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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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04-10 08:30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描红模子,念字号儿。所谓“红模子”就是红色的单张字帖,小孩子用毛笔蘸墨把红字涂黑即可。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类。描红模子很容易描成墨猪,要练得一笔下去就横平竖直才算得功夫。所谓“字号儿”就是小方纸片,我父亲在每张纸片上写一个字,每天要我认几个字,逐日复习。后来书局印售成盒“看图识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画,就更有趣了,我们弟兄姊妹一大群,围坐在一张炕上的矮桌周边写字认字,有说有笑。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母亲经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计,一面看着我们,身边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着在小小的脑袋上敲一击是很痛的。在那时体罚是最简截了当的教学法。
不久,我们住的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开了一个学堂,离我家只有四五个门。校门横楣有砖刻的五个福字,故称之为五福门。后院有一棵合欢树,俗称马缨花,落花满地,孩子们抢着拾起来玩,每天早晨谁先到校谁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我总是拾得最多。有一天我一觉醒来,窗棂上有一格已经有了阳光,急得直哭,母亲匆忙给我梳小辫,打发我上学,不大工夫我就回转了,学堂尚未开门。在这学堂我学得了什么已不记得,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一色的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
在这个学堂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阵,不知怎么,这学校关门大吉。于是家里请了一位教师,贾文斌先生,字宪章,密云县人,口音有一点怯,是一名拔贡。我的二姊、大哥和我三个人在西院书房受教于这位老师。所用课本已经是新编的国文教科书,从“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开门见山”,以至于“司马光幼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段就没有经历过。贾老师的教学法是传统的“念背打”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从未实行过。不过有一次我们惹得他生了大气,那是我背书时背不出来,二姊偷偷举起书本给我看,老师本来是背对着我们的,陡然回头撞见,气得满面通红,但是没有动用桌上放着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还有一次也是二姊惹出来的,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来分钟。老师渐渐觉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划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日久季节变幻阴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动,朱笔线也就一条条的加多。二姊想到了一个方法,趁老师不在屋里替他加上一条线,果然我们提早放学了,试行几次之后又被老师发现,我们都受了一顿训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进了大鹁鸽市的陶氏学堂。陶是陶端方,在当时是满清政府里的一位比较有知识的人,对于金石颇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历任要职,声势煊赫,还知道开办洋学堂,很难为他了。学堂之设主要的是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为他家人口众多,不过也附带着招收外面的学生,收费甚昂,故有贵族学堂之称。父亲要我们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学费负担投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却大失所望。所谓新式的洋学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这学堂读了一年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是让我认识了一些丑恶腐败的现象。
陶氏学堂是私立贵族学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阶级原无足异,但是有些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陶氏子弟上课时随身携带老妈子,听讲之间可以唤老妈子外出买来一壶酸梅汤送到桌下慢慢饮用。听先生讲书,随时可以写个纸条,搓成一个纸团,丢到老师讲台上去,代替口头发问,老师不以为忤。陶氏子弟个个恣肆骄纵,横冲直撞,记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飞扬跋扈。他们在课堂内外,成群的呼啸出入,动辄动手打人,大家为之侧目。
国文老师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教我们读《诗经》。他根据他的祖传秘方,教我们读,教我们背诵,就是不讲解,当然即使讲解也不是儿童所能领略。他领头扯着嗓子喊“击鼓其镗”,我们全班跟着喊“击鼓其镗”,然后我们一句句的循声朗诵“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他老先生喉咙哑了,便唤一位班长之类的学生代他吼叫。一首诗朗诵过几十遍,深深的记入在我们的脑子里,迄今有些首诗我能记得清清楚楚。脑子里记若干首诗当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价!一部分童时宝贵的光阴是这样耗去的!
有趣的是体操一课。所谓体操,就是兵操。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线袜,黑皂鞋。裤腿旁边各有一条红带,衣服上有黄铜纽扣。辫子则需盘起来扣在草帽底下。我的父母瞒着祖父母给我们做了制服,因为祖父母的见解是属于更老一代的,他们无法理解在家里没有丧事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穿白衣白裤。因此我们受到严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后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裤脚管要高高的卷起来,才可以从屋里走到院里,下学回家时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里赶快换装。在民元以前我平时没有穿过白衣白裤。
梁实秋
(夏花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雅舍忆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