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摆脱“刻板”吗？

当合上这本《刻板印象》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那次难忘的南非之行。不是因为那里清新的空气，不是因为那里壮丽的景色，而是难得的一次逛超市体验。由于受到多次南非治安环境非常糟糕的警告，我们此次旅行甚少有采买东西的机会。当导游询问大家是否要在途中逛一逛一个SHOPPING MALL里的超市时，大家异常兴奋。但是当走下车时，在进入超市后，一种特别的感受油然而生，至少是我始料不及的，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恍若进入到了一个黑色的森林，人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心思不在购物上，而是不时地观察着周围，担心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抢被偷。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心里另一个自己也会反问自己，是不是你的偏见在作怪吧？你不是不会歧视他人吗？可是那一刻我知道我根本控制不住这种自己也不喜欢的感受。所以，当读到这本书时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反思当时的心境。

　　刻板印象无处不在

　　由于教学的原因，我对于刻板印象、心理定势之类的研究成果并不陌生。但是专门阅读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专题的论述，而且还是建立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还是第一次。获得一系列荣誉和成就的美国学者斯蒂尔教授本人就是一位黑人学者，黑人的身份让他身处一个更为敏感（这一点在教授童年的记忆里就存在了，而且至今挥之不去）的社群，也让他较之其他学者有了更为深入研究的基础和更大的动力去寻求答案。

　　在书中，斯蒂尔教授从身份权变事件这一主题展开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他所赋予身份权变事件的定义是：由于你具有的特定社会身份导致你在特定情境下需要去应对和处理的一些事件。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或者为了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面对和处理的情境或事件。但如果这种情境让你深陷其中，就会成为某种困境。因此斯蒂尔教授确定用“刻板印象威胁”这一专业术语来为这种困境命名。这一术语准确地表达了以下信息和特征：群体身份权变事件引发了情境性的困境，在特定环境下，这种困境会威胁到个体受到的评价和待遇，而且这种威胁不受限制、无所不在。在书中，斯蒂尔教授和他的团队、合作伙伴们所涉及的众多试验中，黑人、少数族裔、女性等等都是被观测的对象，当然这些人也是在美国社会中最为刻板印象所影响、伤害的群体（虽然刻板印象不仅仅只对他们具有影响，可能这种负面影响对他们的伤害更大）。

　　但刻板印象的可怕之处或者说其研究的重大价值在于，所有人类社会都无一幸免，即使身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一样如此，而且同样面临且不自知。我们的广告里女性是花瓶，是充满虚荣心的，是弱势的，在科技面前一塌糊涂；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我们会天然地将外地人、农民工等视为低人一等的，不入流的，即使是在网络帖子中的互相谩骂中，充斥的也不仅仅是来自各地网友彼此间的污言秽语，其背后更多的是充满了由来已久的彼此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但斯蒂尔教授同时指出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两难局面：要么你是被歧视的一部分，要么你正在努力摆脱歧视他人，所以会更在意怕被别人当作歧视者，以至我们要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关于外地人、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等等一系列的敏感话题。曾几何时，这种刻板印象被那些深受其害的人群作为一种负激励，试图以实际的成功获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但是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且不自知。斯蒂尔教授告诉我们，许多案例表明，长期的焦虑，更高的高血压发病率，以及时常的胡思乱想，都时刻伴随着这种始终处于努力挣扎中以获得所谓成功和社会认可的过程中。

　　摆脱吗？还是正视吧

　　斯蒂尔教授写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并不是告诉我们刻板印象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来顺从它，相反，他试图证明有很多努力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刻板印象的阴影，虽然这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纵观他的众多实验，一方面在证明这种势力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方法，而且证明还不错！

　　首先，既然我们知道环境中那些暗示着具有威胁性的身份权变事件的线索是引发威胁感的源头，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这些权变事件或者减少那些暗示权变事件的线索。其次，干预研究显示，在特定环境中，如果已经无法通过改变身份线索以及相关权变事件来取得更多的改善，那么帮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获得安全感就显得至关重要。

　　所以寻求环境的良性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斯蒂尔教授指出，比如在特定情境中增加少数群体的数量，帮助少数群体达到“临界数量”，有助于提升群体成员的信任感。“一视同仁原则”、“价值多样原则”，“临界数量”和“关注多元化特征可以给特定情景带来相应收益的价值倾向”，都可以帮助少数群体在一个环境里适应得更好。同时帮助他们发展一种情境性的思维模式，以促进他们理解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且还能帮助他们积极地理解当前的环境，重拾成功的希望。因为，营造安全感的效果只对自强者有效。

　　斯蒂尔教授认为，当人们对身份威胁进行评估的时候，一种线索可以影响人们对另一种线索的理解。想要从环境中寻求身份安全感，或许不需要去改变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只是做一些关键性的改变，通过这些改变带来足够的身份安全感，从而降低其他线索引发的威胁感。

　　比如改变给予批评性评价的方式，对他们最有价值的方面给予肯定。那么夸奖如何？结论是无效！为什么？你认为这样的鼓励会有正面回应吗？比如“像你们这样的人做到这个样子真是难得！”还是算了吧！强调高标准要求有效。因为它重构了身受刻板印象之苦的群体对这种窘境的理解。由于评价者是以很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并且评价者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这种反馈方式让他们明白，评价者并没有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同时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进行跨群体沟通十分必要。切不可固步自封，了解他人真实想法的最佳路径是交流，而不是想当然地理解。

