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新议

　　近两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汉代文学，先是读了汉代的文学作品，然后又翻阅了汉代的文学史和一些研究汉代文学的评论作品，不仅如此，还进行了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将汉代文学放在整部文学史中进行了比较研究，二是将汉代文学与汉代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有了不少感想。这些感想，一部分针对汉代文学及其他时代的文学，一部分针对文学史观点，还有一部分针对汉代其他的艺术形式。

　　笔者由汉代文学所想起的第一个观点是：文学是生命本质的体现，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有高潮和低潮，但却与时间无关，因此要否定那种线性进化论式的文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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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进化论式的文学发展观，认为时间流逝就意味着进步，随着时间的推进，下一个王朝或者时代的作品总要比前一个王朝或者时代的好。但是，当我们把文学史拉通来看之后，会发现：文学有高潮和低潮，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延续，文学有时繁荣、有时衰落，这种高潮和低潮的出现，并不是由时间和社会发展决定的，而是另有原因。

　　只要稍微较真，问这么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的诗歌比《诗经》的作品写得更好了吗？现在的小说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写得更好了吗？“文学进化论”便变得脆弱不堪，站不住脚。自然，将来或许会出现比屈原、李白和杜甫更好的诗人，或许会出现比《水浒传》更伟大的小说，但却不会是“发展”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

　　汉代文学里，以汉赋为例，司马相如之后，后面的赋家都没有超越他所构建的框架，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模仿，比如扬雄著名的“四大赋”就是模仿《天子游猎赋》而写成，班固的《两都赋》同样是，张衡早年的《二京赋》又是模仿《两都赋》而成，这不是发展，反而是创造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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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不会呈现出线性式的发展形态，但会有变化。比如司马相如的赋，较之汉初贾谊和东汉张衡等人有所不同，由此有人总结出汉赋经历了以贾谊的《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赋到以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汉大赋再到以张衡的《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种根据文学外在形式所作出的一种想当然的推断。以笔者之见，这仅仅是写作者个人风格的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时代背景固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写作者的天赋才情和个人喜好。司马相如为什么喜欢写那种气势宏大的作品，一方面可能是他天性喜欢一些宏大的事物，激情澎湃；另一方面他也有他的个人动机，投汉武帝所好，以达到仕途上升迁的目的，既然汉武帝希望有人来歌颂自己的文治武功，司马相如刚好又有这方面的才华，所以就写出了所谓的“大赋”，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在帝王的推助下，造成了汉赋的一时发达。后来扬雄推崇、模仿司马相如，一方面是他模仿司马相如的写作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在模仿司马相如以献赋而求官的现实做法。至于张衡，天性不喜为官而在钻研“玄学”，所以他才会率性而为，写下充满自我、清新自然的作品《归田赋》之类的，这不能视之为汉赋这种文体形式自然发展的结果，仅仅只是在风格上有人喜欢华丽宏大，有人喜欢清新小我。

　　两汉赋家里面，以司马相如的成就最高，他将汉赋带到了最高峰，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运用这种形式的天赋较高，之后的赋家比如扬雄等人在这方面没有了司马相如那般的才情，所以也就没有他写得好，倘若后来又出现了如同司马相如，或者比司马相如才华更高的作家，那么汉赋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模样。

　　将整部中国文学史拉通来看，情况也大抵如此。比如盛唐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盛景，但不能说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学的发展，而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至于这一批诗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期，却是上帝的事情了。上帝手里抓着一大把天才的种子，他何时播撒，撒在何方何地，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可以回答文章一开头就提的问题了：将来会不会诞生比《水浒传》等更伟大的小说，会不会有比盛唐诗歌更好的诗歌出现，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关键取决于会不会有比他们更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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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公认的文学高峰时代，比如唐代和宋代，是抒情文学的黄金时期，唐诗和宋词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文学的高峰，不仅作品数量庞大、质量高、杰出的诗人词人层出不穷，而且对后世人们的思想言行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汉代的确算不上一个文学的时代。汉赋是汉代盛极一时的文学形式，也出现过司马相如这样的大家，但汉赋无论从作品数量、水准还是抒情性上，都无法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汉乐府对后世的文学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但在整体成就上来讲，也还是不如唐诗宋词。

　　但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问题，会发现，汉代虽然不是抒情文学的高峰时期，但在纪实文学方面的成就却是最高的，其文学水准之高，足可以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相媲美，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史记》和《汉书》，鲁迅先生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充分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

