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世界隐秘与哀愁

　　世人皆爱熊猫憨态可掬，却鲜有人了解，这一珍稀动物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面临怎样的艰难与危险。上世纪80年代，中外专家齐聚卧龙共同开展熊猫项目，他们观察到野生熊猫各种动人的真实生活，也目睹了无知愚氓贪猎熊猫的可怕行径。多年后，外方代表乔治·夏勒亲笔披露往事，讲述史无前例的熊猫项目内情。

　　1981年3月，四川卧龙，深山里仍有未融的积雪，山坡上却有一株樱草花兀自盛开，中国人称它迎春花。

　　“大熊猫！大熊猫！”一阵急促的叫声，打破初春深山的宁静。

　　对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而言，这声音，和灿烂的迎春花一样，此时都代表着某种希望。

　　上世纪80年代，夏勒以特聘专家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针对大熊猫保护的熊猫项目，自1980年开始，中外专家齐聚卧龙进行熊猫研究。

　　开始的几个月，虽苦苦追索，项目组却始终无法得见熊猫真容，而这个春光乍现的3月，一声发现熊猫的惊呼，似乎也预示了项目春天的来临。这只让所有工作人员兴奋不已的雌体熊猫，此后被取名珍珍，正是取珍贵、珍珠、珍宝之意。

　　多年后，作为史无前例的熊猫项目外方代表，夏勒以科学家和参与者立场亲笔披露往事，讲述项目内情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熊猫各种动人的真实生活。最终完成的《最后的熊猫》一书，曾于199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内地推出简体中文版，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启该书出版，责编遍访当年熊猫项目参与者，最终请到夏勒的最佳中国搭档、被誉为我国“熊猫教父”的胡锦矗教授对全书进行校订并作序。2015年4月，《最后的熊猫》新版推出。

　　野外没有浪漫

　　数百万年前，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熊猫就生存于地球，它们是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比起很多其他在冰河时代大变动中消失的大型哺乳动物都生存得久。

　　中国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保护熊猫而设立，卧龙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初春，早年曾到卧龙开展过全国首次野生大熊猫资源调查的胡锦矗，踏着竹林里还未融化的积雪，在海拔2500多米的牛头山腹地，建立了“五一棚”研究基地，以此作为野生大熊猫观察站。

　　1980年5月，夏勒第一次来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同年12月，他和胡锦矗等人，以“五一棚”为营地，正式投身熊猫项目。

　　中外专家最初的工作，更多是围绕搜集资讯展开，而他们所做的事情，听起来有些单调甚至乏味，比如要捡拾、分析沿路所见的熊猫粪便。

　　但工作人员却乐在其中，因为借此工作，可以了解一些熊猫的秘密。

　　夏勒记得，自己进山第一天，就碰到了熊猫粪便。那是浅绿色的锥形物体，六英寸长，两英寸宽，里面有未消化的竹屑，排列得整整齐齐，被黏液胶合在一起，闻起来有新修剪竹枝的甜美香气。“我们每个月至少要搜集三十个粪便，把它们晒干，叶与茎分开，然后秤每个部分的重量，以确定熊猫是否在不同季节偏好竹子的不同部位。”

　　除研究粪便，工作人员还要计算各种类型竹茎的数量，测量残留竹桩和被丢弃枝叶的长度，以此大致确定有多少竹茎被吃掉。

　　但熊猫始终难得一见。夏勒整日在外搜索，往往傍晚回到营地，衣服湿透，全身发冷，膝盖疼痛，但以期记录熊猫行踪的笔记本却空白一片。

　　电视和杂志报道总让人以为，野外生物学家的生活充满刺激，与鲸嬉戏，与猿为友，然而事实却是，他们是在尘土、风霜、雨雪中过着苦行僧般自甘寂寞的生活。刚到卧龙时，夏勒看到中方工作人员野外作业，打着厚实的羊毛绑腿，用来防水防寒，脚上却只穿单薄的球鞋．他在心里记下，要设法替他们争取到靴子。

