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议政的老板

　　2010年8月23日，广州市委检查组到市工商联检查，在情况汇报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说，一些委员既不敢批评又不敢拿出措施，“钱是很多，但不懂议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孔少琼随后也表示，希望工商界委员“不单是挣大钱，还要有水平”。

　　郭锡龄和孔少琼的话讲得都对，并很有针对性。

　　不过我要问，既然不懂议政，水平又不高，显然就不符合当政协委员的资格，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当上政协委员的？请问郭锡龄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有多少老板委员，他们所占的比例又是多少，能不能告诉大家？在广州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撤销了江海燕、耿珺两位女老板政协委员的资格，因为她们涉嫌贪污受贿。那么，除了因违法乱纪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有些不懂议政、水平又不高、当了政协委员又无所作为的老板，是不是也应该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

　　当前，老板政协委员、老板人大代表所占的比例很大，占的比例大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钱很多？

　　“红顶子”是一种光环，更是一种话语权的象征。老板们钟情于“红顶子”，在他们的眼里这不仅仅是光环，更看重的是身份的作用，有了这个身份，就可以认识更多的老板和领导，方便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这就是“粤北首富”朱思宜投入千万“买”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根本原因。代表老板、委员老板多了，这个群体参政议政的声音就会占主流，又怎么能代表人民的声音？拿朱思宜来说，他把花千万元当全国人大代表看成一种生意，他所代表的只不过是自己或者其利益群体的利益。我们知道立法是各利益群体依照相关法规公共参与、对等博弈、寻求共识、达成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人大代表都异化成权贵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无疑他们会力推对自身利益大有裨益的提案进入立法程序。新华网报道，针对当前各级人大代表履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拟修改相关法律，进一步加强对人大代表履职的规范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指出，有的代表对代表职务的性质、地位认识不够到位，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荣誉，没有充分认识到代表的神圣责任和历史使命，履职不够积极主动；有的代表对履职方式把握不够准确，没有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职。在一些地方，有的代表还利用代表职务干涉司法机关对个案的处理，或者利用代表职务干涉招投标等活动，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可以说，官员代表是不需要利用代表职务来干涉司法机关和干涉招投标等活动的，那么是不是老板代表在干涉司法机关和干涉招投标等活动呢？

　　农民虽然是中国最大的群体，但其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却是人数最少的群体，最少不知是不是因为钱少？有人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庆团的六十一名代表的名单列了出来，几乎都是官员和老板，没有一位农民。全国人大有规定：农村按人口每九十六万人中选代表一人，城市按人口每二十四万人中选代表一人。重庆市有农村人口近两千万人，按照九十六万人中选代表一人的规定，重庆应选农民代表二十人，咋就一人也没有？可见不完全是因为农民参政议政素质不高，农民群体中也不乏精英，只是因为他们贫而不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来自经济领域，大部分平民阶层的话语权就被剥夺了。农民成为弱势群体，首先是话语权不够强大。

　　一边是老板委员、老板代表不懂参政议政，水平不高，一边却是他们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占的比例大，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和纠正吗？

　　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