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妻犹如万千资产

　　我俩完全是被绑到一起去的，绑着我们的那根绳子有个名字叫——贫穷。

　　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你让我我让你；为了熬过没有暖气的严冬寒夜，一人一口地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取暖；为了让我吃一口热的，她把刚烤好的红薯捂在胸口跑回来；我半夜去敲药店的门儿，给她买感冒片……穷日子让我俩相依为命，这种务实的爱却让我们都觉得心里很有底。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一对贫贱夫妻。

　　当我开始挣钱的时候，爱娜就不像以前那样勤扒苦做，也不跟着我到处瞎跑了。我们换租了一套两居室带装修的房子，她每天在家洗衣收拾烧饭，俨然一个贤内助。我是那种觉得钱够用就好的人，所以也不觉得她现在不出去赚钱是什么错儿，只要吃的时候有肉，睡的时候有床，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香火》，我把拍MV攒下的15万全投了进去。一边往外扔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边心里很郁闷很抓狂，暗暗骂自己：“活该，谁让你喜欢这个。”

　　最后，《香火》获得了东京银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二十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DV数码单元金奖，可除了这两个奖项外，我没得到别的东西。积蓄没能拿回来，我相当于是用自己的钱换了两个不能吃不能喝的奖项。

　　我不死心，寻摸着，既然我得奖了，也就该算是名导了吧，再拍电影，资金应该就好弄了吧？起码，我得通过拍电影把那15万给赚回来呀。于是我又拍了《绿草地》。

　　所有的大苦大难都在拍《绿草地》时遇到了。资金再次出了问题，我已经没钱了，是爱娜从她父母那儿凑了10万，再加上制片人的10多万，才凑凑合合开机。

　　拍摄第三天，剧组送演员的面包车就翻到了深沟里，很多人骨折。小城镇上的骨科病房住满了我们的人，很多人哭了。爱娜坐在病房里，跟着牧民学唱蒙古歌谣，声音悠长绵软，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顺其自然。听着她的歌声，大家都慢慢安静下来。

　　爱娜和我后来总结拍这部电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们有了个惊人发现——世上无难事。就像你到了一个四壁封死的空房间，以为无路可走，但是总能够想办法开出一扇门。当门关着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办法开出一扇窗。就是这样，我们不断想办法，不断解决问题。

　　制片主任走了，就请司机当制片主任；副导演离开，就请当地的教师做副导演；录音兼做现场制片……每一个人都最大地发挥了能量。爱娜也没闲着，除了给大家鼓劲儿当心理辅导师外，她还挑上了编剧的担子。

　　《青草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项，但那10万块钱我们最终还是没拿回来，又亏了一笔。

　　我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疯狂的石头》——制作费是固定的，就300万，全剧组所有的吃喝拉撒、外景布局、交通意外等等全都在这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赚的，超支了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先挪出15万放在一边儿——这是我要赚的钱，我必须用剩下的285万把这部戏拍出来，多一分钱都不行。我对着镜子赌咒发誓：“这次我要再贴钱，我就是孙子。”结果，拍着拍着钱就不够了，我把我的15万导演费搭了进去，还是不够，我只能在拍戏的同时去接拍MV，用MV的酬劳来补贴拍电影短缺的资金。杀青以后，我觉得特别绝望，我这算是干的什么事儿？人家干活是赚钱，凭什么我卖一次力亏十好几万？我忍不住问爱娜：“我能不能靠电影活下去？”她只说了一句话：“胡思乱想。”轻描淡写地扯过话题，讲其他的事情。

　　爱娜的坚强让我有些羞愧，也正是她的淡然让我坚持下来。我们搬出了那套装修不错的出租房，又租了一套上世纪60年代砖混结构二层老楼房的一居室。老房子的下水有问题，一楼的住户都外接了排水管，二楼的接不了，于是每次下水道一堵就从二楼开始堵。经常是我们回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楼道像个水帘洞，打着伞上楼开门，然后就看见满屋子到处漂着鞋子和生活用品。

　　一般遇上这种情况，爱娜远远的就会让我别回家，去找朋友打发时间。等我在外边儿吃饱喝足回家时，家里已经被她用“威露士”拖得干干净净，而且喷洒了足量的84消毒液，气味很清新。

　　目前，我们还是住在那套时不时会水漫金山的破房子里，我依然靠拍MV赚钱，也照样接拍电影。以前的“饥荒”直到现在都还没赚回来，但爱娜一点儿都不着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也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巩固，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无价，这就够了！

　　（文：宁浩，摘自《好日子》 廖新生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