　　虽未见熊猫，夏勒他们却意外找到了一个干燥而安全的熊猫育婴房。它位于岩石的裂洞中，里面有用针叶、杜鹃等搭成的窝。窝里还铺着从木头上咬下来的碎木屑。多年前，曾有一头雌体在这儿抚育她的宝宝，陪伴她的宝宝度过生命最初、最重要的几个星期。

　　夏勒兴趣盎然地记下--原来熊猫也会筑巢。

　　在寻找熊猫的过程中，有一天，夏勒他们通过方子棚山谷，在高原边缘通往另一个较低的山谷处，注意到有人用枯枝围成一道粗糙的篱笆。这是盗猎者搞的把戏。

　　沿着篱笆，他们很快找到猎套--绳索一端绑在一株倾斜的小树上，另一端做成一个套环。动物要等套环套上脖子，才会察觉危险。它在惊慌之下，会往前冲而不是向后退，激烈的挣扎中，套环会把它的脖子愈扣愈紧，卡入肉中，直到慢慢窒息死亡。

　　胡锦矗告诉夏勒，盗猎者的目标以麝香鹿为主，因为雄麝腹部的麝香腺，是一味昂贵而重要的中药材。

　　那天，夏勒他们没收了八组猎套，根据现场观察，他们认为一头熊猫曾闯过篱笆，距一个猎套仅数英尺之遥。胡锦矗把猎套送到总部，夏勒本希望他会对保护区存在这种东西，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我发现，岁月教会他一套重要的求生技巧，在沉默屈服中受苦，宁可视若无睹，不要擅自抗议。”

　　但多年后回首往事，夏勒仍将胡锦矗视为自己在熊猫项目中难得的同行者。他说自己佩服胡锦矗对田野工作的投入。“我在中国遇到的生物学家，大多年满五十岁就在心理上宣告退休，一心一意保护既得的地位，避免被年轻人夺走，尽量不引人注目，等着领退休金。胡锦矗是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大熊猫并不缺乏在野外繁衍生息的能力

　　到达“五一棚”一个月后，也就是1月中旬，夏勒内心焦虑。在采集竹子样本、研究熊猫进食习惯等方面，工作还算顺利。而他们必须在4月前活捉一批熊猫，为它们佩戴上以供监测其活动的无线电颈圈，不能再晚，否则会影响它们的交配活动。

　　4个捕笼、十几个用于捕捉熊猫但不至于对其造成伤害的特制脚套均已做好，只等熊猫经过，接受笼中食物诱惑。好几次，熊猫曾忍不住走到距捕笼非常近的地方。有一次，一只半成年的熊猫一直往绳圈捕笼走去，但不久脚印就转向一个陡坡远去。还有一次，一只熊猫在一个捕笼旁绕圈子，受里面的肉饵吸引，但因为一只黄鼠狼先触动了机关，门关上，使它不得其门而入。

　　夏勒他们一天比一天加紧查看，但捕笼始终空着。

　　直到3月，他们终于等来了最初的两只熊猫，其中之一便是珍珍。根据珍珍泛黄的犬齿，工作人员判断它已入中年。而另外一头熊猫，和几乎塞满整个笼子的珍珍相比，是个小个头。此后，这只大约两岁半的雄体熊猫在胡锦矗的建议下，取名“龙龙”。既和卧龙保护区有关，还有龙生九子，每子各有所好之意，有好烟、好水、好险，好食，好斗，其中一个龙子就像熊猫，是个隐士。

　　此后，通过龙龙、珍珍身上的无线电颈圈，工作人员可以不分日夜监听它们的位置和活动。他们发现，龙龙一直待在转径沟，珍珍则在山上跑来跑去，远至二道坪，工作人员在那儿也设有一个木制捕笼。戴上颈圈一周后，它闯进了那个捕笼；放出来后，它曲曲折折回到山上，又进了第一次被抓的那个捕笼。

