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之墙

来源:江南
关键字:凤凰,苗疆
发布时间:2015-07-03 09:23

　　跳岩，湘西特有的涉水方式。视水道宽窄，于河面夯筑若干岩墩以连通两岸；石墩之间留有空隙泄水，渡者须依次跳跃而过，故此得名。

　　如今，沱江跳岩已成为凤凰著名的景点。在凤凰的三天，那十五座一字排开的红砂石岩墩，距离我住所的阳台仅十数米，朝夕可见。然而，直到离开，我才在无意中发现，此行探访的意象，竟然一开始便已袒露于我的眼底。

　　最后一眼我才意识到，跳岩那一座座方正的岩墩，横截于水面，正如某堵长墙断续的垛口——

　　墙与桥，其实本是一物；或通或隔，只在一念。

　　初到凤凰，正值傍晚。两岸密集如鱼鳞的河房，已渐次亮起灯光。这座号称“最佳艳遇地”的小城，又将迎来一个浪漫的夜晚。

　　我在南华大桥上俯瞰着沱江。古城在江水里的倒影，就像一个等待约会的少年，因幸福与激动而浑身微微颤抖。此刻的凤凰，安祥而美丽，我甚至感觉，还多少有些类似于秦淮河的脂粉气。不过，我提醒自己，这并不是凤凰的本相。

　　更确切说，这已是涅槃重生的凤凰；历史上的凤凰，应该有着另一种底色，只不过，因为有意无意的淡化或者遗忘，如今已被掩盖在了灯红酒绿之下。

　　就像因旅游开发而消失的沱江河滩——起码在目力所及范围内，我再也找不到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河滩。

　　我的视线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尽量跟踪着一百多年前，那位日后成为伟大文豪的凤凰少年。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每天必杀一百左右”。（《从文自传》）

　　沈从文目睹的，是辛亥革命后残酷的“杀仗”。不过，他也听说，被处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却是被扣上了“苗人造反”的罪名。他还提到，由于要杀的人实在太多，连刑官都有些心寒了，居然让犯人们在湘西香火最盛的白帝天王神像前掷竹筊，由神灵决定生死。

　　念头及此，再看沱江，竟已是猩红如血。

　　沈从文眼中的河滩，如今已是一间间霓虹闪烁的酒吧，天色渐晚，歌手们靠近话筒拨动了吉他。

　　跳岩上还有很多游客嬉闹。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安全，因为岩墩上已经铺了木板，并加以铁链固定，已是一座真正的桥。

　　资料上说，未通公路之前，这座跳岩是进出凤凰城最主要的通道，始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这个年份令我敏感，因为我记得，关于那一年，《凤凰厅志》曾加以郑重记叙：

　　“康熙四十三年，苗人向化，裁去土司，置凤凰营于厅地。”

　　“康熙四十三年，裁五寨长官司，移辰沅靖道驻此。”

　　这两条记录说的是同一回事，意指那一年，湘西苗疆改土归流政策初见成效，凤凰由此真正成城，列入全国八十九道之一。

　　“苗疆”一词究竟始于何时，难以确定——明朝的史料中，“苗疆”二字便已频频出现；到了清代，官方文件特指的“苗疆”已有大致范围，除了湘黔楚交界地区，还包括四川凉山，云南元江、镇雄，贵州古州、镇远等等；不过，学界一般将湘鄂川黔边区的武陵山脉中段，视作苗族最重要的聚居地。

　　清人严如熤仔细研究了苗疆的前世今生后，曾绘制过一张《苗疆全图》。他将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的区域，都划入了苗疆。

　　凤凰，正是这个南、东、北三面环水，西面倚山的所谓苗疆中的一大重镇。

　　在沱江上夯筑通往凤凰城的跳岩，无疑是为了便于苗民“向化”。由此可见，跳岩，连同凤凰城的建造，印证着在湘西，朝廷对苗民实际控制力的加强以及治理方式的正常化。

　　然而，九十一年之后，却有数以万计的苗人，操起弓弩刀矛，跃过跳岩，怒吼着来到了凤凰紧闭的城门之下。

　　夜色已浓，在凤凰北门城墙上看出去，对岸的河房依坡而建，层层递高，尽头则是一抹模糊的山林。这使我记起了在一本湘西地方志上看到的一个细节。那次苗变，曾有很多苗人登上山头，纷纷拔刀，指着山下的城池，厉声高呼：

