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中的破与立

　　从《诗经》中的“适彼乐土”，到《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东汉末年黄巾军的“黄天太平”，到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思想，可谓是中国历来有关理想社会的最经典的表达模式。

　　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公社，无疑是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超大规模实践——它发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8亿人卷入其中，持续时间长达27年之久。而结果却是，导致亿万人在食不果腹的困顿中挣扎。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按，改变了小岗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

　　1979年，小岗村民以粮食总产超过“文革”时期平均产量的4倍，回答了一年前那冒险按下的18个手印的价值。然而，这却不能阻止左倾势力的群起围攻。政治重压之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以其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外御批评，内表支持，终让这团由民间冲决旧体制的星火摆脱了被半途掐灭的噩运，迅速蔓延成燎原之势，从而拉开了史诗般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能历经险阻破茧而出，有一个人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便是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其他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时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给了“反叛者”一剂定心丸。

　　7个月后，党中央发布关于农村发展的1号文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终于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合法形式被确定下来。而在广大农村，几乎是一夜之间，便普遍完成了分田到户。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正式宣告解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确立，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国家对农村、农业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82年到1986年，连续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将农村推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

　　在中国改革开放蓝图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场农村改革是奠基，是发端。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中国的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这一步，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上繁荣发展之路。

　　此后30多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经曲折，波澜壮阔。发展的历程让我们对改革的意义有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深刻体验——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决定中国命运。2014，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即将开启，我们翘首以待。

　　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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