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浮沉30年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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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4-13 12:02
望着荣氏家族第三代翘楚荣智健离去的背影，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在过去的100年里，荣氏家族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所有历史性变局，并在每一种格局下都显示出高超的生存智慧，而这一次，为什么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妙？
4月8日，中信泰富(00267.HK)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已辞任公司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对此，熟悉内情的人士并不意外，香港《明报》更在去年11月就断言，“荣太子时代”结束了，中信泰富将与荣氏渐行渐远。而在过去的30年间，荣智健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好相反。
自有资金起家
30年前，荣智健奉父亲荣毅仁之命、只身到香港闯天下。《荣毅仁》传记里写道：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时都合营给国家了。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以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以后还是他的。荣智健把这600万领了就在香港起家了。
可以说，荣智健能够拿到这600万元，得益于香港的财产保障制度。
后来，荣智健用这笔钱的一部分入股其堂兄弟创办的爱卡电子，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入，荣智健在爱卡的股本逐渐从1/3增加到60%。据悉，出售爱卡公司时，荣智健个人投资收益是56倍左右。
在经营爱卡的同时，荣智健用爱卡电子产生的利润，1982年在美国创办了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一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荣智健原来的200多万美元投资一下子便增值了40倍。后来，他卖掉拥有的这家公司的六成股权，携带资金回到香港。到了1984年，荣智健的财富已增至4.3亿多港元。
1986年对荣智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香港有评论说，这一任命意味着对中信资产的分拆，为荣氏家族留下一条“退路”。
上任后，公司独特的政治背景给荣智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当时，中信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中信香港公司则被称为“窗口里的窗口”。
荣智健上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1987年，香港股市、地产及世界航运业尚处于低潮，收购之前，为了说服董事会成员，荣智健花6个月时间做调研，北京总部在听到他的汇报之后，不到5天就批准了，国务院为此借贷8亿港元，作为中信香港的运作资金。可见荣智健行事之缜密。本次运作确立了中信泰富与荣智健在香港商界的地位，让香港开始领会到“红筹”企业的力量。
走向“荣氏”中信泰富
借助“红筹”概念，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频繁出手。1990年，中信香港以5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46.3%的股权。收购港龙之后，荣智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而港龙航空则变成了国泰航空的子公司。
香港中信最庞大的一项投资，是于1990年以逾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两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1989年底，中信香港以3亿多港元的代价收购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并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中信香港成功收购泰富发展后，于1991年将其更名为中信泰富。中信泰富自此成为中信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增发3亿多股新股给中信香港，用于收购中信香港持有的国泰航空股份。
当时正处于香港 “回归”前夕，中国经济形成新一轮开放潮。虽然荣智健行事西化，但大多数香港人仍然把他与他父亲一样当作红色资本家。那时，包括李嘉诚在内的香港富商乐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借此机会，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增发3亿多股新股给李嘉诚等香港富豪。
1992年，中信泰富开始其第二轮资本运作。1990年代初，荣智健和李嘉诚说服恒昌的大股东，让其将股份卖给了自己、中信和李嘉诚。据说，在这次交易中，荣智健个人赚了8000多万港元。1992年中信泰富向公众增发新股时，他就用这笔钱，以和广大投资人一样的价格，认购了3000万股中信泰富股票。
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1996年12月，中信香港向中信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当时市场价格40多港元)。荣智健又以和广大管理层一样的价格，买了2.9亿股股票。
据说，荣智健当时巧妙地利用了“97香港回归”的大势，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让当时的中信集团掌门人王军相信，放股于管理层，可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能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由于荣智健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中国政商两界出名的铁腕人物，两人的关系一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荣智健一方面想借助中信的独特地位加快发展步伐，同时又想自立门户。