　　“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

　　夜幕下的远山，隐在灯火不及之处，黝黑而静谧，似乎还在散发着销磨未尽的杀气。

　　此次苗变，爆发于公元1795年，时值乾隆、嘉庆之交，史称“乾嘉苗民起义”。起义经过周密策划，松桃、永绥、凤凰、乾州四厅苗寨同时发难，湘西、黔东北甚至川东南一带诸苗纷起响应，参与苗民总计在十万以上，朝野为之大震。乾隆气急败坏，先后以心腹大将福康安、和琳挂帅，急调七省十八万大军镇压。

　　从酝酿到被扑灭，起义一共坚持了两年半，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粗略统计，仅被直接屠杀的苗民便超过万人，被焚毁的苗寨，则在三百座以上；杀戮之惨连清军统帅都心存不安，福康安便曾上过一封密折，请求朝廷及时收兵，以使苗族“存其种类”，以符“帝德好生”，“苗寨经此番兵燹之后，满目荆榛，已自民不聊生”。

　　而在朝廷方面，战事波及十三个厅县，击毙总兵、参将、游击等高中级将领220余名，连福康安与和琳也相继病逝军中；所耗军费总计不少于白银两千万两，重创了帝国的元气，甚至有学者将此役视作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尽管惨烈，但这也是一场缺少悬念的战争。实际上，开战之初，胜负即已判定。且不提装备与给养的悬殊，整个苗疆的苗民满打满算都还不如进剿的官军人数之众。随着战事日益明朗，有责任心的官员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了战后的焦土。时任湖南巡抚姜晟幕僚的严如熤（十多年后他被嘉庆皇帝评定为“天下第一知府”）就是其中一位。

　　严如熤是湖南溆浦人，相比福康安、和琳等北方大员，对苗疆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过幕主姜晟，他向朝廷谨慎地递交了一份《平苗善后事宜议》。

　　在那份战后被朝廷奉为治苗圭臬的奏议上，严如熤提醒朝廷，重新筑起了一道坍塌多年的城墙。

　　那道城墙有如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它在明代问世，但《明史》、《明实录》等正史未存任何记录，只在几份湘西地方官的奏议中有过片言只语的提及；入清之后，各种史籍对其也是语焉不详，加之遗迹留存极少，几乎成为了一道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秘城墙。直到本世纪初，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教授，来凤凰调研时，经过实地考察，才将这道城墙从史书的幽暗角落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

　　据陪同者回忆，面对那堵城墙时，七十七岁的罗教授激动不已；他认为，这就是他苦苦寻觅了五十多年的“南方长城”的一截遗骨。

　　来湘西的第二天，我也站在了这截遗骨之前。

　　出凤凰古城，西行大约十八公里处，永兴坪村，一处并不很高峻的山腰。

　　罗哲文教授所称的“南方长城”，目前已经能够勾勒出大致轮廓。

　　这道墙初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早只有七十余里，万历、天启年间曾两次大规模扩筑，南起凤凰与铜仁交界的王会营，北至吉首的喜鹊营，全长约190公里，其中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

　　“南方长城”只是罗哲文之后的说法，历史上，这道墙更多被称为“边墙”，起着分隔“生苗”与“熟苗”的作用：以此墙为界，熟苗随汉人、土家族人居东南，生苗限居西北，“苗不出境、汉不入峒”。

　　“生苗”、“熟苗”云云，是以统治者的角度，对苗民进行的粗暴划分。一般来说，以其是否入籍、是否承担赋税徭役为标准。被划归“生苗”的，大抵被视为不服官府管辖的“化外之民”。如严如熤《苗防备览》云：“边墙以外则为生苗，最凶悍；边墙以内者，间有民村错居，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被称为熟苗。”

　　朝廷对“生苗”的戒备可以理解。乾嘉苗民起义，并不是惟一。乾隆本《凤凰厅志》，曾对湘西苗疆历史上的“叛”、“寇”事件进行过统计：从东汉到南宋，成气候的起义有十五次之多；而有明一朝三百来年，小型骚动不算，大规模苗乱就发生了三十多起，故而有苗疆“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之说。

