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汉代书写风格的最突出特征--纵逸

　　以秦简与汉简的书写形态相比较，充分说明汉代人放松多了。

　　把大量的秦简与汉简放在一起，很容易辨识哪是秦简哪是汉简。

　　秦人整肃，汉人一开始也比较拘谨，但是很快，在文字“原型”确立之后，汉人开始了发挥，精神上的自由表现在书写上，显得轻松浪漫、开张豪迈甚至造次轻率、鲁莽狂躁。多样化的风格造就了汉代书写的复杂性，也开启了后来书法艺术风格发展的基本模式。

　　但不管有多少风格，汉代书写的突出特征是“纵逸”。这就像一个学习直立行走的婴儿，不仅熟悉了蹒跚学步，还能够经常性的脉冲式疾走，在这个婴儿的眼中，世界不仅可望，并且可及，不仅仅是世界在动，自己也能动；这也像一个学习骑车的男孩，一旦能够骑稳当，就开始了迎风疾驰的冒险。汉代就是这样一个少年，汉代的书写，就是一个少年成长的快乐探索，对世界充满了惊喜，每每端详汉人书法，笔者都感同身受。

　　纵者，放也，放任，向前向上，纵身一跃；逸者，失也，奔逸、超逸、安逸，脱离此状到达彼状的自由之态。

　　讲到形式感的范畴，最好就是用图说话。这里列举了由秦至汉，由前汉至新莽至后汉的简牍代表作，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

　　1、汉简书写的丰富性

　　只能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之所以书写的结果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有着多种不同的“样”，是因为用途不同，场合不同，工具不同，载体不同，书写主体不同，诸多的不同所形成的各种组合，导致了书写结果的丰富性。

　　即使是汉简，用毛笔书写，也呈现出相当多的形态。归纳起来是两种，一是比较正经、正式，这往往是抄录典籍，传达政令；二是比较率性、随意，这往往是工作笔记、起草文稿、书信往来。这种情况和今天的书写也很类似。学生们记笔记就可以瞎写，只要自己看懂就可以了，怎么高效怎么来；写试卷，写给老师的作业，特别是抄写课文、字词，就不能马虎，小学生尤其如此。出班级墙报黑板报，往往是写字比较规范漂亮的同学来担任。

　　所以，不能把汉简书写风格的丰富性，总结为书写者对书法艺术风格的主动追求，不能上升到艺术高度去过度诠释。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从书写风格中找到书写者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其审美倾向。

　　汉简风格的丰富性，还由于时间跨度实在太大。草隶，有一定隶意的草书，有楷书笔意的隶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层层展现出来。到了后汉末期至三国魏晋，汉字书写的体例与风格，几乎全景覆盖，再也没有跳出其外者。

　　我们来尝试分析几则。

　　这虽然是前汉所书，但是已经有多处完全是楷书的笔法。最典型的是勾的出现，比如第二行的“利”，第三行的“剑”。还有折的出现，比如第二行“也”“善”，都不是重新起笔，而是用了楷书的横折笔法。此为规整一路。

　　如果不加释文，恐怕没多少人可以识得这些草书，其中很多简化符号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见，汉简文书中使用草书已经并不鲜见。

　　这是处于规整和随意之间的一种状态，姑且可以称为行书。这是两汉交接新莽时期的一封草拟奏折，有个别字很草化，但大部分可识，只是运笔速度较快，体现出行书的样式。

　　2、汉代的碑刻--风格迥异而丰富

　　碑，这种形式，源头早且复杂，不赘述。不是所有碑刻都很正式，也有很随意的书写。这里重点阐述东汉的碑刻。

　　肯定有文化上的原因，让东汉人那么喜欢刻碑。秦有大墓巨墓，西汉也有，但少有墓碑，或有，也未郑重其事；东汉的陵墓规模小了，但是墓碑及墓葬中的装饰却极为精致。出土的大量东汉碑刻和画像石，可作明证。

　　碑的功能，简而言之--表彰。既是表彰，就得让所有识字的人认得，所以，就得用通用的、规范的、标准的字体来写刻，而不能用可能让人认不得或者不能全部认得的字体，比如草书就不行。

