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

　　有一个年轻人，家居四川乡里，18周岁，也就是现在高三学生的年纪吧。他天资聪颖，勤奋善学，早在十五六岁，文名已兴。读书已经不耐烦了，他开始四处游历。

　　据他的描述，他并没有乘飞机，也没有搭高铁，而是徒步，时不时也骑个马，坐个架子车。就用这样老土的交通工具，他去黄河看水，去陕西观山，到过河南，终至都城。跟他同龄的不少年轻人还在文山题海地苦读，他已经去考“公务员”了，更难得的是，他考上了。

　　但有关部门并没有让他马上上岗，他算是取得公务员资格，开始排号，短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之后派遣到工作单位。他在都城过得很开心，跟一同考上的同学谈诗论文，指点天下。他们纷纷拜访各位蜚声全国的大作家，这些大作家，通常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

　　完全可以想象这个18岁的后生小子是如何春风得意，内心的畅快和骄傲如鼓满的风帆。他给负责军事的高官写信，表示想要拜见之意，信写得高妙得体，传颂甚广。

　　这个听起来像梦呓的故事，主人公叫苏辙，真实地发生于公元1057年，也就是宋嘉祐二年。那一年，苏辙和他的哥哥、20岁的苏轼，一起考中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高兴极了，这是极荣耀的事。两个儿子考进士看起来比他自己容易多了。苏洵当年48岁，但他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48岁已文名大盛，也不能算是大器晚成。

　　苏家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均有一席之地。他们生于乡野，风俗淳厚，文气淹然。苏轼10岁时，父亲苏洵打算出外游学。游学分两个部分，一是游历名山大川，一是拜访文名显赫的士绅和官员。宋代的文人，不管身居何位，都有拜访前贤和扶掖后生的文化责任。这一责任并不缥缈，你游历于某地，听闻有某贤人，大可写个名帖去拜访，而贤人一般会欣然接待。二人见面，寒暄之外，就是说文论、讲文理，点评彼此的文章，议论世道风气。贤人若见来者困窘，送些盘缠，帮忙找些机会，而品性能力不错的，推荐给相熟的同僚安置照顾，都是寻常事。

　　这样的学习方法，跟现代教育相比，有特别的优势。想象一下，你在学业上的偏执或盲点、误会或歧见，会有诸多名师，从不同角度，以探讨的方式给予点拨，有的你当下心服，但过后不免疑惑，有的你当下无感，之后有可能突然醍醐灌顶。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来自各方的解答，而你的每一个定见，都有可能遭遇诸多质疑。比之现代大学，要么大拨弄上课，要么读到研究生时拜牢一位导师，受到他的全方位熏染，要好得多。

　　苏辙说写文章这事儿是学不会的，因为所谓文章，其实是一个人气韵观念的自然流露。这是极高明的见解，未尝不是受益于他那一场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游历，以及诸位先贤的敲打点拨。

　　总有人说，古代史上，宋代是读书人最为幸福的朝代，读书人既自重，亦受尊重。读书人所称以天下为己任，并非空洞的口号，大家也许文风有异，政见不同，但在文化品格上，都有骨子里的责任感。读书人对官位名声比他高得多的人，无需斜肩谄媚；而一位官员，对追到门下求教的学人，也不必有傲然之色。

　　今天大概很难想象，一个20岁的小青年，给最高学府的著名教授写信说，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您是我的知己。这个小青年就是苏轼，而那位大教授则是梅尧臣。苏轼考中进士之后给梅尧臣写信求见，文末说，“您名满天下，而官位不过五品。不过您面色温然不以为不公，您的文章宽厚淳朴而无怨言，您一定有乐于此道的缘由——我苏轼想听一听”。照着后世的理解，这简直太无礼了，但这就是那时的读书人。后生小子，虽尊先贤而不自贬，客气话都说到了，但不是跪着说，相反，豪气铮铮，气象博大，懂礼数，知进退，最后一句说得委婉悠扬，隐约有妙音回响，可见其聪慧气度。

　　读书求学的环境，乃至整个人文环境，不止是校园、书桌、分数，构成环境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他读书人，尤其是那些身居显位的读书人，什么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实信仰，如何自处，如何定位，能否出于纯粹的文化责任给予后进切实的帮助，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环境，没法用化学分子式去分析，没有PM2.5这类的指标数据化显示它的清洁程度，却如阳光、空气、水和土壤，让不同时代的读书人，有了迥然相异的心相，它会影响我们每天的谈吐，影响每一处公众场合的文字，甚至我们每一刻喜怒欣怨的体会和表达。

　　摘自《新华日报》2014年6月19日

　　文／方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