　　毫无疑问，对于紫禁城，苗疆始终是一枚不知何时爆发的炸弹；更令人头疼的是，这枚炸弹深埋于腹地，纵然想下痛手，也投鼠忌器。边墙，正是这种情形下无奈的产物：将潜在的祸害统统赶入深山，关起城门图个清净。

　　根据记载，为了修筑这道墙，明政府下了血本，仅万历四十三年一次，便耗费白银四万有余——万历皇帝的贪财是史上著名的，可在湘西发来申请拨款的报告上，他却咬牙切齿地盖上了御玺。

　　不过我在永兴坪所看到的边墙，应该与他无关。

　　因为我看到的是石墙；而根据史料推测，明朝修建的却基本是土墙。

　　事实上，万历在湘西的大手笔，早就随着明王朝的倾覆，湮没在了历史的云烟深处：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寇敌苗叛，土墙踏为平地”（《湖南通志·关隘》）。

　　严如熤善后报告的核心，就是建议在榛莽丛中，再次竖立起这道已被“踏为平地”的边墙。

　　“南方长城”，如今已被开发成了景区。不过，真正属于遗迹的，只有一百多米残墙和一个破败的碉堡。墙体和碉堡都是当地出产的青石垒砌而成，并未经过细致的打磨，粗砺而斑驳，加之多年风雨侵袭，更显沧桑之色。

　　这段边墙应该是清政府在平定乾嘉苗变之后修筑的，具体主持者是嘉庆二年因随福康安征苗有功而被任命为凤凰厅同知的傅鼐。傅鼐很推崇严如熤的方案，用三年时间重修了边墙。据他自己的《修边论》记载：“自三厅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

　　尽管只是重修，但工程难度并不亚于明朝的初建。首先是经验匮乏，明边墙“旧址已残塌，所存废者，百不一二焉”，缺少参照物；其次是修墙过程始终受到骚扰：“乃招流亡、团丁壮，于要害筑碉堡，防苗出没。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清史稿·傅鼐传》）

　　还需指出的是，边墙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墙体，而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军事防御系统。明边墙沿途建有800多座哨台、炮台、碉卡、关门，常态驻有四千到五千的军队，最多时还曾增到七千。而傅鼐重修的边墙，更是大规模修筑了配套的军事工程：于其所辖的三厅（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境内，总计设立碉堡哨卡汛营等设施一千三百多座——永兴坪残存的边墙，守护的便是一处占地4000平米、名叫“全石营”的营盘。

　　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馀里。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清史稿·傅鼐传》）

　　在坍塌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嘉庆五年，又有一道愈发坚固的边墙，将帝国西南腹地的千里苗疆一分为二。

　　透过残墙上的枪眼，我尝试着以当年守营士兵的视角，观察墙外所谓的生苗地界，不料却看到了一片随风摇曳的绿色——有株倒垂的不知名野藤，用心形的叶片轻轻遮住了曾经发射过无数死亡的古老孔隙。

　　喟然长叹，走上墙头抚石远望。视线所及，仍只是郁郁葱葱。

　　墙里墙外，原本是同一脉青山。

　　离开永兴坪，我继续西行。

　　残墙虽已不多，但当年傅鼐的布置，依然有迹可循——其实只需打开一份地图，便能重新感受当年的壁垒森严。

　　直到今天，湘西一带很多地名还以关、营、堡、哨、卡，甚至炮台来命名，行走其间，几乎令人疑惑进入了某处凝固多年的战场。

　　全石营西侧，又有一座紧邻的营盘：拉豪。由永兴坪到拉豪，步行大约二十分钟。途中，我想起了严如熤在《苗防备览》中对傅鼐修墙工程的记载：

　　同知傅鼐练乡勇团丁，驱逐痞苗，清复一处，即筑屯一区，拨丁壮给兵器屯守；于要隘筑卡捍击。

　　毫无疑问，全石营与拉豪营，当年便是如此以武力推进、次第建成的，而边墙，也以此形式一截截延伸。

　　关于“屯”，严如熤还有过详细的描述：

　　屯制因地制宜，宽数十丈，长十数丈二三丈不等。屯身用毛石砌脚，二三尺加封土砖，二层高四五尺，上筑排墙一道，旁开枪眼，备瞭望施放火器之用。约容屯壮丁数十人，牲牛籽种亦储积期间。