　　下面就以《史记》为例，简要谈一下汉代纪实文学的成就：

　　首先，从个人视角，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风貌；

　　其次，刻画了众多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帝王将相到刺客游侠，他们都是典型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其三，包罗万象。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就包括了小说、诗歌等。比如荆轲刺秦、鸿门宴等章节，就是典型的小说写法。而像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这样杰出的诗歌作品，同样都出自于《史记》的记载，并且它们和文章浑然一体，单列出来看，就会失去原有的意味。比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单独读这首诗，会觉得这是一个发达了的人回到故乡以后的炫耀之语，但在《史记》记载中，在这首诗歌的后面，司马迁这样写道：“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我们体会到的却是一个英雄内心的苍凉和他感慨生命的悲伤之语。

　　这是《史记》的文学底色，这也是最高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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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汉代文学的纪实性不仅表现在《史记》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当中，还体现在汉赋、汉乐府当中。汉赋中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天子游猎赋》《两都赋》和《二京赋》等，都用写实的笔法，描绘了汉代疆土的辽阔、物产的丰富和都城的繁华。汉乐府的多数作品，都以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为素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况，它们都是和当时的实际、具体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汉代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显示出写实主义的特点，拿汉画像石来讲，就以反映社会政治军事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题材为主，比如战争、汲水、炊煮、百戏、牛耕、迎送官吏等等。可惜的是，这种可贵的绘画传统在宋以后就中断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在反映生活，但至此以后的绘画就没有了人的生活，而以花鸟山水之类的为主了，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国画依旧如此，一片山水、一朵荷花、几只小虾，就够一名画家折腾一辈子，这种隐逸山林的贵族艺术，实际上反映的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衰退，其结果是时间过去，既没有给时代留下有价值的记录，又没有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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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大时代，对外部世界的不断开拓是时代的主旋律，建功立业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很多人的人生目标，这种时代精神也反映在了文学艺术方面。

　　汉不以文事为胜，有汉一代，战争频繁，但却没有唐代那样的边塞诗，它有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歌作品，但具体的作者现在都不可考，因此，汉代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诗人的诗歌时代”，人们并不像唐人那样以诗为职业、宋人那样以词为专业。汉代人都在忙建功立业的“正事儿”，他们甚至来不及抒发对大好河山的热爱，来不及细细打磨自己的情感，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精致的抒情艺术，只是面对不断开拓的新世界、纷至沓来的新事物，不加雕饰地把所看见的一切记录下来，而当情感饱满到快溢出来的时候，偶尔来那么一两句，便成了好文好诗。这是一种生命本然创造力的释放！

　　汉代的审美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与生活浑然一体，美就存于生活当中，是对生活的直接欣赏；汉代的抒情，就存在于叙事之中，是那么质朴、简练、刚健、直接和天然。汉代文学作为审美的一部分，亦如此！

　　汉人不像唐人、宋人那般抒情，但却为后人创造了可供抒情的资源，他们打下的辽阔江山，成为后世人们永远歌颂的对象，他们在那些纪实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也为后世众多诗篇反复吟哦。汉人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奠定了思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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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文学是生命本质的体现，最好的文学是直觉的而非理性思考的，是有话要说、不得不说、而又脱口而出的，是浑然天成而非刻意雕饰的，是口语的而非修辞的。

　　既然文学是对生命感受的直接书写，生命没有发展进化，那么文学也就不存在着发展之说。当代诗歌对生命感受的书写，和《诗经》时代、汉代并没有本质不同，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外在形式或者寄托物发生了变化而已。

　　当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强有弱，遇到一个合适的时机，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爆发了出来，文学就会呈现出强大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或者书写文学史的时候，要看到，文学在不同时期会有起伏，但这种起伏与时间无关，也和形式无关，而只和作品本身所承载的生活内容、生命力和创造力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的写实主义文学，就是汉人生活的书写、强悍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在文学史上和唐诗宋词一起，并为高峰！

　　如果要给汉代文学按成就高低排个顺序，笔者的排法是：

　　史第一。《史记》《汉书》之类的作品，既是史学著作，又是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这一点，笔者在前文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阐述。

　　诗第二。汉代的诗歌，也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包括最著名的，比如《大风歌》之类的，是从纪实文学作品中摘引出来的一个段落，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来单独对它们进行评价。

