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亚洲世纪”

　　郑和的先例告诉我们，亚洲人可以想得更远、成就更大，而不是让一种自卑心结所阻碍，裹足不前

　　尽管亚洲学者们都认为自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专家，但事实是，亚洲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基本臣服于其他大洲学者设计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亚洲的实际情况。

　　此现状导致的后果是，亚洲地缘政治专家们做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服务了数个外国的利益，而非亚洲这片诞生了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犹太教、神道教——的古老大地。

　　亚洲曾是全世界的知识中心，但现在，亚洲国家占有的主要专利和发明在全球的比率不足9%。五个世纪前，这个大洲曾贡献了全世界总产量的83%，现在，这里却有五亿人生活极度贫困。

　　尽管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亚洲世纪”，但事实是，亚洲各国甚至都还没有开始采取可能的行动，类似欧盟那样协调各国政策。要知道，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可能意见不一，甚至激烈争吵，但在核心利益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

　　相比之下，如果中东发生了问题，东南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国家对其投入的注意力要远远低于北美人或欧洲人。亚洲人一直以来都把这个大洲看成是一块块次大陆，彼此之间并无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使外来势力可以很轻易地影响亚洲局势——他们一次只需专心对付一些国家即可，因为其他国家并不会干涉。

　　正是这种认为彼此之间独立、并无太多好感的思维方式，使得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都与那些遥远的强国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但与自己的亚洲邻国却相对生疏。比如西亚人认为他们与南亚人不一样，但其实两者在数个文化核心因素上同源同根，并曾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合作传统。东南亚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一块地方，与南亚和东亚都很不同，但实际上，印度和中国在其文化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印度和中国为例，两国人对欧洲很多小国的了解恐怕都要多于对彼此的认知。除了偶尔在电影节上亮相，中国电影几乎从未在印度的影院上映过；同样，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好莱坞电影要比宝莱坞电影多得多。在文学、艺术、文化和教育各领域，印度和中国都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邻国，在彼此的思维空间里相隔遥远。

　　亚洲国家怎样才能克服来自外部的统一障碍呢？

　　第一步应该是，建立亚洲委员会，每个亚洲国家都是其成员，每年召开一次首脑峰会，每半年召开一次高官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专家会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也应该被邀请加入这个委员会，因为其领土大部分都位于亚洲。

　　为长远计，每个国家的学校教育中对于亚洲国家的内容应当至少相当于对欧洲和北美的介绍，还应当鼓励大学生去其他亚洲国家交流——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亚洲内部的关系对于这个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旅游和文化交流也应当被大力提倡，亚洲国家间的签证应阶段性放宽。推进音乐和电影等方面的国家间合作，如此一来，亚洲人之间的人为心墙就会慢慢消解。

　　亚洲内部的航空往来也应大大加强，并应开始筹划泛亚铁路和公路网。不久的将来，还应考虑是否可以在苏伊士运河下修一条隧道，使亚洲和非洲可以通过这条隧道进行铁路和公路往来。

　　这些想法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但想一想中国的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就带领明朝的船队环球航行，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郑和的先例告诉我们，亚洲人可以想得更远、成就更大，而不是让一种自卑心结所阻碍，裹足不前。

　　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货币联盟、联合灾难管理中心等“泛亚机构”的建立。在创新力和科技发展方面，尽管有大量的人才，这个大洲仍然站在欧洲和北美的遥远身后。在为欧美的成就喝彩之余，我们难道不应当学习他们的统一努力，而非像从前几个世纪一样，只是默默旁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