　　“屯身用毛石砌脚”，在拉豪得到了实物的验证：尽管营墙早已荡然无存，但整座营盘，所有屋舍俱以薄青石板叠砌而成，拉豪营盘也因此被称为“石板寨”。与全石营彻底荒芜于山野不同，拉豪至今还有居民生活于其中。他们应该是当时守屯兵士或者壮丁的后代，但看上去神情拘谨而恬淡，再也找不出丝毫从前的剽悍。这座曾经戒备森严的营盘，已然成为一处寻常而纯粹的民居村落。

　　徜徉营寨时，我忽然发现，修复的营门门额上，篆刻的竟是“乐豪营”三字。这也使我记起了在永兴坪全石营曾经见过的一把巨型大刀。那把刀长达八米，重逾三千斤，横架在营房遗址前的空地上。据说建营之初，守营清军多有身体不适，怀疑中了苗人蛊毒；守将为防军心涣散，便依照传说中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铸此巨刀镇营，防御湘西巫术。

　　关公，汉人最崇拜的武神，一身凝聚了儒家忠勇节义诸多美德；而将“拉豪”转而写作“乐豪”，一字之差，意境迥然，将由当地土语音译而来的地名向一个规范的汉地地名迈进了一大步。

　　关刀与巫蛊，“乐豪”与“拉豪”，都在提醒我，边墙，同时也是汉苗两种文化碰撞对峙之墙。

　　这种印象在我继续西行，来到黄丝桥古城后，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黄丝桥古城位于凤凰县城正西24公里处，古称渭阳城，始建于唐垂拱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黄丝桥城坐西朝东，总面积29070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石建古城之一。开有三个城门及大小箭垛300个，墙上的走道宽2.4米，可以跑马。砌城石料每块均有一两吨重，石面平整，工艺比永兴坪的边墙考究得多。

　　我所见到的黄丝桥古城，残破而萧条，几乎没有游客，与凤凰相比，尤其显得寂寞。不过，至少有一千多年间，渭阳城是此处最高级别的城池，而如今红得发紫的凤凰城，不过是其辖下的一处军寨。

　　在古城城楼，我遇到了一位居住在附近的老人。这位名叫滕树宝的老先生是古城文化热忱的整理者，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许多有关古城的信息。比如，现存的古城是嘉庆四年重修的（这个年份符合傅鼐修建边墙的时间）；之前本是土城；古城西侧，原有一条联通湘黔的官道；黄丝桥本名王氏桥，以讹传讹才变成了现在的名字。

　　而他说得最多的，却是武则天、乾隆两位皇帝。按照他的说法，武则天在这里居住了十四年，乾隆则在此见到了自己的生父。为了证明所言确凿，他告诉我，古城内有一座武则天下令建造的御花园，紫禁园。

　　武则天、乾隆与此城的关系，任何一部正史都找不到相关记录，似乎经不起推敲。不过，我并无意深入考证，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一座僻远的苗疆小城，竟然会如此强调与万里之外京都的联系，甚至于将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园林不无僭越地命名为“紫禁园”。

　　依照我的理解，黄丝桥的帝皇传说，也类似于关刀与“乐豪”，同样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暗示，抑或说，是一种文化界桩的夯筑——

　　时刻警醒城墙两侧的人民，不可随意逾越，更不可忘却自己的身份。

　　至于为什么选中武则天与乾隆，除了这两位都是古城建造历史上关键年代的英主，我想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丝桥城形势特殊，重要性远远超过拉豪和永兴坪，绝非改一个字，或者铸造一把想象中的关刀所能镇压，只能由皇帝亲自出马。

　　“乾嘉苗变，这座城池打了很多恶战，连福康安都死在了这里。”轻轻拍打着长满苔藓的墙砖，滕树宝老先生目光悠远而苍凉。

　　与武则天与乾隆的传说一样，福康安丧命于黄丝桥同样史据不足。不过，在整个边墙系统中，黄丝桥城的意义确实非同一般。如果将整道边墙比做一条铁链，那么黄丝桥就是固定这道铁链的几枚最大铁钉之一，并且是最前沿的一枚。

