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有一句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我发誓，在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觉得这句诗是我写的。诗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所谓好，就是有人抢在你前面把它写下来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还是“新客”的时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当你不再“新”的时候。我就此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我时常怀旧。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在我的故乡，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分别丢在了不同的远方。我远远地望着它们，很少说话。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切是注定的，在我出生之前就注定了。
早在1957年，在我的母亲还怀着我大姐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成了“右派”了。“右派”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坏人；好人呢，好人当然是“左派”。我们的政治向来就是站队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边”就是站在“右边”。回过头来想想，幸亏我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如果是，我想我会急坏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那是一个多么开阔和巨大的中间地带啊，它怎么就空了呢？它是怎么就没人的呢？它是怎么就没有楼盘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么辽阔，它硬是抛荒了。
作为一个“右派”在1964年所生的儿子，我不是出生在张家庄就是出生在王家庄，不是出生在李家庄就是出生在赵家庄。这是一定的。同样，我不可能属于张家庄、王家庄、李家庄、赵家庄，我只是要经历它们，感受它们，看它们，听它们，抚摸它们。这也是一定的。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人之初”了，我可以在大地上开始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计划，一切都按部就班，乡村、小镇、县城、都市，很齐全。一天又一天，我从它们的背脊上“过”过来了。
我如此满意，需要感谢谁呢？这个问题难住我了———不，我没有感谢，关于这一切，没有什么人需要我去感谢。如果我一定要感谢的话，我只能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用他们半辈子的不幸和屈辱替他们的儿子争取到了广阔。这是奢侈的。但我不会对我的父母说。这样说很不孝，几乎就是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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