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抗战回忆极短篇

　　日本广岛这一册《不可忘记的大火》，更使我深刻体念到日本人送给我们那“不可忘记的大灾祸”。他们的书画越印得动人，给予我对抗战惨痛牺牲的回忆越生动，越深刻，像再做了一场噩梦

　　一件遭忽视的提议

　　十多年前，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广岛日本广播公司于 1977年编辑出版的一本彩色画集《不可忘记的大火》（Unforgettable Fire）英文版，副标题是《原子弹下幸存者所绘的画集》。

　　原来这是广岛日本电视广播公司鼓励 1945年8月6日首次在该市原子弹爆炸下未死者，各人把当天所见的情景画下来，不管会不会画，不管画得好坏，也不管用什么方式，毛笔、铅笔、钢笔、水彩、黑白都可以，大小也不拘。他们这小书，画得多不好，印得却相当好，使人读了惊心动魄。

　　自然大家都同情受难者，可是仔细一想，除了小孩之外，这些成年人，可能大多热烈支持过对外的侵略战争。就对中国的后果来说，八年抗战，杀害我们的同胞在一千五百万人以上。难道那些支持侵略的人都没有责任吗？他们被炸死伤，是否有点自食其果的意味？这也更不能不引起我联想到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日军成千成万的其他暴行，我们无数的老弱、妇女、婴孩被残杀侮辱的惨状！

　　所以日本广岛这一册《不可忘记的大火》，更使我深刻体会到日本人送给我们那“不可忘记的大灾祸”（unforgettable catastrophe）。他们的书画越印得动人，给予我对抗战惨痛牺牲的回忆越生动，越深刻，像再做了一场噩梦！

　　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为了自身的权利斗争，好像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族群。侵略者给我们的戕杀，就没有人想到也鼓励幸存者来画下他们的活印象。因此，在我看到那画册的时候，就写信给一位在台湾某大报工作的朋友，提议他要趁现在抗战目击者还没有完全去世的时候，照广岛这个办法，征求大家都画下当时所见死伤、摧残的实际状况，造成一股风气，汇编成册，好留下一批生动的历史记录。

　　当然，一般人都不是画家，可是这不需要什么画家，只要把记得的印象画下来就行了，越不依一般画法越好，那会是最真实的记录。因为照相不能到处都有，也不能表达目睹者的感觉。

　　可是我这提议却没得到回音，想来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不适合吧，因为那朋友素来是富于社会正义感的。这件事，后来我每次见到台湾和大陆的朋友，只要在谈话中触及如何纪念抗战的问题时，我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但都没受人注意，更不要想有人来推动了。

　　其实，我的想法不止于绘画，还要请大家使用“极短篇”的文字形式，来记录自己亲眼看见的抗战一景，人也好，物也好，事也好，短的不妨一二十个字，长的不妨几百字或不到两千字。文字好坏不论，只要纪实。以记亲眼看见的为限。当然，以后另外搜集直接听来的也可以，但不用长篇记载。这样就可反映多面的印象，像集锦和百衲衣。在长篇历史记录之外，这也许可算别开生面。

　　我上面这种看法，都是以亲眼看见的为主。其实这是中国史家古来早就注意到的问题，《春秋公羊传》在开头一年就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表达了两个极敏锐的观点：一是把亲见、亲闻和间接传闻的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每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总会各有“异辞”。这两点，在这么古代，真是了不起的看法。我现在提倡各人来记录抗战的“所见”，也不过是想发扬这个古人的优异观念。

　　由于我这些意见，久未实现，甚至也未受重视，我现在就写下几条《抗战回忆极短篇》来抛砖引玉吧。

　　血染花滩溪

　　在重庆小温泉念书的时代，日本飞机每隔几天就来陪都轰炸。空袭警报，真是耳熟能详，家常便饭了。可是小温泉在长江南岸三十多华里之外，既非军工业要地，机关和人口也不算很多，所以每次都有惊无险。

　　民国二十九年（1940）九月十五日，正是星期日中午过后，忽然“呜呜呜”，空袭警报响起来了。我和四五个同班同学，急忙拿了小木凳，这次不想远走，就跑到花滩溪对岸崖旁的小石洞里去。这个小崖洞只能容纳七八个人，我们以前也去躲过好几次。虽然不太深，很不安全，可是并不潮湿。外面山光水色，风景宜人，总算可以做个躲警报的样子，心安理得。

　　我们先在洞里待了一会，就拿起凳子坐到洞口外面的崖岸边。这天正是旧历八月十四，天气晴朗，秋高气爽，背后和两旁绿树成荫，前面望下去一两丈深处，花溪横过，碧绿荡漾，好一片诱惑。大家正在欣赏美景，忽听远处有飞机声，有人说：“恐怕又要去城里轰炸了！”话犹未落，噼啪几声巨响，大家拔腿就往洞里跑去。人叠人，在黑暗里挤成烧饼一般。又听像鞭炮声响了一串，接着就变成一片死寂。大家爬出洞口，阳光特别刺目，我才发现眼镜和木凳早已飞得不知去向，花了好些力气才找了回来。这时警报已解除，各人互问平安，我们都算无恙。

