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捐献的传统哪去了

　　“坦率地讲，1995年以后把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人就很少了”

　　“从鉴宝节目诞生那天起，我们就在想办法对付它。”中国文物界颇有名望的专家谢辰生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谢辰生口中的“我们”是中国文物学会。5年前，该学会启动了《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项目。如今首批出版物付梓在即，既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向国家无私捐献文物的人们致以迟到的敬礼，也是“对今天文物圈乱象的一种警示”。

　　在这些文物界的权威们看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文物收藏和捐献的传统就基本断裂了。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彭卿云对本刊记者说，收藏的真谛是藏宝于国，藏宝于民，全民共赏，“但现在，文物的价值只剩下‘值多少钱’了”。

　　于是，谢辰生发起编纂工程浩大的60卷《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将1949年后社会各界人士倾资收藏又无私捐献国家的真实事迹公之于众。

　　他们希望“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告诉人们收藏家最高的精神境界是化私为公”，亦使后来者见贤思齐。

　　而这个在当下有些“不合时宜”的主意，注定不会那么容易完成。

　　元老们的忧患

　　光线从狭窄的窗子投射进来，落在94岁高龄的谢辰生身上。书房里空间局促，家具都显露出沧桑感，桌上摞满高高的书籍文稿。

　　谢辰生曾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局长郑振铎的秘书，后担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等职。他因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物保护政策法令，被称为中国文保领域的“活字典”。

　　但是这位文物界的元老，对今天中国文保现状的世风日下非常担忧。

　　“一些电视台总搞鉴宝节目，这对公众是很大的误导。”谢辰生解释说，文物有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何况很多鉴宝节目都在作秀，事先由专家定好价格，吊起观众胃口，根本不真实。”

　　随着文物交易大热，从“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挖出个万元户”，到如今“收藏界的歪风邪气在全社会蔓延，直接影响到文物市场乱象丛生，以假乱真、假货充斥、人为操纵市场价格等异常混乱现象。甚至以文物收藏之名而成为官僚腐败、权钱交易、洗黑钱的重要途径。”这些元老揪心的是，文物研究者和鉴定专家都卷了进去。

　　作为见证者，彭卿云很是愤慨：“现在一提到文物就是值多少钱，全国搞收藏的人数以千万，真正的收藏家能有几个？这里就有媒体的推波助澜。”

　　如何用正能量抵制“文物就是钱”这种错误观念？谢辰生想到了上世纪50年代人们爱国热情迸发、踊跃捐献文物的盛况。

　　“那时社会气象天翻地覆，张伯驹等著名收藏家都觉得文物应该放到博物馆让大家来看，而不是个人享受；老百姓也很朴实啊，挖到文物主动上交，国家给点儿奖励就高兴得不得了。”他激动地说。

　　于是，谢辰生提议对全国主要受捐博物馆进行摸底调查，从中遴选并以一、二级品为主，编辑了一套共60卷的私人捐献文物精品全集，以人物为纲，系统论述了收录文物的价值及捐献者的感人事迹，“要让今天的人们看到，那时收藏和捐献文物的人是怎样的鉴赏水平，怎样的高尚情操。”

　　变味的捐献

　　“新中国文物捐献历史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刘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这一时期捐献文物总体而言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

　　第二个阶段从“文革”前几年可以算作开始，持续到“文革”结束后。据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一部副主任盛为人向本刊记者介绍，这期间每年都有人向我馆捐献文物，“虽然数量很少，但一直没有间断过。”

　　第三阶段是“文革”结束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也有部分捐献精品，但质量、数量都明显有所下降。

　　“如以文物来源区分，捐献者主要是4类人。”中国文物学会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段国强告诉本刊记者，分别是国家领导人、收藏家、海外华侨或国际友人以及社会大众。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收录的文物约三分之二来自收藏家。“他们捐献的多是一、二级品，”彭卿云说，一个重要保证是，这些人都是研究文物很有造诣的行家。