　　今天我们经常拿来研习的碑刻，主要是东汉碑刻，都叫汉隶，但是风格迥异而丰富，真是“一碑一世界”！其差异程度、丰富程度绝不亚于后世文人书法家所创造出的景观，至少远远超出了晋人尺牍。

　　前人往往会用大量篇幅描述各种碑刻的风格特征，最后归纳出几大类。有的归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很多的碑刻，实际上很难归纳。因为要归纳就得有明确标准，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归纳标准，所以硬塞反而不科学，也没必要。

　　这里介绍几个典型的碑刻，来看看什么叫“一碑一世界”。

　　先说笔者偏爱的《石门颂》。刻于公元148年，原迹在褒斜谷石门崖壁，后被整体切割搬至汉中博物馆。险要山川之中，突现此摩崖，其雄伟气势自不待言。摩崖全文分为险要难行之景色描绘、杨孟文君复通褒斜道之叙事以及对此事此君的赞颂三部分构成。其内容，也就决定了其书写的风格。前人多有描述，笔者以为要者如下：其篇幅宏伟，字径较大，7厘米左右。刻于山崖不太平整的岩面，不多的拘束，使得书写者敢于恣肆而书，不求行列齐整，难称细腻周到，却起止无痕，尽显纵逸之态，完美地表达了汉人开疆拓土的精神气质，自信从容，勇猛精进而不失舒展洒脱，笔势超凡，不事雕琢，自然脱俗，刚柔互见。窃以为是汉代书写中最能契合汉人精神品质的佳作。经常突出的长笔画更是淋漓酣畅，长竖，长撇，长横，长捺，似乎不长，就抒发不出积聚的情感。临写此碑，当开拓万古心胸，实在是打开郁结的好路径。把书法写僵的学书者，当以此碑救治。初学者，可以此碑开路，逐渐以他碑谨严，未必邪道。

　　再说《乙瑛碑》，153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东汉名碑，多出桓灵，此即为代表作。内容记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乙瑛碑具有宗庙之美。其风格，不像《石门颂》那样豪迈纵逸，不像《曹全碑》那样婉丽多姿，也不像《张迁碑》那样古拙沉著。其结字端庄雍容，匀称调和，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样刻意突出长大的主笔画。用笔方圆兼备，不激不厉。不像《张迁碑》那样多方笔，也不像《曹全碑》那样多圆笔，而是多切锋方笔入纸，顿笔圆转出锋，刚柔相济。《乙瑛碑》是八分书完全规范化的产物，具备了汉隶的综合表现手法。综上，《乙瑛碑》堪称中庸，故适合初学。自此入隶，左通雄肆，右达雅逸。

　　笔者不太喜欢《曹全碑》，但是大众喜爱度最高。此碑刻于185年，现存西安碑林。这个碑的风格，如果用褒义词，圆润婉丽，秀美飞动，如用贬义词，搔首弄姿，格低气弱，应该说见仁见智。比较客观的分析应该是，由于过度的弧度和笔笔圆润，导致审美疲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匠气”，就会来这么一招。虽然《曹全碑》中有些结字颇显高古典雅，但是由于匠俗既成，往往百口莫辩。笔者不建议以此作为入门范本，而恰恰，由于漂亮唬人，孩子一学就会，这个碑是隶书入门被选择最多的。是为憾。

　　《张迁碑》，刻于186年，现存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初看呆头呆脑，再看雄强刚正，反复揣摩更能体会其稚拙古朴，寓巧于拙的高妙。看似统一，实则变化万千。在汉碑中，论平直方正，此碑第一。其用笔，往往方起，笔势平直，少有起伏。比如磔画，稍纵即收，以敛取势，独具特色。其结体端正庄严，又或如狮蹲虎踞，气势万钧。实际上，《张迁碑》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势能”，就是那种引而不发的能量，不怒自威，偶有一出，则顿见峥嵘。当今时代，若能更多从《张迁碑》中汲取精神养分，当为可贵。