　　190公里苗疆边墙，先是径直北上，再东折，再斜行北上；黄丝桥，坐落于边墙由北上转为东折的犄角处，是最西侧的据点。从地图上看，整道边墙大致呈一条倒弓形的弧线，黄丝桥则是这条弧线南部最坚固的一把钳子，与其他大小堡垒遥相呼应，共同将西北广袤的山地拦截在外。

　　这块山地，有个与拉豪那样由苗语音译而来的名字，腊尔。

　　在明清地方官的奏折上，腊尔，是一处极其不祥的地名——

　　就像《西游记》中十万天兵天将围剿的花果山。

　　元代开始，政府对于苗疆的控制度日益加强。先是设立土司，通过土司治理苗民；时机成熟后，再废黜土司，代之以正式朝廷官员，即所谓“改土归流”。入明之后，大部分苗疆都已经在朝廷统治之下，不过，自明中叶开始，直到清初，却有两块区域的苗人，通过长期抗争，驱逐土司与流官，争取到了事实上的独立。

　　这两块脱离政府管辖的区域，一块是黔东南的雷公山，另一块便是腊尔山。

　　腊尔山，位于凤凰西北，距县治42.5公里，是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平均海拔800米左右，主峰海拔则达到1117米。但史书上所称的腊尔山，并不限于这座山峰，包括的范围要大得多，方圆至少有一千数百里，人口数十万。

　　腊耳山不仅疆域广阔，又因其地西通黔贵，北连川鄂，一旦生事，三省苗民群起响应，故在明清数次苗变中，始终是官军进剿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腊尔山地势复杂，官府一直很难讨到多少便宜——实际上，明朝边墙的修筑，正是朝廷手段用尽之后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南方长城”，抑或“苗疆万里墙”，听起来威风凛凛，可实质只是朝廷正式放弃对腊尔山地区统治的标志。

　　边墙圈起的，是一个王朝的隐疾：金光闪耀的帝国版图上，雷公山与腊尔山，就像隐藏在锦绣纹中两个不易被察觉的黑洞，常年乌云笼罩虎啸狼嚎。

　　如今的腊尔山，已设置为凤凰辖下的一个集镇。从县城到腊尔山镇，不过三十多公里，中巴车却要开一个半小时。

　　我是从长沙经吉首转车到凤凰的，等于从东到西横穿了大半个湖南。整个车程，感觉随着越往西行，公路两旁山便越高，林便越密，尤其是越靠近吉首，穿过的隧道就越多。

　　这种感觉在从凤凰到腊尔山镇的旅途中重现了。尽管全程不再有隧道，但似乎永远盘旋向上的山路，时刻提醒我，如果说湘西已是湖南的山区，那么腊尔山无疑是山区中的山区。

　　途中我打开了地图，想对照实地，仔细探究一番这块被视为生苗大本营的神秘山地。图中的许多地名，顿时如同一支支穿越时空的箭镞，带着蛮荒的气息迎面射来：猪槽坑、鬼塘、狗脑坪、猴子坨、吃血坳。

　　我还发现某处河滩被标注为“火烧滩”，而另一处相距不远的村落，更是赫然被命名为“流血”。

　　车经山江镇时，我又看到了“总兵营大道”的路名。

　　“流血”、“火烧”、“总兵营”。这些至今保留的名称，无疑承载着某段不堪回首的残酷杀戮，从侧面印证了我所看过的那些资料：

　　嘉靖二十八年，腊尔山苗龙许保起义，朝廷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光绪《永绥厅志·剿抚》）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奏报松桃苗人造反，乾隆朱批：“可恨之极，必当尽行诛剿方解恨！”

　　类似的朱批，在当时的战报上随处可见：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擒头坡之战，“枭获首级二百余颗（朱批：快意）遂分兵搜剿，立将骡马峒、坡脚山及附近之两岔河、川峒、白果窑、五里碑等处各大山梁全行夺据，共计焚毁苗寨三百余户。（朱批：快极）”

　　官军大进之时，清军将领向朝廷请示对乞降苗人的处置方法：“旋见无数贼苗，长跪石城内高埠处所，喊称情愿投降，恳求饶命。其中老幼男女，俱俯伏叩头，痛哭呼号……”乾隆批示：“此等苗众，曾经肆虐，究防其中怀叵测。现因大军到彼，畏惧乞降，及窥见我军虚实，或又反侧生心”，故“不准苗众投降甚为得当。”据此，兵锋所到苗寨，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是否投降，一概歼灭殆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批示这些奏折时，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太上皇帝，刚刚举办完一场盛况空前的“千叟宴”。