　　赋第三。王国维先生将汉赋列为汉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但笔者认为汉赋只是汉代流行的一种官方文学体裁，那时大家都以能写赋为一种时尚，把汉赋写得好的人视为偶像，甚至连司马迁都很推崇司马相如，但从文学本质来看，汉赋却并不能代表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汉赋最大的特点是铺陈盛大、绚烂华丽、刻意雕琢，赋家做一篇赋，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选词造句，布局谋篇，据说张衡写《二京赋》就花了十年时间，着实费尽了心思。而且汉赋越到后来，模仿痕迹越来越重，重形式而少内容，作者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字句的雕琢之上，真情实感反倒没有多少了。说起来汉赋当然也是不错的作品，但却不是最好的，所以笔者将其排在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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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通行的众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大都将文学史当做了政治史或者经济史的附庸，以进化史观看问题，得出的很多结论，往往都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反映出文学的本质和真实规律，因此，文学史有必要重写。

　　笔者不揣冒昧，提供以下几点建议：

　　1、将文学史从政治史和经济史中独立出来，不再把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的发展线索，而是以作品为本位来重构文学史。

　　2、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尤其是要按照写作者作品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写，因为写清楚了人，也就说清楚了事情。

　　3、要将文学史拉通了写。这种“通”，包含两个方向：一是从纵向上看，要从《诗经》时代一直看到当代。即便是写某个时代的文学，也要有这种眼光；二是从横向上看，要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比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对比，而是一种状态的对比。比如拿中国文学的最好状态和其他文明文学的最好状态来对比才有意义。

　　完全是一句玩笑话。拿现代诗歌和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并没有写出如同古典诗歌那种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遇到某种情景就会脱口说出的句子，虽然也诞生了不少的杰作名句，但影响力多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即使我们在生活中引用它们，也会觉得有些不自然，有些故意掉书袋的嫌疑，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现代诗歌在和人们生活的结合方面，目前还没有达到古典诗歌浑然一体的境界。这是一个需要引起现代诗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智慧含量和凝练程度来考量，至少从目前来看，文学不但不是发展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古人用极少的字句所表达的智慧和情感，我们现在往往需要用几百字甚至成千上万字来表达，这即使不说是倒退，也不能说成是发展吧。由此想到那种说古诗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再到七言律诗是文学进步之类的说法，着实谬也！

　　笔者由汉代文学所想起的第二个观点是：一切文明都是城市文明，因此，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所有的文学都是城市文学，所谓的农村文学或者农民文学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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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得说清楚城市与农村的概念以及区别，然后才能说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文学都是、且只能是城市文学。

　　简单来说，农村就是以种植业或养殖业为主的地方，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的人就是农民。农民有以下几个特点：

　　1、居住分散，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穷乡僻壤。

　　2、从事最基础的劳动，但是劳动附加值低。

　　3、作业环境艰苦，社会地位低。

　　总的来说，农民处于生存链的下端，首先，他们从事最基础、最艰苦的劳动，因而没有闲情逸致对自己的生活来进行审美；其次，他们社会地位低，没有自信来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其三，他们由于居住分散，交往相对较少，更不会经常性的聚会交流，而没有这种交流，文学艺术的产生也就少了一个重要条件。

　　再来说城市的情况。从本质上讲，城市起源于统治业，一群不事稼穑、不事营生，而靠统治别人生活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城市。首先，他们生活居住环境好，而且居住很集中，可以经常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其次，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以管理者的名义，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得收入，而且钱还很多。既然有了钱，而且平日里还没有繁重的劳作，显摆和炫耀就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更何况他们还有炫耀的地方和炫耀的时间，文明即由此产生，只有他们，才有权力、有能力来创造文明，文学艺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明即闲愁，文学当然也是！只有“闲”才能产生“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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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说明一点：题材不是判断的标准，城市文学既可以是城市题材，也可以是农村题材。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反映农民生活或者农村题材的作品存在，这样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直接描写农村生活或者农民生活，一类是表达对农村生活的热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或者想象，比如众多的田园诗便是如此。但是，不能将这样的作品称之为农村文学或者农民文学，因为它们都是站在城市文明角度上的一种书写，是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审美、观照，或欣赏或者同情，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炫耀，或者自我心理满足。这些书写者，或身份、或思维方式或自我价值确认等等各方面，都是属于城市文明范畴之内的，较之社会身份，思维方式和自我价值确认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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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拿具体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诗人来进行考察时，就更加能够看清楚所有的文学都是城市文学。