　　碑刻，成为我们学习汉代书法的主要对象，原因在于它的经典性。上述几个汉碑典型还远未涵盖汉碑的风格。一边学习，一边拓展视野，一边揣摩，一边融会贯通。怕就怕“从一而终”。学习汉碑，要“心有旁骛”，触类旁通，主攻一家的同时，可兼顾多家，将真正的汉代书风-纵逸，写在笔底，写在胸中。

　　3、汉印与瓦当

　　印章是用来识别身份的，表达印主人对所钤盖文件的认定。伪造印章是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涉嫌骗取身份所代表的权力，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

　　印章出现在何时？从逻辑上分析，决策者应负其责和（或）公文传递时就应该已经有了印章。现代寄信要封口，古代用简牍，用泥来封口，趁着泥未干，压上印章，表明身份。为了字口清晰，往往用凹进去的文字（阴文，白文），这样钤盖出来后就是凸出来的文字（阳文，朱文）。秦汉印少见阳文，有了纸张，可以用印泥钤盖后，就有了不少的阳文印章。

　　天子用的叫“ 玺” ， 臣子用的叫“ 印” ， 将军用的有时叫“章”，秦汉时，有专门掌管印章事务的，叫“符节令丞”。

　　印章绝大部分是方的，在一个2cm见方的空间内安排4个字，不算难，但是如果用小篆那样的弧线，就不容易，于是出现了一种专门用于刻铸印章的风格，通常称缪篆，其主要特征就是要把一个字的笔画尽量均匀地安排在一个方框中。离开方框这个最大的约定，就无从去谈秦汉印章的艺术性。

　　秦印绝大部分有边框和界格，每格安排一字，这样的限制，使得秦印的风格规整肃穆，由于年代久远，原有的规整肃穆又增添了一些因为残损而导致的出乎寻常的悠远神秘意味。秦印多为凿刻，故笔画较细挺。汉印初期承秦印一脉，武帝开始，印风一变，形式感主要体现在：1，边框界格多略去；2，文字笔画本身形成了边框与界格，因为汉印文字笔画比秦印更变弧为直，更脱离小篆风格；3，由于铸印增多，文字笔画变粗。上述三点造就了汉印风格的多样化。这里就不一一堆砌形容词和梳理风格分类了，因为所有的状态和风格，都可在汉印中找到案例。这也正是汉印经典的地方，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江湖，都可以从汉印中汲取无尽的养分。

　　需要强调的是：1，方寸之间却风情万种的汉印，如同汉代的书写一样，精神上的自由是最本质的特征。2，时间的蚀刻让汉印产生了无法复制的美感，那些极为自然的残损，是汉印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后代印人很多对此进行阐发。

　　这里精选一批秦汉印拓，供读者欣赏。

　　瓦当也是出土文物中包含汉字要素的重要一类，与简牍帛书一道成为汉代书写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后者更多体现了书写的实用性，那么，瓦当就更多体现了书写的装饰性。瓦当又叫挡头，筒瓦的末端下垂出来的部分，起到保护椽头的作用。秦汉时期，瓦当多呈圆形，上面刻有装饰性的图案或文字。这些文字内容多为吉语，诸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少则一两字，多则十数字。瓦当中心往往有一个乳凸，有界栏，然后将字分布于四个九十度的扇面中。它与汉印不同的地方在于汉印是方格分布，而瓦当文字则是随形分布，这需要考虑笔画的伸让，有很大的设计成分。正由于这种装饰性目的，所以不存在对文字结构的准确界定，为了便于分布和好看，有些笔画被简省，有些笔画则需要缠绕，而篆书则满足了这种要求。因此，瓦当文字多为装饰性篆书，这种装饰性大大超越了汉印文字。

　　瓦当由于其立体性比印章更强，因此转化为平面线性的文字时，笔画粗细不定，深浅不一，因此就有了不确定性，似是而非；同时，陶瓦比较粗糙，也容易风化和破损，因此，在今天所呈现的风格，与印章相比，更为苍莽，有历史感。这两点，是汉代文字审美范式的重要构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