是被贬，就是遭遇冷落。直至社会度过变革进入平稳运行之期，才又逐步被起用，以至重获显学地位。”[4]儒学的凸显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机缘。

　　其次，90年代是影响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中国大陆的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对在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进行质疑。在西方文化中，人与神是对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西方社会由信奉神权至上转为人类中心主义，而脱离了神性的人类却堕落了，导致了物的泛滥和精神的异化。人类的内心遭遇着孤独、苦闷、冷漠等心理危机。在经济、科技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人类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和肆意践踏，致使自然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开始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儒家观念中的人性与神性是相互包含的。儒家重视人的生活世界、日用伦常，但不消解“天”的神圣性；儒家主张对“天”的敬畏，但也不否认人可以通过对信念与信仰的追求达到至诚如神的境界，实现精神的超越。人和神正是在这种包容中实现了“天人合一”。因此，儒学既可以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配合，也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丰富人格品质，帮助人类解除烦恼，探寻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儒学的有机整体人本主义是一个把人带到既能与自然又能与天（价值源）互接交流的世界中心，并使人成为现实世界与机器世界两者的主人的合理方案。”[5]这种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呼应。可以说，儒学能够实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的统一，对于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儒学热”的推动，现代新儒学被提上研究日程。这一时期，现代新儒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于1989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和《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此外，还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包括人物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系列共十余册。其中，人物研究系列于1993年至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五册，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张君劢、贺麟为重点研究对象；专题研究系列于1992年至1994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八册，问题主要涉及儒学的现代转折、新儒家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佛学的关系等。课题组的20余名主要成员陆续另行出版相关专著10余种，发表相关论文300余篇。以上研究成果对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主要人物作了客观、公正、平实的评介，在大陆、港台和海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代新儒家课题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意味着将80年代的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今中外哲学文化的性质、特征等进行一般性的议论，而是将重点从抽象的、一般性的讨论转向具体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部分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研究新儒学的学术成果，但更多的是关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将第一、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作为研究的重点，出版了一系列的全集、论文集、人物评传、思想评传等，在资料的整理和义理阐释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大陆学者关于现代新儒家课题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界对儒学的整体看法，推动了儒学复兴呼声的高涨，影响着人们从对儒学无意识的偏好变成有意识的提倡，尤其是一些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从原来的研究者的立场自觉地转到现代新儒学的立场，成为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重要号召者和推动者。

　　参考文献：

　　[1]刘雪飞.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现代新儒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1.

　　[2]郭齐勇.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现代意义[C].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与廿一世纪（上）.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674.

　　[3]李耀仙.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