　　《诗经》是一部通过收集各方作品而成的诗歌总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来自于民间采风的里巷歌谣，这里所说的民间，即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城市。关键在于即便是那些书写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或者是不满“硕鼠”剥削的作品，作品中的“我”与作者并不同一，作者是作为观察者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以农民生活为素材，创作出了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于是便在民间传唱开来。

　　《诗经》时代远矣，不过我们可以拿现在的情况来做类比。笔者出身农村，有过将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印象里从来没有一位埋头于农活、忙于生计的农民写诗做文，搞点创作的，要么是乡村老师，要么是受过教育又回家务农的人，这些人因为舞文弄墨，最后大多上调到上面的文化部门去了。可以这么说，这些人中，虽然有些身份还是农民，但在精神状态上却已经不是了。今天尚且如此，更遑论几千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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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位以田园诗著称的东晋大诗人，后半生在农村务农，但不能将他看作是农民，陶渊明一生，为了生计多次做官，最后由于性格原因，选择了回农村务农。他的一生，其实都和上流社会保持着联系，他在思想上和那些人是一类人。更不能将陶渊明那些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视作农民文学，农村只是他创作的背景，是精神世界的一种观照，他和农民共苦乐，但说到底他还是农民生活的一个观察者或者说是体验者。

　　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晚年也回到了老家湖南益阳农村居住，《山乡巨变》写的也是老家的事儿，但他却不是山乡巨变中的主人公，而仅仅是一名记录者，他站在城市文明角度上，书写家乡的变化，表达自己的欣赏或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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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学里，《史记》等纪实文学作品，描写的是统治者的事情，自然而然是城市文学。

　　汉赋是城市文学。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扬雄的《甘泉赋》等，本来就是写给统治者看的，写的也大都是皇家生活。即便是张衡的《归田赋》，所谓“归田”，表达的恰恰是士大夫的一种闲愁，一个真正的农民，巴不得脱离田地来到城市呢！

　　乐府诗是城市文学。乐府是汉武帝为了适应国家政治宣传需要，创新词、变新声而设立的一个音乐歌舞机构，和现在的文工团相类似，主要工作人员是宫廷艺人，他们或创作或收集歌舞，为宫廷服务，在后来的流传中，由于曲调没有传下来，只留下了那些歌词或者旁白、对白什么的，于是变成了人们现在所说的乐府诗。正因为如此，乐府诗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诗中的主人公“我”，包括那些“思妇”“贫夫”“游子”等，既非作者，也非那些在台上的表演者。换言之，是创作人员根据那些“思妇”“贫夫”“游子”的生活素材，编写成了文艺作品，然后在舞台上演绎而已。比如那首著名的，表达爱情忠贞的《上邪》，实际上和现在舞台上流行歌手所唱的“死了都要爱”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且欣赏：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

　　天地合 ，

　　乃敢与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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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谈汉乐府诗。

　　汉乐府诗大体上包括各地歌诗、汉代郊庙歌诗、朝会庆宴歌诗等。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是各地歌诗，这些诗很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痛苦不平。比如《东门行》，描写了城市里一户贫困家庭的故事，丈夫为了解决妻儿的衣食问题，决定铤而走险，拔剑出门去，估计是去抢劫或者偷盗，妻子却苦苦劝他不要这样，丈夫不听而去，留下妻子在家盼望他平安归来。现全文摘引如下：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今天我们也正处于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因此，当笔者读到以上这首《东门行》，觉得这哪里写的是汉代底层生活啊，今天生活在底层的一些人，和这首诗中的主人公命运何其相似，在此引用当代诗人伊沙的一首《中国底层》，以作对照：

　　辫子应约来到工棚

　　他说：“小保你有烟抽了？”

　　那盒烟也是偷来的

　　和棚顶上一把五四式手枪

　　小保在床上坐着

　　他的腿在干这件活儿逃跑时摔断了

　　小保想卖了那枪

　　然后去医院把自己的断腿接上

　　辫子坚决不让

　　“小保，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小保哭了

　　越哭越凶：“看我可怜的！”

