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农村”政企社各演什么角儿？

　　从1到n，是模式的复制，是逐渐占有市场的量变过程。从0到1，创造的是全新的基因，影响的是社会文化和观念，改变的是社会进程。

　　中国有6.5亿网民，却还有70%的农村人口没有上网，抱着“得农村者，得天下”的信念，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个个磨刀霍霍，将目光瞄准拥有10万亿的农村“蓝海”。农村市场仿佛一块有限的饼，当你不能勇猛地切得比别人更大时，你就开始落后，最后甚至出局。

　　“农村能干的事情很多，干过了的事情很多，不了了之的事情也很多。”2015年5月6～7日，全国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浙西南遂昌县召开，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会上说，“正因为大家都聚焦农村，更要避免乱打仗、打乱仗，要摸索出一个政府得民心、企业有钱赚、农民得实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进一家门办样样事

　　五年前，叶宗霞从河南嫁到遂昌县三仁畲族乡排前村，村里人不熟悉这个外乡媳妇，总是用“王建的老婆”来称呼她。“现在大家都喊我老公叫‘宗霞的老公’了，我老公说我比他都还像本地人呢。”叶宗霞之所以能成为村里的“名人”，还要从2011年说起。

　　2011年，浙江建立了覆盖全省的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网络，遂昌县也在县纪委主抓下完成了203个行政村的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中心的日常运行由村两委班子轮流负责。排前村53岁的村民朱金洪告诉《小康》记者，原先这便民服务中心，几乎只有纪委下来检查的时候才开门，人一走就关门了。山区县遂昌的村庄分布极为碎片化，最远的村庄离县城120公里，老百姓本来希望便民服务中心能够真正将便利带进村子，现实却不尽人意。

　　困局终于在2012年3月找到了破题之道。遂昌县引入嘉言民生事务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便民服务中心的运营商，“全天候服务”的当地代办员取代了原来的村两委坐班，电脑、多媒体电视、高拍仪被搬进了便民服务中心，叶宗霞也成为第一批村级代办员。

　　“从我做代办员那天开始，我的手机就没关过机。村民有事，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我。”记者翻开叶宗霞的台账，里面工整地记着她帮村里人办的每一件事情：交宽带费、取社保、汇款、充话费、复印身份证、代购面包机、帮村民看孩子两个小时……

　　听说便民服务中心变了样，朱金洪也去凑热闹。

　　“我家有20只土鸡，能帮我上网卖卖看吗？”老朱家的土鸡虽然是城里人求之不得的原生态美味，但在农村的销路却打不开。叶宗霞来到老朱家拍了鸡舍和土鸡的照片后，便把信息放上了“便民中心网上商城”。没几天，老朱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有一位杭州的买家还特地跑来遂昌，要找老朱长期收购。“原本30元一斤，没想到这一上网就卖出了75元一斤，看来以后要多养点土鸡！”朱金洪对便民服务中心竖起了大拇指。

　　在销售农产品这一场战役里，农村电子商务轻松地战胜了农民的吆喝声。

　　我国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59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制约贫困地区的瓶颈主要是交通、信息、市场。“利用电子商务打破时空局限，缩短流通环节，直接沟通供需，克服长期以来制约边远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吴坦说，“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的时间，农村不能掉队，电商扶贫就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十项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工业消费品下行，特色农产品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上行，138项政务服务和电力、通信、保险、银行、物流、旅游等52项市场服务进村。2014年，遂昌凭借“政企社共建模式”成为农业部全国首批10省（市）共22个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县（市、区）之一。截止到2014年底，嘉言民生便民服务中心共为农民提供各类服务47.87万人次，代缴各类费用515.32万元，为农民代购商品760万元，政府每年节省400万元的运营费用。

　　羊毛出在牛身上？

　　不靠政府给钱，运营的费用该从哪里来？

　　遂昌嘉言民生的负责人叶伟军有着南方人精明能干的特质，几年前带领着一帮工人到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做沙石料生意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然后回乡创业。“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高中毕业后就在家乡娶妻生子，所以我特别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只是没想到做起来这么不容易。”卖掉了房子，罄尽了几乎全部积蓄，叶伟军的团队连续半年发不出工资，只为了保证便民服务中心的正常运营。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的就是这样接地气的运营商。”京东集团农林电商领导小组负责人李雪妮对《小康》记者说，“京东的渠道下沉，并不是去每个村里搭建平台，能和已经成熟的运营商进行平台互享、渠道共建是我们迅速占领农村市场的捷径。”

　　和京东一样，很多金融、医疗、通讯、电力、保险等服务型企业都急于开发广袤的农村市场，但往往因为运作成本过高、无法短时间掌握农村市场需求，不太愿意铺设渠道，只能望农村市场而兴叹。

　　找到企业下乡的需求，嘉言民生逐渐找到了一套“羊毛出在牛身上”的利益置换机制。一方面政府向市场购买服务，既能从不擅长的部分公共服务中抽身出来，减少行政支出，又能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引导社会共同参与共建；另一方面是向入驻的诸如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保险等合作企业收取佣金。“不靠政府给钱、不向农民收费、不增企业负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嘉言民生赢得了资本的青睐，北京东方财星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今年初投入1000万元入股，并打算在3到5年内，投资50亿元，以遂昌为农村信息进村入户的样本在全国500个以上的县进行推广。

　　“互联网+农村”政府演什么角儿

　　中央1号文件连续两年对信息进村入户作出部署，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互联网+农村”的落脚点。在这部以农村为主角的戏里，地方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不妨跳出中国，借鉴国外利用信息化这部“云梯”通向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以政府为主体，美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财政转移支付与其他方面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扶持、支持农业信息化的办法让农民间接受益。美国上网的农民占农民总数一半以上，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的农场范围很大，这些内容有机统一，构成了美国的“精准农业”模式。日本则是发展应用型农业信息服务的典型代表。根据农业市场运作的规则，日本政府建立了若干个专门咨询委员会，同时制定了配套完善的规章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市场有序运行。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其都是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内外环境建设与保障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农业信息化的建设中来。

　　“政府要做那些一家一户、一家合作社、一个企业、一个平台做不了的事，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诚信体系建设等等。”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说，“当初阿里淘宝与遂昌在全国首开县域战略合作先河，看中遂昌的就是：一直在做环境增量、做生态口碑，政府对区域农产品的‘诚信背书’！”

　　要想富，先修路。高速公路村村通不可能，网上高速却能让理想变成现实。乡村康庄公路等级提升计划、乡村高速网络（免费WiFi）普惠计划等农业基础设施的信息化任务，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审批制度，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出台服务规范、绩效评价制度等任务自然落在了政府的头上。“政府对于营造生态作用非常大，政府引导、企业自主的市场化运作，这是一个高效率的模式。”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认为，当硬件、软件都具备时，资本市场的鹰眼一定会聚焦农村这片广阔蓝海，物流盲区、信息不对称之短都会有效破解，农村小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也将随之补齐。

　　从1到n，是模式的复制，是逐渐占有市场的量变过程。从0到1，创造的是全新的基因，影响的是社会文化和观念，改变的是社会进程。让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面对中国广袤农村，未来有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信息进村入户平台，聚合了众多资源，世界被带进村子，村子被推向世界。

　　文｜《小康》记者 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