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导致心理抑郁

　　几年前，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卡米拉·帕梅森因为严重的“职业抑郁”，想完全放弃自己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这则消息出来后令人震惊，因为帕梅森在他的领域颇有建树：在2007年，她作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CPC）第三工作组的研究者，与阿尔·戈尔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2009年，她又因为对于气候变化对全球物种的研究与影响，成为《大西洋报》提名的27名“勇敢的思想者”之一，同样获得这个提名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可是即便获得了这么多提名，她还是因为受够了自己的工作带来的情绪而倍感抑郁，她说：“我感觉根本没有人在乎我在气候上的重大发现，我做这么多有什么意思？”最终，她因为这种情绪而结束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举家搬回了丈夫的老家英国生活，成为普利茅斯大学的教授。

　　帕梅森绝不是第一个因为气候变化而抑郁的人，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全球变暖心理学认为，随着风暴越来越强烈和干旱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气候变化最终将对人类的心理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对于一般的环保主义者，尤其是对于环保领域的科学家，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焦虑情绪，并导致抑郁。

　　气候学家在日复一日“末日景象”的研究中，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更为庞大、包含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讨论的旋涡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对于像帕梅森这样的一线科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因为能够理解和处理大量气候数据的能力，不代表一定能接受这些结果所衍生的情绪，当他们的研究成果遭遇现实世界在气候问题上的集体失灵，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压力，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

　　国家野生动物盟的心理学家里瑟·范·苏斯特兰，发明了一个叫做“创伤前应激障碍”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情绪：在最坏的结果发生之前做准备，并因此而导致精神上的极度痛苦。苏斯特兰说：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高度专注，而且这种专注远远超越了工作范围，它不同于家长里短的烦恼，当你专注于此，你就很难再关心家里的各种费用是否都缴纳了，棒球装备是否合适，孩子在学校是否成绩好等小问题。尤其让人沮丧的是，当你因为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而努力奋斗时，却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装聋作哑，当你把信息传递给某些人，他们却不相信你。这就像医生对病人做了全身检查后，确定这个病人需要手术，而病人却看着医生说“我不相信你”，这种感觉足以让人发疯。

　　因为焦虑，很多气候学家和活动家都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入他们的发现，这成为气候变化否认者所批评的重点，他们会抓住这一点，极尽所能地告诉人们应该拒绝这种不理智的科学。这就使得很多气候学家即使不面对聚光灯，也要经常克制自己的情绪，并因此而感到压力巨大。著名气候活动家麦克·提德维尔说：“你不可能在朋友家的鸡尾酒会上直接大谈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这种既想表达实际想法，又要压制表达冲动的情绪，是所有气候学家和活动家们都需要承受的重负。”

　　那么，气候学家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呢？苏斯特兰提供了几种“气候创伤生存贴士”--冥想和治疗，以及特别强化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过，苏斯特兰也强调，保持诚实也是一样重要的，不要以为自己坚不可摧，大方地接受自己的处境会让自己更加坚强。

　　2014年3月，《本报》的布兰亭·默克发表文章认为，也许现在可以切实讨论全球变暖的紧迫性，而不再是采用“仅仅是事实”这样的词汇，他认为，在合适的时候，科学家应该可以用一些情绪化的语言，譬如爆粗口来表达意见，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粗口更能表达焦急和紧迫性，默克这样形容：“我们需要他们不断地提醒这些并不深奥的道理，不管听上去有多么粗鲁或者不适。”

　　虽然气候变化心理学还是个非常年轻的领域，但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许，现在应该让这些气候学家来讲述他们的内心情感，或者至少让那些精神健康研究机构更加积极地探索气候变化心理学，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需要人们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文 麦克·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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