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演员 时代宠儿

　　黄渤的走红是个励志传奇。

　　今年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在舞台上高唱“这就是我的中国梦”。而在现实中，黄渤的人生也是小人物实现中国梦的例证。虽然在2006年就凭借《疯狂的石头》一鸣惊人，但当时绝不会有人料到，这个操着青岛口音、形象几近“猥琐”的“笨贼”，将在8年后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和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最近两年，黄渤作为电影演员的号召力达到巅峰，2014年成为了他的票房“加冕”年——国庆档3部备受瞩目的华语电影均由他出演，《心花路放》已为其个人连续第9部票房过亿电影，同时这也是他第3部内地票房突破10亿大关的作品。至此，黄渤出演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0亿元。

　　毫无疑问，2014年的年度最具商业价值演员奖，黄渤实至名归。

　　“国民演员”养成记

　　黄渤近来很忙。

　　这些年的频繁接戏使其体力与精力都有些透支。九、十月拍摄新片《鬼吹灯之寻龙诀》，同时有三部影片正处于国庆档宣传期，各种发布会和采访让黄渤陷入了连轴转；“双十一”他要宣传自己代言的公益活动“筷乐行动”；最近，他又登上了一档央视的财经栏目，和马云对话。我们的采访最后只得约在了首都机场，抓住了黄渤去上海参加某活动后，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怀柔《寻龙诀》剧组之间的一点点空隙。

　　飞机落地时已是晚上10点多，采访开始时已临近午夜。一贯以精力充沛形象示人的黄渤有点强打精神，但对于采访的要求，他始终很配合。当被问及如此忙碌的行程是否会影响其拍戏的状态时，黄渤承认，“我有点被掏空了。”在接受完《综艺》采访后没多久，他就再次离开剧组，去台北参加好友赵又廷和高圆圆的婚礼。祝福视频中，花花绿绿的麦克风挤了好几排，在麦克风后面，露出的依然是那张无人不识的笑脸。

　　如今，这张笑脸已然成为时下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金字招牌。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中的“黑皮”一角打开知名度算起，8年来，中国观众见证了黄渤的一步步“逆袭”，从插科打诨的小配角直至今天的一线明星——2009年的《斗牛》让他荣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从此跻身一线；2012年底，黄渤在徐峥的导演处女作《人再囧途之泰囧》中扮演“反一号”高博，该片以12.67亿元的成绩创下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仅仅两个月后，他参演的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篇》再度卖座12.46亿元，一举拿下2013年国产片票房冠军。这一年里黄渤总共出现在4部电影中，除了《西游：降魔篇》还有《101次求婚》《厨子·戏子·痞子》和《无人区》，4片票房齐齐过亿，累积卖座近20亿元。

　　“黄渤年”仍未就此打住。到了2014年，他主演、参演的3部影片齐聚国庆档，其中《心花路放》以11.47亿元的票房成就国产商业片的又一高峰，加上《亲爱的》的3.38亿元和《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的2亿，三片累计卖座16.85亿元。

　　对于自己3部电影在国庆档的“左右互搏”，黄渤说他本来觉得挺“尴尬”，“我没法面对任何一个片方。虽然大家说得都很好听，但是市场就这么大，片子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对于身为主演的黄渤来说，“时间怎么调配？”、“给谁出多点力，谁出少点力？”也都成了问题。最

　　终，他和工作室的同事聊出了一个“黄渤套票”方案，随后又找到格瓦拉生活网，双方一拍即合。“演员套票是个新生事物，其登上各个网站焦点图、头条首页也就意味着这3部电影的名字因为我又多次出现在各个宣传点。这样，我才对每个片方坦然了。”在黄渤看来，这样全新的宣传方式“比按部就班地参加发布会，翻来覆去地说同样的话强多了。”这个创意的结果令他很满意：在格瓦拉上线后，3333套面值75元的“黄渤套票”迅速被一抢而空。

　　如此彪悍的市场人气和号召力，不禁让人想到了之前内地的另一位“国民演员”葛优。2010年贺岁档，后者主演的《赵氏孤儿》《非诚勿扰》《让子弹飞》三部电影也曾大打票房“空明拳”。那被视为葛优的鼎盛时期，今年国庆档的局面几乎就是当年的翻版。

　　说起来，葛优和黄渤不乏相似之处，两位“国民演员”均以幽默、谦逊、亲和力著称，也都拥有一张算不得英俊却不乏特色的面孔。在电影的世界中，他们总是扮演小人物，谁都可以拿他们开玩笑，在其身上找到优越感。在现实生活中，两位大明星也都颇为低调，多年来始终与识于微时的妻子、友人不离不弃。