　　原来日本飞机数十架沿岸扫射，炸弹都投在附近的溪水里和对岸学校的办公室。溪水飞溅好几丈高，崖石和我们背上的衣服都给溅湿了，好在碎片没有飞到我们身上。于是大家匆匆忙忙沿东岸向南，走回原来的渡口，只见河里浮着许多死鱼。对岸几十间校舍一片熊熊大火。路上躺着许多人，满身是血，不断呻吟着。两只渡船横在岸边，有两个穿灰蓝色短衣裤的工友俯卧在船边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显然是给飞机扫射或炸死了。一个头上涌出一大摊鲜血，把船边和溪水都染得通红，像晚霞倒映在水里。

　　等我回到西岸的宿舍和教室时，才知都没有损坏。炸毁的二十多间房子多半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室，学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也烧毁了一些。后来知道这天同学受伤者十余人，工人和校警受伤的二十余人，校工被炸死的二人。

　　据说日军探听到蒋介石校长今天会到学校来，所以特别来轰炸。可是校长的官邸并没有被炸中，其余的人反遭了池鱼之殃！日本军人发现没有炸到目标，所以第二天又派了几十架飞机来，这次除了小温泉外，又炸了南温泉和白鹤林校区，炸毁校舍几十间，炸伤校警三人。过后，校长还特地到学校来慰问和指导善后事宜。

　　这件事当时给我非常深切的刺激，炸弹只落在离我几丈远的地方，若不落在水里，我们四五个人早会没有命了。我和死神失之交臂，才使我对战争发生切肤的痛恶。同时，也更使我领悟到，从来战争的受难者大多数是无辜的老百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千古名言。至于日本军阀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地侵略所给予的残暴，我因这两天的亲身经历，更在心上烙下了不可忘记的伤痕。

　　空袭警报中的地狱生涯

　　大家也许知道，重庆有许多石洞，大的可容数百人，我们都利用作天然防空洞。小温泉有“神仙洞”，南温泉有更著名的“仙女洞”。所谓仙女，倒有塑像和摩崖石刻作证，别的洞就只凭传说了。洞里哪会找到仙境？上下往往挂满钟乳石笋，尖利得像刀剑。洞里漆黑一团，一个不小心，头会碰破，脚会刺伤。石壁浸水，洞里总是阴冷潮湿不堪。当然夏天可以避暑，春秋冬季可就难挨极了。

　　我们一听到那拉长的防空预报，就拿了小木凳，披上大衣布毯，有时也提着小皮包或带了一本书，向指定的石洞走去，凌乱得像几条队伍。本来大家都有点疲累不堪，因为警报来时不一定。有时在正午饭还没下咽，有时在破晓正在酣睡中，有时索性在三更半夜，大家拖着蒙眬睡眼和沉重的脚步，可是突然间，短促急迫的紧急警报响了起来，旗杆上已挂了三个红球，大家就一顿飞跑，冲挤进不大宽敞的洞口。就这样得在阴湿的洞里待上四五个钟头！

　　我那时在课余研究起草一部《子产评传》，要想超过战前商务出版的一本，已写了三十来万字，一部分请一位校警用我们筹办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印制得很精美的红格稿纸誊录得工工整整。自己舍不得给炸毁，每次都把原稿和抄正稿放在一只小箱子里提到洞里去，这样辛辛苦苦提来提去，总算没有给日本飞机炸毁。可是我出国后把稿子放在家里，1949年后的“土改”，却给一把火烧光了！

　　说到这位年轻的校警，我怎么和他认识呢？原来我进校后不久就创办了一个社会服务处，同学们推举我做主任，我仿照“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先例，在处内成立了一个校役夜校，由我担任校长，请来十多个同学做义务教员，校工、校警自愿免费入学的有四五十人。我发现这位校警文化水平很好，字写得很工整，人也很诚实。他是四川本地人，有妻小，家境清贫。因此请他誊稿，每次给他一些抄写费，他也非常高兴。现在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防空洞里的生活自然枯燥无奈，洞里总挂些柴油小灯，我在这暗淡的灯光下倒读了不少的书，眼睛越读越近视，从两三百度直读到七八百度了。抗战时的重庆，我们到底在防空洞里待了多少钟头呢？我在重庆住了八年，每天都写有日记，可是在大陆“土改”时都给烧了。侥幸的是，我们大学部第十期 1942年夏天毕业，出版了一部毕业纪念册，其中有《期史》一篇，乃是公推由我执笔的，我当时根据自己的日记统计，写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的大学生活虽然说是四年，但是四年都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过去了。单就前三年而论，屈指一算，共遭过一百六十一次警报，平均每次以五小时计算，不折不扣的每人在漆黑的洞里蹲了八百零五小时。如果用四年推算起来，他们也许会遇到两百次警报，每人洞中生活要达一千小时，全期同学一共要消耗一十七万余小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呀！可是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还始终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地艰苦维持着他们的学业，没有感到半点疲乏和消极。