　　令如此一位本该慈眉善目的老人如此大动杀机，可见苗人的叛乱，给紫禁城所带来的懊恼究竟有多么严重。

　　直到去世，乾隆也想不明白苗人为何要与他作对——他自以为对苗人已经足够宽容，做到了尽可能的轻徭薄赋，而且一再申明“永不加赋”，连苗人自己的土司收得都比他的朝廷多：“较土司陋规十不及一，民皆欢欣乐输。”（《永顺县志·食货志》）。但最终，他也只能像绝大多数汉人那样，把苗乱的原因归结于苗人与生俱来、不可化解的禽兽之性。

　　苗人为何屡屡叛乱，历代官员或者学者，常为之莫名其妙。

　　比如《凤凰厅志》所载，从东汉到南宋的十五次大型起义，有明确原因的只有两次，仅从书面资料上看，大多数都是无缘无故的“反叛”或者“寇边”。

　　乾嘉苗人起义也是一样。很多研究者在史料中反复寻觅，最后将这一大事变的起因归结于所谓的“勾补事件”。乾隆五十二年，有过路汉人在腊尔山生苗区勾补寨被劫钱物牛马；官府令勾补寨首领石满宜到官接受调查，石拒绝前往，并筹划抵抗；官军因此进剿，用兵一日即将勾补荡平：“伤毙苗匪四十五名口，生擒首从各犯一百三十余”，石满宜被捕，凌迟处死，同党二十余人斩首。

　　以一普通劫案而杀戮这么多人命，此役官府的手段实在过于毒辣，在苗疆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不过，若要以此为由发动乾嘉起义，似乎有些牵强：勾补事件发生于公元1787年，比苗变足足早了八年。

　　最直接的否定证据是，起事之初，苗民打出的口号就是：“逐客民，复故地”，而无一字提及勾补、提及石满宜。

　　其实不必苦心积虑地从故纸堆中寻找勾补一类的旧怨，“逐客民，复故地”六字，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很多时候，由于现象太明显、太寻常，往往反而被大多数人忽视。

　　就像车窗外时不时一闪而过的几幢看起来很有些年头、独立建造的土房。

　　相当程度上，这应该就是当年苗人大起义最直接的原因。

　　“逐客民，复故地”，一个“客”字与一个“故”字，点明了改土归流后，苗民所受到的生存压力。

　　客观说，对于总人口数一直在二十万以内的苗人，湘西苗疆本来算是比较开阔的，然而，这个疆域却在不断缩小。明朝开始，朝廷先是驻军，继而开屯，步步为营向苗区推进；同时，为了巩固苗疆边防，朝廷还以免租、赐爵等政策鼓励各地百姓前来各哨所开垦屯田。如此军队与汉民交替深入，苗人，尤其是生苗活动的区域日渐萎缩。

　　我在去腊尔山途中所见到的土房，外观很像是闽赣一带的客家建法。闽赣粤之外，湘川也是传统的客家聚居地，可以推测，坚韧的客家人，也已经把足迹踏进了湘川之间的腊尔山区。当然，“逐客民”的“客”，并不特指客家人，而是泛指一切苗人以外的汉人，甚至包括已经被汉化的土家族人。

　　农耕时代，“客”的繁衍，势必建立在原住民，即苗人的清退之上。这个清退过程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随着官府的蛮横驱逐。多年以后，学者魏源反思乾嘉苗变，沉痛指出：“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

　　尽管魏源依然以大汉族主义称苗人为“奸”为“兽”，但他却点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客的逼迫下，苗人已经无路可退，如同一群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线，苗人其实已经退了几千年。

　　长期以来，汉人视苗人为蛮族，实际上苗族的开化并不比汉人晚。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的“九黎”、“三苗”有着密切关系。“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原本生活在黄河流域，也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文明，只是之后炎帝与黄帝部落崛起，九黎落败，被赶到黄河以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之后重新形成的部落联盟“三苗”，也被尧舜禹相继驱逐，再次被迫迁徙。类似的驱逐与迁徙，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反复重演，最终，苗民们被驱赶到了湘黔川滇一带的穷山僻壤。