　　为了全面立体地勾勒收藏家们的修养，《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还附录了其本人的作品，如《张伯驹、潘素卷》中收录了张伯驹的书法、诗词及夫人潘素的金碧山水画等。

　　但是，“坦率地讲，1995年以后把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人就很少了。”刘炜说。

　　即使国博这样的国家级大馆，无偿捐献文物的事例也屈指可数，典型的如：曾任国家副总理的吴仪捐献了远古化石和恐龙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康信捐献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头盖骨，上面的钻孔表明当时外科手术已经诞生。

　　近年来一些主动捐献文物的行为则变了“味道”。

　　彭卿云说，有的捐献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藏品是真的，想方设法“塞”给知名博物馆以自抬身价；也有的海外商人用捐献文物来换取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个别人打着捐献文物的旗号而拿到地皮；有的虽有政府批件建立了博物馆，其藏品却大多是赝品。

　　按照相关法律，一些珍贵文物不允许出口，即便拿到拍卖市场上，国家也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货主无法出手，只好卖给国家，却又想博个“捐献”的名声。

　　“捐献文物可获得一定奖励，但‘奖励’与‘有偿’不同，‘有偿’的实质是转让。”段国强说，一些人觉得奖励太少，其实还是出于“卖”的心态。

　　盛为人也说，以前如果文物等级很高，国家博物馆会主动给予一定补偿；但最近一二十年，有“捐献”意向者往往先询问能拿到多少钱，“名义上是奖金，当然会比市场价低，哪怕是九成。”

　　当前文物交易市场的火爆也给一些捐赠者后人不小的刺激，极少数人找到受捐单位，索要当年父辈慷慨捐献的文物。

　　与时间赛跑和消极配合的难题

　　“我们走访了14家主要受捐单位，对捐献文物的数量、分布、保存情况等进行了初步摸底调查，相对于捐献文物的庞大数量，这次摸底还不够全面，具体数目也是未知数。”刘炜说。

　　饮水本应思源。中国的很多博物馆在捐献中受益良多，个别大型博物馆的藏品六成以上都来自捐献，比如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

　　然而，尽管该项目已取得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批文，但是仍不得不面对一些博物馆的“消极”配合。

　　有的博物馆很热情地表示“国家文物局来函了，我们知道这件事”，然后就不了了之。也有的博物馆干脆以工作任务繁重为由回绝了。

　　究其心理，或许出于“独占”心态、不愿配合提供资料。甚至有的捐献者后人希望受捐单位能提供一些捐献文物的照片等资料，也遭到冷落，被拒之门外。

　　解决资金问题也是一个难点，段国强谈到为了“化缘”，不得不多方求助。谢辰生甚至要把多年的个人积蓄拿出来做工作经费。在彭卿云看来，要更大发挥社会力量，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抢救”的行列中来。

　　更大的困难是一些重要捐献文物已经无法还原其最初细节。

　　刘炜说：“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博物馆对捐献文物研究严重滞后，长期以来存在着‘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即偏重对所捐文物本身的研究和宣传，而忽略了对捐献者及其事迹的研究。甚至在馆藏文物藏品档案中，有些捐献者的事迹就是空白。”

　　一些地方博物馆最初建立的文物档案不完备，后来又逐年散佚，损失严重。

　　如香港名医叶义一生捐献故宫80多件犀角杯，还捐献给香港艺术馆200多件竹雕作品。

　　段国强说，“当我们按照这个线索去寻找代他捐献和了解事情的人时，都去世了。叶义的生平和捐献事迹再也没人知道了，这是我们最遗憾的。”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第一代捐献者早已故去，其子女中还健在的也已到耄耋之年，而第三代对祖辈们的捐献事迹知之甚少。假如再不“抢救”，这些事迹将永远被时间淹没了。

　　虽然彭卿云对完成预定的60卷出版计划始终很担心，“目前开局很好，今年出版15卷没有问题了。”他说，尽管未来需面对的困难仍然难以预料。

　　摆在元老们面前的困难，显然不仅限于“与时间赛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晓伟/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