香港媒体评价，此次动作等于“分家”。实施管理层持股之后，尽管中信香港仍然是中信泰富的第一大股东，但在投资者眼里，中信泰富“红筹”的色彩已逐渐淡化，随着香港进入后回归时代，中信泰富沟通香港富豪与内地的桥梁作用也失去了意义。此后由于中信旗下的中信国金、中信21世纪、中信资源等香港上市公司群的崛起，中信泰富在中信集团内的地位也渐趋弱势。
两次金融危机中走向逆转
但自由自在、独立发展的日子并不能维持多久。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当然，荣智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也在此期间借助股价波动机会增持中信泰富。
荣智健逃过一劫。
但10年之后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让荣智健再次落难。2008年10月，中信泰富身陷外汇交易丑闻：因收购西澳洲铁矿项目，于2008年7月签订多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后因澳元大幅贬值跌破锁定汇价，令公司在3个月间录得8.07亿港元的实际亏损及147亿港元的账面损失。
在身边人的眼中，荣智健不擅长力挽狂澜，他更不是铁腕式的人物，所以，当时荣智健在简单地对投资者“有所交代”后，便迅即飞往北京，向中信集团求援。据媒体报道，在坐落于北京长安街建国门东侧的中信大厦，66岁的荣智健拜会了中信集团的主要高层人物。一位当时在场的中信集团人士告诉记者，荣智健表情泰然，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慌乱”。
此前，一位香港记者曾经问过王军对荣智健的评价。王军说：“他做任何大的事情都会告诉我，我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干预，他在生意上的眼光很好，所以他的建议我很少会不同意的。”所以，此事发生后，有媒体发问：时至今日，不知王军会否仍然认为荣智健做生 意眼光好？也不知投资澳元外汇一事，中信集团是否知情？
更有专业人士进一步追问：中信泰富为什么在澳币/美元汇率达0.95接近顶峰之际签订合约？根据披露资料，西澳洲铁矿项目未来两年内需要的现金流总额仅为大约20亿澳元，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的名义价值何以达到上述总额450%——达到90亿澳元？对冲外汇风险何以不选用常用的一系列外汇远期合约或掉期合约，却选择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Accumulator累计股票期权合约？
不管怎样，荣智健的求救生效了。11月，中信泰富发行116.25亿元可换股债券给母公司中信集团，换股价每股8港元，中信集团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
不过，这离荣智健出局也就不远了。据悉，辞职后的荣智健不排除会有牢狱之灾。“两次金融风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都栽进风暴眼里，1998年1月那一次令他元气大伤，10年后这一次，也许令他没有退路。”业内人士如此唏嘘。
《投资者报》记者 任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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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中信泰富(00267.HK)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已辞任公司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对此，熟悉内情的人士并不意外，香港《明报》更在去年11月就断言，“荣太子时代”结束了，中信泰富将与荣氏渐行渐远。而在过去的30年间，荣智健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好相反。
自有资金起家
30年前，荣智健奉父亲荣毅仁之命、只身到香港闯天下。《荣毅仁》传记里写道：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时都合营给国家了。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以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以后还是他的。荣智健把这600万领了就在香港起家了。
可以说，荣智健能够拿到这600万元，得益于香港的财产保障制度。
后来，荣智健用这笔钱的一部分入股其堂兄弟创办的爱卡电子，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入，荣智健在爱卡的股本逐渐从1/3增加到60%。据悉，出售爱卡公司时，荣智健个人投资收益是56倍左右。
在经营爱卡的同时，荣智健用爱卡电子产生的利润，1982年在美国创办了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一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荣智健原来的200多万美元投资一下子便增值了40倍。后来，他卖掉拥有的这家公司的六成股权，携带资金回到香港。到了1984年，荣智健的财富已增至4.3亿多港元。
1986年对荣智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香港有评论说，这一任命意味着对中信资产的分拆，为荣氏家族留下一条“退路”。
上任后，公司独特的政治背景给荣智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当时，中信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中信香港公司则被称为“窗口里的窗口”。
荣智健上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1987年，香港股市、地产及世界航运业尚处于低潮，收购之前，为了说服董事会成员，荣智健花6个月时间做调研，北京总部在听到他的汇报之后，不到5天就批准了，国务院为此借贷8亿港元，作为中信香港的运作资金。可见荣智健行事之缜密。本次运作确立了中信泰富与荣智健在香港商界的地位，让香港开始领会到“红筹”企业的力量。