　　当然，两人的成长背景毕竟不同。葛优和黄渤的青年时代，分别开端于改革开放初期和市场经济初期，各自拥有两个典型时期的中国主流精神气质。对于自己广受欢迎的原因，黄渤的解释是根植于此，“我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的历程成长起来的，渐渐我也就知道这个时代应该有哪些样貌，这些样貌的根源在哪儿。我演的很多人物，有些尽管不是当代题材，但内在精神仍然是当下的——大家都喜欢契合时代精神的东西。”

　　“草根”的胜利

　　在内地电影圈，黄渤被人称道的不仅是其演技和市场号召力，还有他的为人、做派。正所谓聪明易有，厚道难得。我们的采访约在机场内某茶室中，刚落座，黄渤不忘嘱咐工作人员给茶室多付些费用，“本来人家都该关门了，现在是加班。”

　　1974年，黄渤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青岛机关单位的处级干部。少时的他学习成绩糟糕，文艺才华却很突出。1993年，中专还没毕业的黄渤放弃学业，当上了中国第一批歌舞厅驻唱歌手。“我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本来毕业要去固定单位，我受不了那种机械的重复。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是有创造性的，每天不一样，这能带给我愉悦感。”

　　现在来看，黄渤的表演才能好像是天生的。采访时，摄影师在一旁抓拍，黄渤就一边说话，一边颇有镜头感地自觉换了好几个姿势。实际上，这样的机灵也是他早年在酒吧驻唱时练就的。那时身份还是“歌手”的黄渤发现，唱得好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得会搞气氛”。于是在演出时，他不时和台下观众逗趣互动，以夸张的姿势跳舞，随时根据现场气氛调整表演方式。黄渤戏称当年的自己是“体力派”歌手，他甚至还当过7年的兼职舞蹈教练。后来他和朋友组了一个歌唱表演组合“蓝色风沙”，到全国各地走穴演出。

　　这段四海为家的“流浪”岁月，在外人看来满是辛酸的底层奋斗史，但在黄渤心目中，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他可以一边挣钱，一边见识全国各地的好风景。“那时比现在好太多了，每天都是新鲜的。当一场演出费突然从几百块涨到一千多块，第一次结账接过那么厚一沓钱的时候，太兴奋了！现在的我天天在剧组，连钱都没机会花”，他苦笑着说。

　　之后黄渤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那段时间他写了很多歌，甚至包括给王菲、张学友、郭富城等大牌歌手写歌，“都是按照他们的风格写的，别人唱不了。”但黄渤的创作从未被音乐公司看中。1996年，失意的黄渤回到青岛，和朋友办起了工厂。他背起了公文包，过起了酒桌谈生意的日子。不过没过多久，他又厌倦了这种“毫无创造性”的生活。

　　2000年，黄渤的发小高虎终于帮他争取到一个机会：在管虎执导的《上车，走吧》出演男二号。这部影片获得了2001年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跑了那么多年歌厅之后，却是这部拍了12天的电影带他登上了大雅之堂。27岁的黄渤之后尝试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却因为年龄和形象的劣势两次名落孙山。第三年，他终于“曲线救国”，考上了表演系配音专业，随后开始了短暂的配音生涯，偶尔也在一些电视剧里串戏，直到被职业生涯中的另一位“伯乐”宁浩发现，得到出演《疯狂的石头》的机会。

　　早年的生活充满起伏，新鲜刺激和不安全感交替出现，希望和挫折始终并行。对此，黄渤不以为苦，相反充满感恩，“老天爷给了我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机会，为我后来的表演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多年的“草根“经历使得他的表演深得普通观众欢心，“接地气”不费吹灰之力。

　　某种程度上说，和赵本山、周星驰等人类似，黄渤也是当代中国“俗”文化的代表。他的“贫”在圈内外是出了名的。在电影里搭档过夫妻的闫妮曾调侃他说：“我和你搭戏，就步入了丑星的行列。”黄渤立刻回应，“我和你搭戏，就步入了帅哥的行列。”一次黄渤去学校做宣传，有学生问道，“你除了帅哥和美女，还有什么不能演的？”他机智回答，“谁说我这个帅哥不能演美女？”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宾主尽欢。

　　不过黄渤的“俗”固有烟火气，却罕见草莽气和戾气——表面撒得开，骨子里却很懂分寸。虽然多年行走江湖，圈内却少有传其轻狂往事的。此外，“草根”并不等于“草包”。相反，黄渤的银幕形象使得他的另一面常常被人忽略。采访开始前，黄渤从茶室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余华的《第七天》读得津津有味，演过话剧《活着》的他说自己对余华并不陌生。虽然笑言“没能继承父母衣钵”，但他现在还是会挤出时间来强迫自己看点书。这也是黄渤对作为演员的自己的更高要求。在他看来，真正高级的戏剧是应该有思考和批判的。在说到自己以往作品时，黄渤常常会谈及《斗牛》和《杀生》这两部并非大众喜剧、在票房上也远不突出的电影。他说：“我当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电影，只是我必须服从市场。”

　　文/喻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