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春节就不远了。小时候过春节，大人搞年饭，细伢子放鞭炮。
我四五岁那阵子，作为内陆城市的长沙，香蕉、巧克力、牛肉干都需特供，更莫讲花炮。
我的小伙伴们一般玩啄木鸟、甩炮子、电光炮、擦炮，烧钱的买两个雷鸣，最高级莫过16珠彩珠筒：即便花炮之乡浏阳离长沙只有几十公里，我们也没有机会见识礼花这样的奢侈品。
那年冬天，我外公还没有从粮油进出口公司退休，他大儿子也就是我大舅舅被一个姑娘看中了。这个妹子的爸爸是烟花进出口公司的一个领导，过小年那天，这位女公子来我家拜年，走的时候让司机留下几个大纸箱。
拆开花花绿绿的英文封签，才知道里面装的全是出口烟花：有手执的、拉线的、旋转的、飞碟式和粗得像小火箭炮一样的180粒彩珠筒。
这些烟花不仅品类繁复、五彩斑斓，安全性也极高，家里人怕我一次玩完了，每天只肯拿三五个出来，但照样震撼了整个大院的小朋友。
大年三十晚上我被允许守岁，等左邻右舍轰鸣的鞭炮声响完以后，才捧出那个巨大的礼花弹，让舅舅帮忙点着，礼花蹿得奇高，在空中变成金色急雨、紫色雏菊、火红的木棉，还有翠绿的羽毛，才缓缓落下。
几大箱烟花从小年一直玩到元宵：那是自我有记忆以来，过得最梦幻的一个春节。
成年之后，曾有朋友相约去维港看圣诞焰火，因为不那么向往，终于没能成行。
送烟花的姑娘最后也没有成为我的大舅妈，听说她移民美国，就是当年那些烟花本应抵达之地。
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春节，那份礼物，意味着什么。
（全忠荐自《长沙晚报》）
文/刘禹和 责编/我不是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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