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还是洛阳？中国古都两千年的徘徊

　　周朝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东移，到周文王时，终于定在今天西安以西的丰水西岸。那时的周朝还只是商王朝的诸侯国，随后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到与这里隔水相望的镐京。不久，武王伐纣，统治了中原，此时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洛阳一带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心位置，有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于是武王就有在洛阳建都的想法。据史料记载，他在伊洛瀍（chán）涧地区建设了洛邑，成为与镐京并立的都城。镐京是正式都城；洛邑是新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整个西周，正式都城虽一直在镐京，但洛邑始终是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镐京始终不迁的原因有三：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二是离前敌较近，在国家强盛时有利于抵御，有险可守；三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也有一个重大缺点，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国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王权衰落，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洛阳处天下之中，对全国行政管理、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等都十分有利，但缺点是防守困难，无险可守。

　　所以西安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因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其都城最后定于咸阳，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亡汉兴，刘邦到了洛阳，定都于此达三四个月。后来他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娄、张两人的建议说明关中可以控制全国形势，即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后来汉初异姓诸侯之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起初虽然声势很大，但很快就被平定。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合理的选择。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是匈奴。首都建在关中有利于抗敌。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对匈奴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还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内外部分地区纳入版图。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后来唐太宗对突厥的抗拒，也是处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条件下，才取得成功的。大致说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东汉、曹魏和西晋的国力远逊于西汉，只能建都洛阳以自保。而在两汉之际，短命的新朝王莽和更始帝刘玄也都徘徊两都之间。汉晋之际都城在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奔波，显示出长安与洛阳在首都地位上难有绝对优势。

　　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其目的是要进取南朝，也选择洛阳作首都。只有分裂后的西魏与北周才再次以长安为都。而东魏与北齐离洛阳而就邺城，只是因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迁移，以靠近原来鲜卑的根据地。但这一搬迁为时很短，且影响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其首都长安，唐继隋立，道理相同。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此，首都不可能东迁洛阳。但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条件实在优越，所以隋唐两代都城也免不了有在两地的徘徊。

　　隋代重新统一天下，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全国性的首都依然处在东西轴线上。隋代虽然建大兴城，定都于今西安地区，但视洛阳仍十分重要，隋炀帝以之为东京，此后实际上是两都并建，而且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代隋立，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唐高宗后来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又成两都并建态势。武则天称帝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虽返都长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阳，后来才定居长安。到唐末，昭宗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

　　那么中国之大，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难道就没有第三个可供选择之处，必得在西安与洛阳之间作取舍？的确如此。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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