　　斯蒂尔教授强调，身份虽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内在属性，但是并不会时刻控制人们的个性。和身份一样重要的是他们所没有捕捉到的那些经历。人们明白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奥巴马的成功给人更深层次的启示在于，他真正正视了这种存在，既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视而不见。

　　最后谈谈关于文章的风格。虽然自己并不善于提出批评，而且译者一开始的序言中就打了预防针，就是文中关于实验的描述有时给人以嗦之感，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体验。可能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无法感受到那种必须描述到细节的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其中赋予我们优质内容的获取。

　　【 延伸阅读 】

　　无所不在的刻板威胁

　　媒体对西雅图超音速队的评价是如何大逆转的

　　1978年我还居住在西雅图，那年西雅图超音速队闯入了NBA总决赛。第二年他们终于夺得了总冠军的头衔。然而在这一段辉煌之后他们却迎来了长时间的沉寂。在1977－1978赛季，超音速队5胜17负的开端实际上并不让人乐观。接着超音速队俱乐部的管理层解雇了当时的教练并且聘用了一名新教练，他就是年纪轻轻的兰尼·威尔肯斯（Lenny Wilkens），几年前他也担任过该队的助理教练。球员阵容没有任何调整，唯一的变化就是威尔肯斯，但是这一变化立刻就为球队带来了胜利的转机。在威尔肯斯的执教下，球队取得了42胜18负的佳绩。超音速队以常规赛47胜35负的战绩打入季后赛。虽然在争夺总冠军头衔的第七场决赛中因最后几秒钟输掉6分而无缘冠军，但是扭转乾坤般的成绩变化还是揭示出：仅仅是一个人员的变动（威尔肯斯的加入）就能让整个队伍重整旗鼓，焕发新的生机。

　　不过更有趣的是,在球队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随之逆转。在球队出现好转之前，当地体育记者用尽了最难听的语言来形容球队队员。控球后卫能够很好地传球，但是无法突破到篮下。大前锋的投篮距离太远，而且会轻易丢掉近在篮下的前场篮板球。体育记者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进行报道的。他们总是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解释场上的情况，他们习惯于从球员自身以及球员的特征入手来寻找原因。但是他们的解释有失偏颇，很明显，他们过于强调球员的缺陷以及负面的特征。

　　随着教练的更换，超音速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之，体育记者要对比赛的胜利进行分析，而不再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他们关于队员特征的描述也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对同一名球员的描述与一个月之前截然不同，现在他们的缺点变成了他们的优势。现在控球后卫突破不到篮下反倒证明了他能够出色地掌控全场局势，而大前锋前场篮板球成功率低的问题摇身一变，成了他出色的外线投篮附带的一个小小代价，中锋跑动不足反倒造就了他的篮下稳定性，使他成为篮下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等到球队打入总决赛的时候，体育记者简直把球队每个位置上的球员都描述成了天才。

　　为了理解少数族裔学生和女性学生学业表现受抑制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其与1977－1978赛季初期的超音速队所受到的束缚来进行类比。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在对其原因进行解释的时候，都采取的是旁观者的角度，而且人们都爱对各种糟糕的表现进行议论，却从来不谈及成功的方面。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只有用学生自身的缺陷来解释他们的学业困境才显得合理，就好像球员的不足是超音速队在赛季初期表现欠佳的唯一合理解释。从这种角度来解释问题其实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一旦要从心理层面去分析少数群体学生或者女性学生的学业表现欠佳问题，人们就会从学生自身去找原因，这种思维方式就像幽灵一样盘踞在我们的研究之上。

　　被钉在脑门上的名声

　　在思想史学家达丽尔·斯科特的著作《轻蔑与怜悯》中，她从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入手，深刻透视了这种用于解释问题的由来已久的思维模式。与前面提到的体育记者们类似，社会学家在整个20世纪都在观察并努力解释黑人的各种负面经历（无论是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教育方面还是医疗方面）。斯科特指出，这些社会学家与体育记者相似，他们总倾向于关注个人的短处，似乎一个缺点就足以解释一切，这种思维方式被斯科特称为“精神诋毁”。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陌生，20世纪中期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戈登·阿尔伯特（Gordon Allport）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简明扼要，“一个人的名声（无论这种名声客观与否）总要被别人强行钉在他的脑门上，而且这名声总要跟性格扯上点关系”。所以说，社会投射给黑人群体的意象（比如黑人具有攻击性、黑人缺乏智慧等）深深地伤害了黑人的心灵。当黑人反复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意象就会被“内化”，也就是说，黑人会暗自接受这种社会强加给自己群体的意象，更糟的是，他们会认为这种意象不单适用于群体、也适用于他们自身。这种内化过程会引发对个人特质的破坏性作用，比如引发低自尊、低期待、动机不足、自我怀疑以及诸多类似的特质。而这些不好的特质又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高失业率、婚姻失败、学业不佳甚至是犯罪。

　　正如斯科特所说，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个科学观点，它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刻板印象，正是这种观点、这种刻板印象导致受到负面评价的群体最终的失败。按照这种观点来说，如果黑人学生（或者女性学生）的学业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比如依据学习能力对大学学业表现所作的预估），那么只能从他们个人心理层面的缺陷去寻找原因（比如缺乏自信、缺乏期待、自我设障等）。这种观点来源于旁观者视角，而且这种观点日复一日地得到人们的习惯和社会传统的支持。在我努力构想下一步研究计划的时候，我总是难以逃脱这种观点的影响。

　　李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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