　　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

　　辫子也哭了

　　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

　　辫子决定帮助小保卖枪

　　经他介绍把枪卖给了一个姓董的

　　以上所述是震惊全国的

　　西安12.1枪杀大案的开始

　　这样的夜晚别人都关心大案

　　我只关心辫子和小保

　　这些来自中国底层无望的孩子

　　让我这人民的诗人受不了

　　（1999）

　　通过以上两首诗歌的对比，笔者忍不住还要唠叨两句：如果将《东门行》用当代的语言和形式翻译出来，完完全全就是一首现代诗；反之，将伊沙先生的这首《中国底层》用汉代的语言写出来，也就是一首汉乐府诗。由此可见，千百年来的生活，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一些外在形式。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描述了更古不变的生活，直击人心、在任何时代都能引起人们心理共鸣的作品，让人们一读到，就能和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联系起来。笔者上文所说的要以作品为本位来重构文学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动手研究。

　　汉乐府诗里，有一类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作品。这里所说的游子，多为失去了土地或者为追求更好一点的生活，涌进城市谋生的人。他们有的为了生计，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有的受尽歧视，但还得忍气吞声，他们是汉代的打工一族，和我们现在涌进城市的打工族和农民工的遭遇简直一模一样，读来非常亲切。在描写他们生活的乐府诗中，这些游子往往表现出很浓烈的思乡之情，但这种思乡，并不是说他们真要回到农村老家，而只是在心灵痛苦的情况下，为了寻找安慰而对过往生活的一种怀念而已。

　　比如这首《艳歌行》，讲的是兄弟几人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遇见了一位善良的女主人，平日里替他们缝补衣服，但却遭到男主人的猜忌。他们相信自己行为清白，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猜忌必将消失，但心里头却还是充满辛酸。

　　请欣赏：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

　　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

　　夫婿从门来，斜柯(倚)西北眄。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这首诗的重要特点是客观描叙了一种生存状态，有具体生动的细节，主人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一目了然，我们读完有身临其境和他面对面之感，作者并没有刻意抒情，也没有做价值预设，只是呈现出一种生活状态，但读者的情感自然而然就被调动了起来。反观当代很多写民工的诗歌作品，往往不是去写他们的具体生活，而是作者先有一个价值预设，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来虚构生活，或者表达自己面对这个群体的感想，因此不真实，缺乏感染力，从艺术上来讲也不高级！

　　汉乐府还有一类涉及到农桑的作品，比如《陌上桑》，其实写的也就是城里人罗敷女出游所遇到的事儿。

　　因此，无论是从写作者的身份，还是作品题材来讲，汉乐府都是典型的城市文学。《古诗十九首》同样也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诗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回事儿，其中还有好几首在内容上是重复的，因此不妨将其也看作是乐府诗，只不过更加文人化而已。在此就不引用具体作品来做阐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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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对所有文学都是城市文学的论述中，还可以挖掘出很多关于文学研究很有价值的线索：比如提供了认识文学功能研究的角度，文学与生活的距离问题，农村生活给文学贡献了什么等等。限于篇幅，也由于思考的不深入，在此笔者就不一一展开了，只是提出这些感想，供同道中人深入研究。

　　通过对汉代文学的观照，笔者提出自己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点建议：去职业化和去文人化

　　汉代的文学创作，无论说它是生命感受的自然流淌，还是从城市文学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把文学当一回事儿，文学只是人们在忙“正事”之外的一件“闲事”，并没有形成职业化的创作队伍，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职业”的状态，却造就了一个文学高峰时代，这一点，对当代文学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以各地的文联、作协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职业化创作队伍，忙着采风、忙着开会、忙着颁奖，唯独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且这样下去，也永远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并非如上是“体制内”的人，但进入到了一种为写作而写作的状态，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任务。这也是一种职业化。

　　文学创作终究不是一种职业，因此要在身份上，尤其是思想上去职业化。

　　好的文学就是你经历了、感受了、理解了、憋不住了、喷薄而出了！

　　好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同时还要去那种小圈子的文人化。现代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了人们的关注点也多元化，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身边脚下的那些事情，很多作家诗人的写作也是如此，把写作的个人化当作自说自话，而不是把个人的生命感受和更宽广的世界联系起来，这种自己把自己圈养起来的写作，反映的是生命力的衰退，因此应该这样反思：自己作品不行了，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生命力不行了。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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