　　一部苗族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饱含血泪的迁徙史。苗族没有文字，但他们将祖祖辈辈为了生存而流浪的辛酸编成了歌谣，代代传唱：

　　日月向西走，山河向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

　　西方万重山，山峰顶着天，好地方就在山那边，好生活就在山那边。

　　可山那边果真有好生活吗——

　　叶菁黑漆漆，老林深惨惨，豹子老虎满山窜，毒蛇恶虫到处爬。

　　但即便是这样充满着死亡和黑雾的蛮荒山林，也响起了汉人的枪声。

　　悬崖边缘，苗人的愤怒在沉默中积累着，就像地火在大地深处无声无息地流动，腊尔山上空雷声隐隐乌云密布……

　　公元1795年，苗疆空气中的硫磺浓度，终于达到了饱和。

　　乌巢河，沱江上游一条以叛逆著称的河流，如今架起了一座长达241米的大拱桥，大桥的主拱净跨120米，为世界之最，号称“天下第一大石桥”。

　　就像把守密境的最后一道关卡，过了乌巢河大桥，腊尔山镇就到了。

　　我来腊尔山是为了赶一场集会，一场苗民为主体的贸易集会。凤凰城乡以农历定集，比如腊尔山镇逢“七”开集，而今天适逢农历十七。

　　我没有探究腊尔山逢“七”开集的风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过我知道，这个集市对于腊尔山，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明清两朝，对于苗汉之间的商业往来，控制得相当严格。比如雍正五年，湖广总督胡敏便三令五申：“苗人至民地贸易请与苗疆边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相互交易，不得越界出入”，“湖南地方苗人往苗土贸易者，令将所置何物，行予何人，运往何处，预报地方官；该地方官给予印照，注明姓名，知会塘汛，验照放行，不得夹带违禁之物。”

　　对于一个不出产盐和铁的地区，贸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甚至说事关生存也不为过——乾嘉苗变时，便有大臣提议，断绝苗疆贸易，以困死叛苗；意外的是，这回乾隆却明确批示：“剿苗”与“民苗贸易”是两码事，绝不能混为一谈。

　　或许此时的乾隆已经平息了暴怒，因而重新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与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的对苗政策，毕竟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论，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政府一直在探索着治理苗疆的方法。比如，苗汉贸易之外，一项苗汉间的婚姻政策也能看出清廷的努力。雍正五年禁止苗汉通婚，乾隆二十五年鼓励苗汉通婚，乾隆二十九年重禁苗汉通婚，虽则反复无常，倒也苦心积虑不断调整。

　　乾嘉苗变，痛定思痛，清廷终于给出了终极方案。吊诡的是，这个代价惨重的方案，依然还是如前朝那样筑一堵墙。

　　从明到清，从一堵墙到一堵墙，看似一个轮回，实际上，两堵墙的功能完全不同：于明而言，筑墙单纯是为了将生苗拦截在外，而清朝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一言以概之，严如熤与傅鼐等人设计的边墙，对苗民与其说是排斥，不如说是保护。嘉庆元年的《苗疆善后章程六条》，第一条就是“苗疆田亩必应厘清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而这个界址，就由边墙划定。汉民一共退还了墙外的苗民田地35000余亩。

　　当一堵墙，以庇护者的面目出现时，所有的青石都散发出了温暖的善意。

　　应该说，傅鼐本人，也是这道长墙的一部分，甚至是决定这道墙性质的核心。

　　每块墙砖的朝向其实已被彻底扭转：傅鼐治苗期间，告诫官员及兵民以墙为界，不得擅入苗寨，欺凌苗人。

　　以墙安苗的基础上，傅鼐“兴利除弊，建碉堡千有余所，屯田十二万馀亩，收恤难民十余万户，练兵八千人，收缴苗寨兵器四万余件；又多方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

　　从前是“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如今傅鼐在衙门口挂了一个木匣，“诉者投牒其中，夜出阅之，黎明起视事，剖决立尽。兵民白事，直至榻前。”。

　　从傅鼐身上，曾经激烈阻扰筑墙工程的苗民终于看到了朝廷的诚意：嘉庆四年，连乾州厅与泸溪县的苗汉百姓都跑到凤凰，请求傅鼐帮他们修筑屯堡边墙，并立下契书，将来情愿将粮食收成的一半捐出来做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