　　这篇《期史》在1942年年初就写成了，所以没有最后一年的统计数字。我们同期毕业的共有一百七十三人。

　　“民众食堂”的老鼠

　　抗战时代，四川的一般老百姓生活很苦。日本飞机不断轰炸之下，更是虎口余生，难以谋生。

　　有一年，政府在重庆各小街上设立“民众食堂”，用廉价只卖简单的菜饭和面食，使穷人都可以去吃。这用意本来很好，可是这些食堂的经理都是地方政府官派的，有些人领了公款，扣作私用，菜饭质量却非常低劣。于是老百姓倒转堂名，把它叫作“食民众堂”。

　　我那时还是学生，很想亲自去看看实际情况。恰好从祁阳来了一位小同乡，在找工作万般困难的环境下，辗转托人介绍才做了一家“民众食堂”的经理，这当然是很低的职位，可是有钱过手，又是独自一人经营，所以倒显得很满意。

　　有一天，约定去看他。我从南温泉搭公共汽车到海棠溪，再坐轮渡过长江到重庆市内便已是下午了。走到食堂，原来只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摆了一两张小桌子就别无容足之地了。只见客人来来往往，吃了就走。餐厅也就是厨房和菜房，经理也就兼大司务和茶房。

　　他招待我吃了顿饭，这时已赶不上过河回校了。就留在店里和他一起过夜。这时才知道他另外也没有住处，就在这个小房间里，把桌面的木板一搬下来，铺在灰土的地上，把铺盖打开，就成了两张床，原来就昏暗的电灯一关，就听他呼呼入睡了。

　　我才合上眼，忽然四面霍霍之声大作，趁着月色一看，只见好几只像猫一样的动物窜来窜去，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都是大老鼠在我身边溜走，每只都有一尺来长，可怕极了。原来地上撒满了吃剩的残菜没扫干净，它们便抢着饱吃。我把床板大拍一下，它们立刻就逃到四壁脚下的洞里去了。等我一合上眼，又出来照样骚扰不停。

　　看看睡在旁边的同乡，大概白天劳动太倦了，或者司空见惯，依然在大打其鼾。这样苦了我一夜没睡，清早起来，赶快帮他摆回桌凳。他又要忙着照顾纷纷涌来的顾客了。

　　我辞别回来，终于发觉，这经理也并没有怎么剥削顾客，“民众食堂”改作“食民众堂”还不算到处都公平，不如改作“民众食民众堂”吧。

　　斑斑青史不容删

　　抗战中，我牺牲了不少的好友，其中最值得悼念的是高中同班邓介凡。

　　介凡，湖南常宁人，高高的个子，生得仪表不凡。我们在长沙湖南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他因要积极参加抗日，中途辍学，考入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武汉乘战舰去南京，给日本所布水雷炸沉殉难。

　　介凡是个非常有才华和学识的青年，他的死，不仅是我个人的悲痛，也是国家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记得握手送别，悲歌慷慨的情景，至今五十八年了，犹如近在目前。

　　还有一批男女青年志士，也都和我情同手足，把国事当成己事，都死于抗战。所以十年之前的“九一八”之夜，我就写了两首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诗，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39期（1985年11月）。现在转录于下：

　　《鹃思》

　　---八年抗战羁蜀，自兹丧乱亦繁，今见故人多有作，因成此篇。

　　一

　　危时簪笔论忧患，曾戴吾头抗敌顽。

　　一路流离成血泪，八年悲壮动江关。

　　恩仇尽比天山重，家国真同蜀道艰。

　　雨泣风号神鬼怒，斑斑青史不容删。

　　二

　　繁星孤月两难盟，一绝冰弦判死生。

　　袅袅微波怜逝水，萧萧芳树拨哀筝。

　　当时似怨原非怨，故国忘情益有情。

　　重检遗殇追缥缈，啼红宿憾向音萌。

　　国士知友的丧亡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这是日本侵略者给我刻骨难忘的哀伤。近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广岛市长平冈敬对日本侵略向亚洲各国道歉，可是日本议会从来就没有正式通过。像文部省大臣和许多顽固分子还在替侵略辩护，修改历史和教科书。其实道歉本来就不够，留着这些顽固派，正如留着炸弹遗迹，可以提醒我们，要永远警惕，倒不是没有好处吧。

　　1995年8月17日于陌地生

　　文 | 周策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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