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高估政府投资拉动效应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
- 发布时间:2008-11-14 13:37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已定，国内“保增长”的呼声渐高。很多学者提出政府应集中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者报》采访了玫瑰石投资顾问董事谢国忠、经济学家王小广和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三位专家均认为，现在与10年前情况不同，即使采取政府大规模集中投资的方式，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应尊重经济的自行调节规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来缓冲下滑，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必由之路。
《投资者报》：在全球金融风暴和中国经济放缓甚至下滑的背景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应依靠什么？
谢国忠：在经济下滑很快的情况下，应该出点政策来维稳。需要解决3个问题，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疲软，地方财政遭受的影响很大，而地方又有很多发展项目，所以地方的资金很紧张，这可以算是地方财政的流动性问题。
二是要解决农民购买力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工业制成品外销不畅，比如白色家电，这部分工业品应由农民来消费，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而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民收入的预期增加。
三是政府可通过发债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目的是让经济缓冲一下。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于出口和房地产这两个领域，而目前这两个行业都几乎处于停止状态，所以现在应该出点政策保证中国经济在下滑的过程中有所稳定。
王小广：现在的增长还是应该靠内需。从目前的数据看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的。投资增长较快，消费也不低，促使今年经济下滑的因素应该是出口。但本月刚公布的数据显示，顺差又创新高，达到293亿美元。三季度虽然出口减少了，但贸易顺差却增加了，原因就是我们的进口减少了，这就说明我们的投资在减弱。从GDP核算来说，第三、四两个季度，顺差的贡献反而有所上升。
夏业良：可能很多人认为应该拉动内需，但“拉动”这个词恰好显示出我们的计划思维，或者说是政府主导思维。在一个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应该由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在西方，经济政策只起到调节信号的作用，比如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使用。
而不是像中国过于强化政府主导的色彩。现在改革开放经过了30年，我们还在说“拉动”，本身就有点人为扭曲的效应。以前说我们是外向型经济，以出口为导向，现在又要回到内需上。
《投资者报》：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太慢？是否应回到由政府投资拉动的老路？现在国家是否应进行一些大的投资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
谢国忠：现在很多人认为，政府应出点儿招，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下滑的时候“维稳”。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是一个对经济的缓冲手段，接下来经济还要做结构性的调整。
现在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的衰退肯定要持续很多年，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不调整，很可能就不会再出现经济高增长的时代。
消费和投资是要平衡的。中国的投资规模占绝对主导地位，经济要依靠出口才能消化这些投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一直依赖出口的原因。短线来说，搞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经济的衰退起到“拖一拖”的作用，但这只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王小广：从目前看，由消费拉动经济是不慢的。从未来看，到明年投资会大幅下降，消费也会减速，出口也难以改变下行的趋势。
现在要求增加投资的呼声很高，但这样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只能对经济产生一个缓冲的作用，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因为经济本来就是向下走的。明年经济增长也会大幅下降，原因就是房地产。增加投资经济增长肯定是上不去的。
夏业良：我们以前是投资扩张型，现在说要用消费拉动经济，如果收入有稳定增长的预期，当然会增加消费，但如果经济形式不好，人们反而要减少消费，那么如何拉动经济？
所以，老百姓支出减少的时候，政府的支出要增加，也就是公共支出要增加，投资一些改善民生的项目。如果现在上大项目来拉动经济，看起来效果可能在短时间内较明显，但却占用了其他方面需要使用的资源，总体效果并不一定好。然而，最好的经济是让市场机制本身来发挥作用。
《投资者报》：现在国家的财政支出应投向哪些领域？
谢国忠：以前是造公路，现在是修铁路、城市的污水处理等，要求就是节省能源消耗。还有就是环保领域，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事，只不过现在提前做而已，来缓冲经济的下滑。
王小广：如果要投资，首先可以增加民生发面的投资，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这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也可以减少居民的负担。其次可以增加环保节能方面的支出。再次是基础设施方面，这方面的投资空间还很大。最后是要搞产业升级，对于今后成长性较好的产业可以给一些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但这个财政政策不管是短期的缓冲，还是对于以后的结构优化，都起不到改变趋势的作用。