　　或许，珍珍是为捕笼中的诱饵而来。

　　“它在笼子里紧张而不快地瞪着我，一开门，就立刻怒气冲冲地跑掉了。第二天，它又坐在二道坪的捕笼里。它显然凭嗅觉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而且决心做这笔买卖--用些许紧张和不适，交换一顿好饭。”夏勒说，他虽然佩服珍珍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但无法接受它的务实作风，因为这会妨碍他们抓到其他熊猫的机会。

　　作为野生动物学家，夏勒曾有很多次在不寻常状况下与动物遭遇的经验--一只好奇的母猩猩爬到树上，跟他坐同一根树枝；一头雪豹在大风的夜晚看守猎物，无视他在旁边休息；印度中部的密林里，一头雌虎与他不期而遇，他在伸手可触的距离，直视它金色的眼睛。

　　至于珍珍，夏勒则近距离目睹了它的恋爱，珍珍和伴侣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人类一窥野生熊猫的私生活--雄体会大声叫唤，有时趴在高高的树上叫，他的情歌昭示他存在，且已准备好交配。有兴趣的雌体可以循声而去。珍珍一直在雄体身边逗留，但直到一切准备好才和它在一起，这样的行为可以确保良好的关系，与圈养熊猫突如其来的拉郎配截然不同。

　　正是借此观察，也粉碎了关于熊猫积年累月的谬传--比如，大熊猫已经走到了进化的尽头，发情期雌性熊猫卵泡闭锁，雄性大熊猫精液稀少缺乏性欲，都是熊猫繁殖能力低下将被淘汰的表现；比如，只有通过人工圈养或克隆的方法，才能让熊猫在人类关怀下延续下去……正是珍珍的爱情故事，让研究人员发现，大熊猫并不缺乏在野外繁衍生息的能力。或许，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它们就能遵循几百万年来的生存法则继续繁衍生息下去。

　　是什么造成大熊猫死亡的悲剧？

　　天灾人祸又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竹子开花事件曾被认为是“天亡熊猫”的证据。

　　1983年春节，夏勒他们在对熊猫栖息地进行调查时发现，位于卧龙西南的宝兴县，箭竹已开始大规模开花，这是大约四十五年一度的周期性事件。开花以后，竹子会在几个月内集体死亡，重新从种子生长。由于箭竹是熊猫偏好的食物，这种竹子死亡会在熊猫的世界造成饥荒。夏勒意识到，竹子死亡可能不限宝兴一地，果然，他回到卧龙就发现，那儿的竹子也都在开花。

　　但通过工作人员对竹子的监测，他们认为卧龙的熊猫还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因为那里既有不少未开花的箭竹，在海拔较低处还有其他种类的竹子，可供熊猫作替换性食物来源。

　　事实确也如此。根据监测，工作人员发现卧龙的熊猫还是和过去一样生活。它们待在有箭竹的地方，春天吃笋、夏天吃叶、冬天兼吃老笋和叶。日常活动时间表毫无变化。

　　但媒体当年发出的声音，却远没有如此“乐观”。强调熊猫灾难的新闻标题不断见报。而在夏勒看来，很多报道有悖事实。

　　他记得当年有报道称，中国野生工作人员抓到一头挨饿的老年大熊猫，把它安顿在熊猫农场，希望养胖一点。这头熊猫年约十八岁，取名桦桦……

　　桦桦其实是一头供夏勒他们研究的熊猫，在竹林茂盛的地区被捕获，当时十分健康。

　　“我1985年离开熊猫计划，距竹子开花已两年，但卧龙剩余的箭竹都还没有死……援救小队没有找到一头挨饿的熊猫，村民也不曾因报告有熊猫落难而领到奖金（当年为救援熊猫，政府规定凡发现饥饿的熊猫并带救援队前去解救的村民，可以领到相当于一百美元的奖金）……”在夏勒看来，当年的竹子开花只是局部性危机。“但如果大规模的救援作业，把熊猫生存未受威胁的地区也包括在内，对它们其实是弊多于利。”

