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身体？哪一个身体？怎样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非人的身体？是基于硅的身体还是基于碳的身体？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提出“赛博格女性主义”，引入了一个跨界的隐喻——赛博格。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内森·克兰曾经提出一种大胆的设想：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对人体进行拓展，可以增强宇航员的身体性能，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以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们取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词的词首，造出“赛博格”（cyborg）一词。
哈拉维给“赛博格”的定义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赛博格模糊了人和机器的界限，也模糊了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哈拉维认为，既然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身体的技术化，接受了通过生命科学的参与来改变身体，我们就已经是生物技术的存在了。
哈拉维对西方论述中充斥的“对立的二元论”（antagonistic dualisms）深恶痛绝。她认为，二元论系统性地帮助了对妇女、有色人种、自然界、工人和动物等实行宰制的逻辑和实践，所有这些都是被作为他者来对待的。这些二元论包括自我/他者、文化/自然、男/女、文明/野蛮、对/错、真理/幻象、整体/局部、神/人等等。而高技术却带来了打破这样的二元论对立的机会。
对哈拉维来说，赛博格是她用以重新塑造女权主义的工具。
“赛博格更严肃地考虑性和性体现的局部性、流动性和间或性。社会性别未见得是个全球认同问题，即使它有深厚的历史广度和深度。”她争论说，一个赛博格并不需要稳定的、本质的身份，女权主义者应当在“亲和性”而非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同盟军。
“亲和性”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选择构建自己的群体。通过这种方式，群体可以打造出“从他者意识、差异性和特殊性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认同”，以此来对抗排他性的西方认同传统。也就是说，哈拉维是反对一些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认同政治的，因为它将被排斥的人变成了受害者。与其坚持认同，还不如让认同混乱。
从一开始，赛博格就意味着对僵化界限的拒斥。赛博格是自然有机体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它使原本自然而然的身体具有了“拼合”、“嵌入”的特点，转而成为一种“新的合成生命体”。基于此，女性可以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逻辑运用于自身，“重新书写”自我的身体。
这种赛博格的身体超越了简单的肉体性，超越了性和性别的约束，因而是超越了自然的身体，也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身体。这里的主体，是多元的、丧失清晰边界的、相互冲突的和非本质的。
在本体论上，赛博格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谁？“谁的身体？哪一个身体？怎样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非人的身体？是基于硅的身体还是基于碳的身体？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身体永远占据中心地位的女性而言，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帮助她们终结历时长久的恐惧、焦虑与孤独，因为在赛博格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女性不必作为男性的附庸，其存在意义也不在于生育孩子——因为复制可以替代繁殖。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生孩子，而永久保留自己的生命，即实现永生。所以哈拉维说：“我宁愿成为一个赛博格，而不是成为一个女神。”
文|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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