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经商一条路

　　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政府控制了资源配置权，想在商业上有大作为就只有走官商结合这一条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政府能控制资源，首先在于它有暴力工具，可以实施“镇压之权”。按列宁的说法，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国家政权有了靠暴力支撑的权威时，它就不为任何人服务，而是为直接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服务。其次，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有合法性，就要宣传自己的权力来自神授的神话，并竭力要披上“为民做主”的外衣。

　　官员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是充满利己心的自然人。“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才是官员的真实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自己不用经商，但可以让商人经商，为自己赚钱；从商人来看，他们也需要买权。一来用权力可以换取某一行业或地区经营的垄断权，从而排除竞争，获得暴利；二来用权力可以让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让官员为自己服务；三来可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商人买官员手中的权力是要花钱的，但与买到权力后获得的利益相比，代价还是相当低的。在专制体制下，官商勾结，花钱买权经商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

　　中国的商帮做大、做成功的，都靠了官商结合，如晋商、徽商、粤商。他们的官商勾结，勾结的是大官甚至皇帝，才能做成大商，富可敌国。那些与政府抗衡的商则成了盗，如闽商。但“盗”要成大盗，还要靠政府，闽商中的郑芝龙集团就是在投降了明政府后得到政府支持才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一统江湖的。在官商交易的权力市场上，像商品市场那样明码标价的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政府还要打着“为民作主”的幌子作为遮羞布，否则是要以腐败罪论处的。因此，钱权交易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对官而言，是如何卖到最高价又没有危险。对商而言，是如何以最低价又安全地买到。

　　官商勾结的一种最好形式，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通过血缘或亲缘关系实现官商勾结。换言之，在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市场上实现钱权交易最方便。比如晋商、徽商、康乾时代的曹家都是这样的。如果把一个家庭放大为一个家族，这种结合更容易实现。徽商中一种做法是，在自己家族内找若干个善于读书的孩子，由整个家族供其上学，当官后为整个家族服务。如果家族内缺乏这样的读书才子，就只得在家族之外找。

　　官商勾结的一种最普遍形式是对官员行贿。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一种形式，也是屡用屡成的方法。晋商家族中当官的少，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这种方式。晋商各商号票号都有自己相好的官员，这些官员不仅平日互相帮助，而且关键时候能代商发言。徽商是生活最奢侈的，但这种奢侈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还是作为交际手段进入官场和上层所需。营造一个奢侈的高层次交际场所，就是开辟一个钱权交易的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在这里各得其所。

　　第三种方式是商人买官。买官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凭着官员的身份可以进入官场，商人所买的官都是虚职。这种虚职没有实权，但凭这种身份进入官场寻找权力的卖方，还是方便的。买了官之后方便与官场打交道，也可以避免一些麻烦。那时，官员随便找商人一个麻烦还是很方便的。即便不做亏心事，“鬼”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来敲门，反之，做了亏心事，“鬼”也可以不敲门。有了官职，就有了护身符。所以，晋商、徽商、粤商做大之后都买了官，有些当然出于无奈，属于“被买官”，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的实际利益需要。

　　还有一种方式是寻找官商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仅是满足双方的个人需求，而且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这种官商勾结也可以用另一个中性词“官商结合”来表述。例如，晋商的票号一直企图进入政府市场，实现官银汇兑。但清政府有“祖制”，不允许私人插手政府的财政事务。机会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来了。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官银汇兑的官方机制被破坏，地方政府上交中央的银子运不过来，中央政府下拨的银子也运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接受由晋商票号代为汇兑银子的做法。这种做法有利于政府和晋商双方。从政府来说，保证了银两调拨的及时与方便，对晋商来说，“一只牛剥下两张皮”。一张是给政府汇兑银两扩大了营业额，增加了汇费收入。另一张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时，借钱给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财政畅通，才有了以后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也才有了以后的“同光中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靠官起家，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最终成功，这是一切大企业家的成功之路，没有例外。

　　梁小民，1943年生，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