走向“荣氏”中信泰富
借助“红筹”概念，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频繁出手。1990年，中信香港以5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46.3%的股权。收购港龙之后，荣智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而港龙航空则变成了国泰航空的子公司。
香港中信最庞大的一项投资，是于1990年以逾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两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1989年底，中信香港以3亿多港元的代价收购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并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中信香港成功收购泰富发展后，于1991年将其更名为中信泰富。中信泰富自此成为中信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增发3亿多股新股给中信香港，用于收购中信香港持有的国泰航空股份。
当时正处于香港 “回归”前夕，中国经济形成新一轮开放潮。虽然荣智健行事西化，但大多数香港人仍然把他与他父亲一样当作红色资本家。那时，包括李嘉诚在内的香港富商乐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借此机会，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增发3亿多股新股给李嘉诚等香港富豪。
1992年，中信泰富开始其第二轮资本运作。1990年代初，荣智健和李嘉诚说服恒昌的大股东，让其将股份卖给了自己、中信和李嘉诚。据说，在这次交易中，荣智健个人赚了8000多万港元。1992年中信泰富向公众增发新股时，他就用这笔钱，以和广大投资人一样的价格，认购了3000万股中信泰富股票。
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1996年12月，中信香港向中信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当时市场价格40多港元)。荣智健又以和广大管理层一样的价格，买了2.9亿股股票。
据说，荣智健当时巧妙地利用了“97香港回归”的大势，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让当时的中信集团掌门人王军相信，放股于管理层，可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能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由于荣智健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中国政商两界出名的铁腕人物，两人的关系一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荣智健一方面想借助中信的独特地位加快发展步伐，同时又想自立门户。
香港媒体评价，此次动作等于“分家”。实施管理层持股之后，尽管中信香港仍然是中信泰富的第一大股东，但在投资者眼里，中信泰富“红筹”的色彩已逐渐淡化，随着香港进入后回归时代，中信泰富沟通香港富豪与内地的桥梁作用也失去了意义。此后由于中信旗下的中信国金、中信21世纪、中信资源等香港上市公司群的崛起，中信泰富在中信集团内的地位也渐趋弱势。
两次金融危机中走向逆转
但自由自在、独立发展的日子并不能维持多久。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当然，荣智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也在此期间借助股价波动机会增持中信泰富。
荣智健逃过一劫。
但10年之后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让荣智健再次落难。2008年10月，中信泰富身陷外汇交易丑闻：因收购西澳洲铁矿项目，于2008年7月签订多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后因澳元大幅贬值跌破锁定汇价，令公司在3个月间录得8.07亿港元的实际亏损及147亿港元的账面损失。
在身边人的眼中，荣智健不擅长力挽狂澜，他更不是铁腕式的人物，所以，当时荣智健在简单地对投资者“有所交代”后，便迅即飞往北京，向中信集团求援。据媒体报道，在坐落于北京长安街建国门东侧的中信大厦，66岁的荣智健拜会了中信集团的主要高层人物。一位当时在场的中信集团人士告诉记者，荣智健表情泰然，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慌乱”。
此前，一位香港记者曾经问过王军对荣智健的评价。王军说：“他做任何大的事情都会告诉我，我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干预，他在生意上的眼光很好，所以他的建议我很少会不同意的。”所以，此事发生后，有媒体发问：时至今日，不知王军会否仍然认为荣智健做生 意眼光好？也不知投资澳元外汇一事，中信集团是否知情？
更有专业人士进一步追问：中信泰富为什么在澳币/美元汇率达0.95接近顶峰之际签订合约？根据披露资料，西澳洲铁矿项目未来两年内需要的现金流总额仅为大约20亿澳元，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的名义价值何以达到上述总额450%——达到90亿澳元？对冲外汇风险何以不选用常用的一系列外汇远期合约或掉期合约，却选择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Accumulator累计股票期权合约？
不管怎样，荣智健的求救生效了。11月，中信泰富发行116.25亿元可换股债券给母公司中信集团，换股价每股8港元，中信集团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
不过，这离荣智健出局也就不远了。据悉，辞职后的荣智健不排除会有牢狱之灾。“两次金融风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都栽进风暴眼里，1998年1月那一次令他元气大伤，10年后这一次，也许令他没有退路。”业内人士如此唏嘘。
《投资者报》记者 任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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