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两条底线实现后发赶超

　　黔西南州州委副书记、州长杨永英用一连串的数字和精彩的视频短片，向参会嘉宾简要介绍了黔西南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13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58.91亿元，同比增长15.5%。财政总收入完成126.3亿元，增长22.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81.38亿元，增长28.8%。财政支出完成209.61亿元，增长15.7%。全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50.18亿元，增长16.7%；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25.29亿元，增长26.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4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60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72%，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

　　听完介绍后，胡德平说，“对于黔西南州，我们并不陌生。就说我本人，来过黔西南州三次，同样参加本次会议的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已经是第八次来到这里了。”

　　为什么多次到黔西南，胡德平回忆了一段历史：1988年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省长王朝文与中央统战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请中央统战部联系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对贵州毕节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当时胡锦涛同志对毕节开发区有三个总结，一是毕节是那时贵州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工作目标是造血，不是再接受更多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是一个“开发扶贫”的概念；二是人口控制，三是生态保护。之后，这项智力支边的工作发展到黔西南，所以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人来这里就比较多，对黔西南都比较熟悉。

　　胡德平表示，“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各领域的学者、金融界从业者和更多的企业家，我觉得大家集思广益来讨论一些改革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非常好。如今毕节已经从落后地区变为现在贵州省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城市，当年的智力支边，也就是提出社会研究者和企业家要跟着历史潮流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走，这种模式在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也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胡德平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的一致赞同。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宏瑞结合贵州省财政厅、审计厅和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三家的数据，为贵州省盘算了一下“家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底，贵州省的存款总额是1.48万亿，现金按照基本计算标准，也就是存款总量的5%来计算（这个比例在美国是7%，欧盟是9%，瑞典是3%），约为0.07万亿；因此，贵州省的“纯货币”合计约为1.55万亿。同时，贵州省政府拿到了当年税收为839亿元；非税收入为367亿元；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36亿元。粗略计算贵州省的地方债规模在6321亿元左右，其中包括直接债务4623亿元，担保债务974亿元，或有负债725亿元。因此，从政府能控制的货币来看，合计地方国库账户和地方平台账户在内，贵州省政府掌握的货币在1.16万亿元左右，占到贵州省“纯货币”总量的75%，政府的力量非常大。而贵州省的“负债端”，根据数据显示贵州的贷款总数在1.174万亿左右，其中政府债占比54%，存贷比为79.3%，与全国的数据相比，说明贵州的贷款已到上限。

　　由此，赵宏瑞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目前贵州省的货币总量低于全国人均一倍，这是贵州的现实，也是未来的发展空间；第二，贵州省贷款发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少6个百分点，这要引起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贵州未来的发展路径有两条，一是引入外部“股权”直投，也就是招商引资，二是释放制度“资产”红利，将资源变成资产，促成对外合作。

　　接着赵宏瑞的分析，贵州省金融研究院院长王作功就对如何发挥金融的“造血”作用表达意见，他说，省金融研究院目前已经启动了《贵州金融业‘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两条主线”来支撑“两条底线”，也就是用“普惠金融”来支撑发展的底线，“绿色金融”守住生态的底线，走具有贵州特色的金融创新发展之路。

　　输血不如造血，给钱不如给政策。王作功代表课题组提出申请建立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他说，2012年3月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设立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主题是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金融改革创新）、“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主旨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云南、广西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主旨是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但是，还没有设立关于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如果能在贵州设立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则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惠鲁生对健康产业前景的分析引起了众多企业家的关注和提问，面对前来参会的很多贵州本地企业家，惠鲁生因地制宜的分析了贵州在发展健康产业方面的出路。在她看来，贵州拥有非常良好的中草药种植加工资源，但贵州省的医药产业产值在全国仅排在第24位，是山东省的1/15，广东省的1/16。在与地方政府、医药主管部门和相关协会、企业家交流沟通后，惠鲁生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地方独特的药材或品种，比如石斛、黑山羊。“从云贵地区特产的黑山羊身上提取的胸腺肽，就是生物制药非常好的原料。”二是突出差异性，搜集挖掘珍贵的贵州本地的苗药经典验方，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惠鲁生向与会者讲述了一个经历，“2009年H1N1流感盛行时，卫生部发布了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把‘疏风解毒胶囊’列为风热犯肺的首选药，同时卫生部应急办在指导便函中将其列为治疗甲型H1N1流感必备中成药，效果甚至超过了昂贵的达菲。其实这个胶囊就是用320万买了一个苗家祖传治感冒的方子，药品上市后当年销售3个亿。”

　　对于贵州发展中草药种植和加工行业，陈全生参事认为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俗话说，三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利润丰厚，前景巨大。”他说，由于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用工成本的“三低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企业家要面对的“新常态”。

　　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参事提醒中小企业，“最赚钱的行当不一定是你最熟悉的行当，但是你最熟悉的行当一定是你最赚钱的行当。要咬紧牙关，熬过今年、过渡明年，不求赚多少，只求保本不赔。千万不可盲从、盲动、盲投，现在是养精蓄锐，将来是厚积薄发。”

　　采写/本刊记者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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