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伯纳德·马丁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与23岁的自己不期而遇。2014年8月30日，这位前美军上尉来北京参加“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二战中美友好合作影像展”开幕式。工作人员用轮椅把他推到一张黑白照片旁，照片中，一名背着行军包的美国军官和一名戴着钢盔的中国士兵站在缅甸丛林里的一条小路上，互相帮忙检验对方的枪支。
照片中那个低着头、看不清脸的年轻军官就是马丁。70年前，他作为美军突击队的一员，与中国远征军一起从日军手中抢回缅甸密支那机场，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改变了中国西南的战略形势。
4年前，邓康延和朋友们要拍摄一部和抗战老兵有关的纪录片，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待了22天，寻找当年的影像资料。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把一摞摞蒙着灰的老影像、老照片翻出来，有的甚至是第一次被打开。在这些乏人问津的旧物里，这群中国人发现了一段失落的记忆。
展板上每一幅黑白照片背后，都曾有一个有色彩的生命。12岁的上等兵李乐贝（音）曾站立起身连续向日军投掷了两整箱手榴弹，摄影师摁下快门的那一刻，他正仰着头向两名美军联络官炫耀手里的汤姆式冲锋枪。一群年轻的中国退伍兵用双拐支撑着失去小腿的身体，他们在康复营地学习新的生存技能——打铁、编织、木工，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和他们讲话时，摘下了头上的帽子。
还有一些属于温情的记忆，让这些士兵在硝烟中得以喘息。一位年长的中国男子挑着担子，装着所剩无几的家当回到被焚毁的腾冲城里，向路边的一名美军军士借火点燃了香烟；二等兵唐纳德将一间缅甸房屋的木板改造成一个冲浪板，光着上身在丛林的河里快活地滑水；技术军士詹姆士举着钉锤，像击落日军轰炸机一样，在墙上留下一片飞蛾残骸，嘴里还嘟囔着：“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这些来自正面战场的照片，让观众得以了解中美军人的作战与生活。有人跟邓康延说，展览和纪录片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也提醒说，要注意尺度。“什么是尺度？我觉得真实就是人类最大的尺度！”邓康延说。
马丁记得，在缅甸丛林中休息时，突然遇到一队中国士兵，脸上带着微笑，伸出手指比出胜利的手势。他们身上的负重是美军的两倍，里面还有炊具，一边走一边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当我们的空投食物丢失或者被抢夺时，真的很感谢他们带了所有的厨房用具，我们只带了背包、三天的补给和一把铲子。”马丁说。
一次，美军突击队进攻一个被日军占领的村庄，早上6点发起进攻，10点得到了中国军队的支援。“我们的军官说，希望中国军队能离我们近一些，否则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日本军队有800多人，而我们只有200多人，如果没有英勇的中国军人的支援，那场战争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中国士兵是一群非常厉害的丛林战士。没有中国士兵我们是不会成功的，不会！”
整个战争中，马丁的部队伤亡率超过85%，“中国军队保护我们，我活了下来……现在我们穿的夹克、T恤衫、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的……”他笑着说。因为拍摄纪录片，邓康延也接触过很多中国老兵，他们和这个嚼口香糖、戴鸭舌帽的美国老人相比，大多满脸沧桑，而且不敢说话。一同出席这场展览开幕式的，还有98岁的中国老兵赵振英。他曾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还担任过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的警卫营长，见证了受降仪式的全过程。但在“文革”中，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赵振英的儿孙并不知道他参加过南京的受降仪式，他觉得自己是因为这段“丑历史”才坐的牢，因此谁都不想告诉。直到几年前，赵振英的故事被邓康延的团队拍成纪录片《发现少校》后，经媒体报道，他才在晚年得到了迟来的尊严。如今，赵振英坐在轮椅上，声音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那种洪亮，他说，能亲身经历那个历史时刻，是一生的荣耀。
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被带进了坟墓，或者仍然隐没在民间。展厅里的最后一块展板上，并排陈列着两组照片。一组照片，是几位依然健在、年逾九旬的中国老兵肖像。另一组，是在印度和缅甸土地上竖起的密密麻麻的中国军人墓碑。
王晶晶
孙文巧摘自《人物》，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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