　　于是，很多人在唱着“竹子开花喽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时，其实并不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大熊猫死亡的悲剧。

　　但熊猫项目的工作人员却清楚，很大程度，是盗猎者的猎套。

　　1983年1月的一天，人未在卧龙的夏勒得到消息，熊猫憨憨被杀。

　　憨憨是既龙龙、珍珍后，项目组陆续捕到的监测对象之一。在被装上颈圈后一年，它被盗猎者网子缠住咽喉，慢慢窒息而死。盗猎者发现它的尸首后，剥下它的皮、剩下它的肉，把皮和肉藏在山谷中的家里。根据推算，憨憨被害时，应当刚刚产子，失去母亲的小熊猫还小到不能独立求生。憨憨死亡的地点，夏勒在前两个冬季都发现有人设陷阱。他始终无法接受，保护区里的动物也会遭人盗猎，于是曾不止一次请求对保护区内盗猎和盗伐林木严加管制。

　　然而，憨憨却并非死于盗猎者手中的孤例。夏勒认为，他们另一观测对象宁宁，同样遭此厄运。宁宁的无线电讯号是在某天忽然消失的，而无线电设备几乎不会突兀发生故障。“我确信宁宁也死在猎套里。盗猎者可能在除下颈圈埋藏时，无意间割断了里面的天线，使发射距离大幅缩减。”

　　如果说，憨憨的死，带给夏勒的是一种知性的痛苦，毕竟他不曾亲眼得见它是多么脆弱无助，那么憨憨死后不久的4月8日，当他真真切切面对一只熊猫死亡的悲剧时，那种震惊与冲击，几乎无以言表。

　　当日，夏勒在憨憨生前活动的区域，研究伐木造成的损害。忽然发现前方一抹白色的熊猫背影，他闪到一侧，希望看得更清楚，可这头熊猫静止得异乎寻常。

　　走近，他发现，它死了，脖子卡在网里。而在垂死的痛苦中，它咬断了自己的舌尖。

　　和憨憨一样，这只熊猫同样生产不久，它鼓胀的乳头溢满乳汁。森林中的某处，又多了一个再也盼不回母亲的孩子。

　　为了强调憨憨之死的重要，四川人民高等法院于4月22日，移庭卧龙审问盗猎案。本想用猎套捕麝香鹿、野猪的被告人冷志中当庭表示，当他发现是熊猫被勒死后，想将此事瞒下，于是用刀切下脚，然后把身体剖开，拿出内脏。他把这些都藏在林子里，最后把皮和肉带走了。

　　法官问：“你把肉怎么办了？”

　　冷志中答：“带回家，老婆用萝卜炖它，我们吃了一些。味道不好。所以我们就拿它喂猪了。”

　　最终，冷志中被判有期徒刑2年。

　　种下“善”的种子

　　在夏勒关于熊猫项目的回忆中，并不回避与中方工作人员观念与理念上的冲突。

　　合作之初，中方希望世界自然基金会履行协议，成立研究中心。而外方代表则认为，重点应放在田野工作。在他们看来，人工饲养的目标是释放熊猫回到大自然，或送往动物园，使人不需要再捕捉野生熊猫。而这项合作计划的最终目标是，真正确保熊猫自由地在野外继续生存。

　　这种理念冲突，在项目推进中，也会因具体事件的出现而越发突显。

　　1983年，夏勒与胡锦矗曾离开卧龙，待在其他熊猫保护区。1984年初，夏勒听到消息，1月4日“五一棚”人员为一头雌熊猫佩戴颈圈，为它取名贝贝，现在它被养在营地，并将在那里自由出入视作寻常。

