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患少了一剂药

　　导语

　　日前，“产妇丧命医护失踪”的新闻将“医患关系”推向了风口浪尖。“生老病死”乃人生大事，“病”则要“医”，注定了医生与患者间的紧密关系。古语有云，医者，仁术也。在儒家“仁爱”理想主导下，“悬壶济世”是不亚于治国救世的大业，更是旧时文人的的入世理想之一，正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此道德约束和理想规训下，医者与患者间相互信任，因此才有“医者，父母心”的美谈。明清以降，商品经济兴起，世俗的金钱利益日益瓦解了宋代兴起的“儒医”体系，史册书籍中记录有不少“医患”杂谈，嬉笑怒骂的文字，庸医与恶患跃然纸上。鉴古知今，在追金逐利的社会背景下，纵有起死回生的医术，救得了一人之命，也难破一国“医患”之病灶。

　　医者，仁术也

　　用药如用兵 医人如治国

　　“医者，仁术也”，在于医者为民之“爱”。东汉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唐代有药王孙思邈。程国彭曰：“昔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全性命。治命意会治国，固然是古代士子入世不成转而悬壶。诚以济人为急，为仁术。清代医家徐灵胎说：用药如用兵，病机如战机。医者，帝王之业，济人性命之业。故，医者要讲“仁爱”，这是对患者生命、价值、权力的尊重、肯定，也是对患者的尊严、命运、人生的爱护保护。

　　“医者，仁术也”，在于医者为民之“爱”。东汉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唐代有药王孙思邈。程国彭曰：“昔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全性命。治命意会治国，固然是古代士子入世不成转而悬壶。诚以济人为急，为仁术。清代医家徐灵胎说：用药如用兵，病机如战机。医者，帝王之业，济人性命之业。故，医者要讲“仁爱”，这是对患者生命、价值、权力的尊重、肯定，也是对患者的尊严、命运、人生的爱护保护。

　　上医医国 其次疾

　　孙思邈是中国大唐盛世时的名医兼道士，据传其寿命达140岁以上。他所撰写的医学巨著《千金方》，汇集了众多古代名方，是中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家奉为临床诊病的圭臬。

　　孙思邈博极医源，医易兼修，精通佛学。他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并明确提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在大医孙思邈看来，要想成为一名良医，不仅要精研《黄帝内经素问》等医学经典著作，还必须精通命理学、星相学、占卜术，必须擅长周易六壬等象数之学，甚至还要读五经三史，老庄诸子。

　　他把医生的层次分为三种层次。在《千今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国语？晋语》中也说：“上医医国，其次疾。”

　　良医如良相

　　北宋名臣范仲淹，从小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终生忧道而不忧贫。即便在当穷学生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要为个人谋求发家致富。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了他青年时期的一桩佚事：一天，范仲淹到庙里求神问卦。他抽了一支签，祷告说：“我将来能做宰相吗？”神通过卦相表示不能。他又祷告说：“那么我能做个好的医生吗？”回答还是不能。范仲淹叹口气说：“两样都不能，我将来如何实现平生之志呢！”

　　别人对此都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男子汉大丈夫，立志想做宰相，可以理解；可是，你怎么又想做个医生呢？志向是不是小了点儿？”范仲淹叹口气说：“我在乎的哪里是这个！我立志向学，当然希望将来得遇明主，报效国家。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莫过于做宰相；既然做不了宰相，能以自己的所学惠及百姓的，莫过于做医生。倘能做个好医生，上可以疗治君王和父母的疾病，下可以救治天下苍生，中可以教人保健养生，益寿延年。身处底层而能救人利物、为老百姓解除疾苦的，还有比当医生更好的职业吗？”

　　读书人出将入相之外，可从医

　　发明梅花易数方法预测吉凶的大哲学家、宋朝宰相邵康节在《有病吟》中也说：“身之有病，当求药医。药之非良，其身必亏；国之有病，当求人医。人之非良，其国必危。”

　　古代士人的就业门路是很窄的。说是读书做官，其实能做上官的毕竟是少数。做不上官怎么办？除了一部分人恪守儒道，继续修身齐家、过他的耕读生活之外，多数人还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当先生，设馆授徒或受聘私塾，教书育人，继续传承儒家薪火；其二便是当医生，悬壶济世，走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路。

　　著名文人邹韬奋在《无所不专的专家》写道：“医生原是一种很专门的职业，但在医字之上却加一个‘儒’字，称为‘儒医’，儒者是读书人也。于是读书人不但可以‘出将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钻而做‘医’。”

　　商品经济萌芽医界追金逐利

　　无钱别生病 有钱也能被医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医学技术与医学道德有机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了以“大医精诚”为追求的儒医文化，并形成了以医乃仁术为特点的古代医学。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的医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自觉规范并约束着其医疗行为，所以古代医患之间大多俱是良好的和谐的医患关系。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到了明清时期，医者牟利甚至无利不为的行为渐行于世，医生为了谋取高额利益而不顾行医准则，甚至部分闲散人员为了获利也走上行医之路，由此而产生了庸医泛滥的现象，医患关系也因此变的紧张起来。这一点，在著名的《笑林广记》大有记载。《笑林广记》之术业部内专门描述医患关系的笑话有27则之多，囿于篇幅之限不可能一一列举，现就其中较为典型的摘录出来。

　　无一家医馆无冤鬼

　　《冥王访名医》：冥王遣鬼卒访阳间名医，命之曰：“门前无冤鬼者即是。”鬼卒领旨，来到阳世，每过医门，冤鬼毕集。最后至一家，见门首独鬼彷徨，曰：“此可以当名医矣。”问之，乃昨日新竖药牌者。