夏业良：财政要增加一些公共支出，比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大型的公益性设施，可以起到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
《投资者报》：这些投资是否能带动私人投资？
谢国忠：挺难的。因为私人投资中，出口和房地产占大头。我们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要带动私人投资需要有很多基本政策的调整，并不是短线能做到的。现在能做的就是“维稳”。而私人投资要拉动需求，需求从哪里来呢？现在中国人的收入很多都集中在政府手里，所以，我们的制度要经过很多改革，才能走向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而现在民营资本是边缘化的。
王小广：肯定是带不动的。这是公共投资，跟私人投资没多大关系。我认为明年以后，经济增长能达到9%的目标就可以了。现在的趋势确实非常不好，外部环境恶化，内部也面临调整——房地产的调整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有个思想准备。
夏业良：我们的市场化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充分的程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部门被国有企业垄断着，私人经济发展得不够充分，所以一些大项目只有指望国家来投。因为政策和各方面环境的制约，私人即使有这个实力，也不一定会投资。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比如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理论上政府投资不足，私人企业也可以投资，但由于我们制度方面的缺陷，使得投资人很容易遭受不公正待遇。
《投资者报》：在10年前，可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而现在却不能走这个道路，两个时代有什么不同？
谢国忠：现在的目的不是要再来一个经济的高增长，而是要在经济的下滑中稳定，要缓冲经济下滑。当年的情况是美国和欧洲经济都是很好的，就亚洲经济不好，而1998年的杀价竞争更带来了负面影响。1999年，消费需求一下子刺激了价格的大幅上升，出口也大幅上升。
而现在的情况比1998年的时候严重多了，这次是大范围的市场出了问题，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投资再多没人消费怎么行。1998年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出问题，他们降价销售。而这次是我们的客户出了问题，他们没钱买东西。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缓冲”，还想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不是还有“高增长”时代是值得商榷的。
王小广：现在跟10年前不同，中国经济刚进入调整期，不要总想着一下子把经济拉起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有10%，而那个时候都到了8%。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提前做。
上一轮经济增长的最高峰是1994年，到1998年出了一个财政政策，中间经过了4年。而1997年又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10%以上，刚刚从这个最高峰下来，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把经济拉起来。比如美国，不光现在的救市不对，前期总是要用过低的利率来抵消经济调整，不让经济出现负增长，这也是错误的。经济怎么可能没有萧条、没有衰退。
夏业良：10年前我们面临通货紧缩的环境，而且当时的情况是需求不足。当时朱基按照凯恩斯理论采取了刺激需求和消费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加大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那时候的情况相对简单，效果也比较容易达到。
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背景不同。我们现在有通胀的压力——通货紧缩还没有到来，但也为时不远；而外部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环境恶化，如果采取相同的做法，不一定能起到理想效果。过去说靠投资拉动，现在说靠消费拉动，消费拉动太慢就靠政府的大规模支出拉动，这个做法不是绝对不可以，而是要审慎。一定要把权宜之计和长远战略规划做一个区分。
《投资者报》：现在如果用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说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否可以避免？
谢国忠：如果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就会不稳定。但有些投资还是需要的，比如城市的污水处理、环保方面，这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与那种为了拉动经济而上的大项目投资是完全不同的。
王小广：我们经济衰退的原因，包括美国，都是投资过度，要么是实体经济投资过度，要么是虚拟经济投资过度。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就等于增加供给、增加过剩，问题就会更严重。现在投资造成的问题，没有3年的时间是不能解决的，这个副作用在中国是难以避免的。现在说的投资优化、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个事情不发生。
夏业良：如果由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当然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效率低下、滥用、浪费，甚至腐败，尤其在中国的监控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如果将钱分散由私人投资，效率会提高很多。市场经济已经证明了分散的投资比集中投资效率更高。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是鼓励中小企业自己投资，政府只是提供制度环境、鼓励政策，或者在某些方面进行补贴。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