　　贝贝会在营地厨房爬上碗橱，攫取重达二十五磅悬在梁上的猪肉，也常倚着一堆柔软的竹子标本休息。它每天至少来营地一次，吞下满满一盆粥，并攫食一切找得到的东西。厨子要等到天亮才敢做早饭，因为害怕遇见它在厨房里偷馒头或肉。工作人员出巡时必须鬼鬼祟祟，提高警觉，因为贝贝随时可能出现索讨食物；他们甚至携带小段甘蔗，以防万一它攻击时，可以讨它欢心……

　　中方一些工作人员或许并不觉得，豢养一只野生熊猫有何不妥，但夏勒坚持认为，贝贝必须尽快离开营区。在给中方领导的信中，他表示：当野生熊猫被训练成以攻击为方法索讨食物，便极具危险性。另外，它对“五一棚”的研究工作构成干扰，工作人员花在喂贝贝上的时间比工作还多。加之有太多游客、新闻记者及其他人专程来看贝贝，“五一棚”已经从研究营变质为观光营。

　　夏勒提出的方法很简单——不再喂它，把它赶走。

　　这一做法看似“残忍”，但夏勒自有理由，“评估行为的标准只有一个--怎么做对熊猫最好。”在他看来，当熊猫从感人神秘的动物变作乞丐，那只有用可悲形容。

　　之后的故事是，贝贝一度被送到研究中心，在夏勒力争之下，经多次会议讨论，终重回野外。

　　而此前，根据贝贝的牙齿特征，工作人员发现，贝贝其实就是珍珍。它之所以被捕时没有佩戴项圈，是因为之前的颈圈已被它抓脱下来。

　　1985年4月18日，珍珍在距“五一棚”不远的地方因衰老自然死亡。它至少活了13年。

　　自项目开始后，夏勒他们曾追踪过的熊猫，憨憨、宁宁、威威、貔貔已陆续死亡，此时轮到了珍珍。

　　珍珍不仅是夏勒最难忘的一只熊猫，在他心中，它甚至可视作此次熊猫项目的象征。他说，他会永远记得它的坚持和勇气，它充满困顿的生活提出一个讯息--熊猫有希望获胜。

　　即便心怀希望，1985年，夏勒仍是带着遗憾、忧虑甚至一丝“绝望”离开了熊猫项目。

　　夏勒的悲观，也与当年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熊猫项目开启时，中国刚刚从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中走出，人们长期被灌输的理念还是“向自然进军”。但不可忽略的是，此次熊猫项目也在潜移默化间，在自然保护、动物保护方面，播下了“善”的种子--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大熊猫保护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正如胡锦矗在新版《最后的熊猫》序文中所说：“野生大熊猫种群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之后，到21世纪初已达约一千六百只，目前估计已近两千只……当代大熊猫仍保留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能力。”另外，上世纪80年代的熊猫项目，也影响训练了一部分中国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他们共同为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开创性工作，也为国内环境伦理观的进步打下基础。

　　如今熊猫项目已结束几十年，回首往昔，夏勒认为，当年虽有悲观、忧虑，但至少他们把经验做成记录，他也希望借此唤醒全人类的慈悲心，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

　　夏勒时常还是会想起珍珍，他永远记得自己离开“五一棚”那天遇见珍珍的情景，它的突然现身仿佛是一件临别赠礼--珍珍在距营地不远的地方，蜷着身体坐在一块布满青苔的大岩石上，脑袋低垂，嘴靠在交叠的前臂上。夏勒悄无声息挨近到距它四十五英尺处，它抬起头，满不在乎地看看他，之后转身背对他，斜倚着身子照旧睡它的觉。它无视他存在的态度中，有一种令人意外的自信，一种强烈的自由感。

　　几个小时后，夏勒离开，珍珍的身形在幽暗的竹林中发出柔和的光辉，最终，像飘飘而落的雪花，融化在森林。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