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对我管教甚严，加之性格使然，从小我就远离打架，唯恐与打架这个话题扯上关系。即便在“文革”中，我的父母都成了“专政对象”，我们一家人饱受歧视、污辱、挑衅，我也是能忍则忍，忍而又忍，忍辱负重地过来了。有人说我老实，有人说我窝囊。老实就老实吧，窝囊就窝囊吧。一方面我认为在那种境遇下，我不会成为好汉，只能是个弱者，与其鸡蛋碰石头，还不如回而避之，不吃眼前亏，保护自己。
不过，我也不会自诩这一辈子就没和人打过架，就没和人动过武。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也曾“该出手时就出手”，与人凶猛异常地打过一次架。不过，我想，那不是打架，只能叫回击与反击罢了。那场面、那情节、那对手，至今让我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件事发生在1975年仲秋的一天上午。当时，我在我们旗的一个村里当知青。那天一早，我从一个小镇乘上了火车，要去旗里办一件公事。当火车行至一个较大的火车站时，我乘坐的那节车厢上来了一个年轻男子，坐在了我对面的空位上。这人不胖不瘦，个头比我稍高些，穿着整洁，皮肤白皙，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脸上露着不无得意的笑意。尽管有十来八年没见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曾是我父母的学生，高我两个年级。他也认出了我，伸出一只柔软的手来握住了我的一只满是老茧的手。尽管在那一瞬间，我的眼前闪现出了他哥哥前些年因“造反”而“走红”，因极“左”而批斗而暴打我父母的凶相，但我觉得他哥是他哥，他是他，便与他心平气和地交谈起来。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如今已毫无记忆了。无非是一些个人的经历与现状而已。只记得当他兴致勃勃地说到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憧憬着当一名大作家而一鸣惊人的时候，我只是出于好意说了一句“要想成名成家可不容易啊！眼下全中国有几个人能出书呢？”无论是从这句话的含义来说，还是从我当时的心态和表情来说，我觉得我的这句话说得都是很正常的，绝无讽刺与挖苦等意思的。可就是这句话竟然惹怒了他，激愤了他，让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是，他从我的对面倏地站了起来，朝我的胸口一拳打了过来，同时，口里冒出了一句当时最充满“阶级斗争”口气的狠话：“你爸是右派！”是他欺人太甚了，还是我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击？似乎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毫不犹豫地攥紧我坚硬的石头般的拳头，一个猛击，就砸向了他的面部，顿时，殷红的鲜血就从他的鼻孔穿了出来。只见他趔趔趄趄地栽倒在了座位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连忙擦了起来，嘟嘟囔囔地不知又说了几句什么，再也不敢向我发威了。这阵子，车厢里的旅客或朝我们这里围了过来，或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里。我呢，从打他变态发狂开始什么也没说，始终没有作声。等到两位乘警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也没有申辩。只是当一位乘警问我们互相认识不认识的时候，我才说了声“认识”。我不作声，我不说话，却有人替我说话，有人为我作证。围在我们身边的乘客有的十分客观地向乘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有的则愤愤不平地表达了看法。人们都说是他不对，是他太不像话，是他缺乏起码的道德。两位乘警见众口一词，是非分明，也就没说什么，把他带走了。
他走了，我坐在座位上就想，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人群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人！那么，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我该怎样对待人群中与人性中的善与恶呢……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火车到达我们要下的同一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一位乘警将他带下了火车，将他交给了站台上的一位值勤民警，两位警察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值勤民警将他带进了车站的一个房间……
他走了，这些年来我也再没见过他，也没听说，也没发现他出版过什么长篇小说，甚至连一篇短文也没见他发表过。说实在的，我和他的人生旅途都走过大半了，不知他如何。我对人生也好对社会也好，看得也比较明白了，比较透彻了，我还是希望他，期盼他在人文知识方面有所积累，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文学是人学。如果在文学方面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创作成果，恐怕人生的路就会走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真善美的成分也就增多了，社会也就趋于和谐了。
文＿（蒙古族）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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