　　这个笑话很好懂，意思是：阎王爷让鬼卒去阳间寻访名医，阎王说：“门前没有冤鬼的就是名医”。鬼卒接到旨意就去阳世，每经过一家医馆，就有很多冤鬼聚集。直到他们走到最后一家，看到这家医馆的门口只有一个冤鬼在徘徊。然后鬼卒就说，看来这个医馆的就是名医了。然后问他，原来这家医馆是昨天才开的。

　　被误诊病人排队骂医生

　　《骂》：一医看病，许以无事。病家费去多金，竟不起，因恨甚，遣仆往骂。少顷归，问：“曾骂否？”曰：“不曾”问：“何以不骂？”答曰：“要骂要打的人，多的紧在那里，叫我如何挨挤的上？”

　　笑话虽短并且有夸张之嫌，不过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样也可以得出明清时期民间存在着严重的庸医泛滥现象，医疗纠纷问题比较突出，医患之间的关系也极不和谐。

　　庸医恶医横行欺人

　　不学无术，不通或不习医术而悍然行医者，古人将其称之为“时医”“庸医”。不学医籍，不明医理误人的庸医。如《退热》：有小儿患身热，请医服药而死，父请医家咎之。医不信，自往验视，抚儿尸谓其父曰：“你太欺心，不过要我与他退热，今身上幸已冰冷的了，倒反来责备我。”贪利忘义。

　　在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史上，受“医乃仁术”的医道观影响，古代医家认为行医的实质是“行仁”，把行医当成谋利的途径则是严重的医德问题，可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上逐利思想严重，就是一些名医也逐利而行。如《索谢》：一贫士患腹泻，请医调治，谓医曰：“家贫不能馈药金，医好之日，奉请一醉。”医从之。服药而愈，恐医索谢，诈言腹泻未止。一日，医者伺其大便，随往验之。见撒出者皆是干粪，因怒指而示之曰：“撒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

　　自作自die患者型华佗也无解

　　医生不是上帝 病人别当大爷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Sivin)教授曾指出，中医学史中最具当代意义的一项，便是传统中医的医患关系。古代医患模式是由患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患疾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程度和医生的社会地位及医术状况等方面来决定的，尤其是医患两者的社会地位起着主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古代的医家与患者之间，为了治愈疾病、恢复健康这一共同目标，在医疗过程中相互信任、积极配合、平等交往，医生尊重并平等的对待病人，对病人一视同仁，不因病人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非医疗因素对病人分类对待，这样才能积极有效地治病。

　　迷信名医 病人自误

　　古代医疗资源缺乏，分布不均。医生是病人医疗资源的施予者，医生的名气不同，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不同。有的名医与普通病人的医患模式就属于权威型，患者是医嘱的被动接受者，毫无保留地依赖医生的判断与决策。这种医患模式下医患之间的沟通、交往、相互作用十分有限。

　　清代尹似村《萤窗异草初编》卷三中记载：有一富人重病，请名医王秋泉治疗，恰逢王医正给某贵人看病，没有时间。但此重病富人坚持：“吾宁得一晤王先生，虽死不恨。”等到名医王秋泉来家治疗时，更是举家惊喜出迎，病人之子指出“老父忍死待先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五中记载：（傅）青主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观中，令善先生者诱致，闻病人呻吟，僧即言羁旅无力延医耳，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患者要请名医治病，还需千方百计，投其所好才能得其一治。

　　特权面前 神医也需自求多福

　　在封建等级制下的伦理关系中，面对特权阶层，医生无异于仆人。君饮药臣先尝之，治愈疾病，可得到丰厚的赏赐、宠遇，但稍有差池，便人头落地，甚至祸及九族。这种情况下医疗决策权在患者一方，医生则处于被动地位。如何治疗，医者毫无决断权。著名医家李念莪指出医生面对权贵病患，“茫茫然朝值衙门，退候缙绅，酬应乡党，唯恐一人不悦，则谤端百出，飞祸无穷，所以无日不卑躬屈节，寝食俱废。形象地描述了处于下位的医生的惶恐之态。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载：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轸（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武）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即使是正确的医疗处置，也要冒着斩首的危险，医生只有叩头请命，听候发落，由患者决定是否接受治疗方案。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载：高祖武德三年十月，唐蔚州总管高开道有矢镞在颊，召医出之，医曰：镞深，不可出。开道怒，斩之。别召一医，曰：出之恐痛。又斩之。医生仅仅因指出医治中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无辜送了性命。

　　医患彼此信赖 药到病除

　　《尸子》（清·陈梦雷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张子求疗背疾，谓之曰：非吾背，任君治之。竘医之即愈，必有所委，然后能有所任也。医竘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医生，医术很高明。张子患有背部疾病，在向医竘求治过程中，对医生全然信任。

　　宋代的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八中载》：杨立之自广府通判归楚州，喉间生痈，既肿溃脓血流注，晓夕不止，寝食俱废，医者为之束手。后派两个儿子诚心诚意地邀请当时名医杨吉老上门诊治，经诊断（望诊为主）提出治疗方法：先吃一斤生姜，然后才能服药，否则无法治疗。患者家属具有一定的医学常识，认为喉中溃脓痛楚不能服用生姜。患者本人却对医生非常信任，吉老医术通神，其言必不妄，虽然有疑惑，仍按照医嘱服用生姜。答谢时，医生解释道：患者久居南方，多食鹧鸪，而鹧鸪喜吃半夏，积蓄到人体内导致中毒，所以服用大剂量生姜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