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二）

　　巧合的是，《管子》提到的有名字的王也是十二位，他们是：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颛顼氏、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这些人名是史马迁从书中找出来的，他们大多是古代比较强大的部落首领，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对泰山大概有一种原始人类对自然山川的崇拜，与后世有目的的神道设教，告成功于天，以强调帝王统治权力的礼仪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

　　《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所谓“巡狩”是指游牧民的巡行狩猎，“柴”是烧柴火，而“望”是一种祭祀形式。舜是东方夷族的首领，济南历山一带有他的传说和遗迹，如舜耕于历山、舜井等，他到过泰山的余脉历山乃至泰山是有可能的。

　　此后，禹和汤相继来泰山巡狩、崇祀。接下来是周朝，文王因多年任西伯，受制于殷，无法东来祭泰山。武王立国前后，连年征伐，也无暇东顾，故未来祭泰山。《史记》记“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是的说周朝惟有到成王时才德政融洽，成王要封泰山才接近于合乎道理。

　　自周代以降，一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祭泰山之举，已渐渐成了规矩。且只有天子能祭，诸侯不能祭，包括与泰山近在咫尺的鲁国。但有一次，鲁国掌权的季孙氏却要“旅于泰山”。这在孔子看来是十足的“无礼”行为，《史记》说“仲尼谶之”。

　　仲尼即孔子，他并十分生气地将自己的学生，当时做季氏家臣的冉求叫来，问他“汝弗能求与？”冉求回答“不能”。冉求知道自己区区一个家臣，阻止不了季氏的越礼行为，对此孔子同样无能为力，只好长叹一声，“鸣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是孔子中等水平的弟子，孔子确认泰山之神水平应该高于林放。季氏不懂礼，泰山神却懂得。

　　泰山之所以在五岳中名声最著，固然与其雄奇伟岸的外观形象、庄严崇高的象征意义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历代帝王们的朝拜。几千年来泰山一直是帝王们向往的东方乐土，而封禅泰山更是因为特殊的政治意义而成为历史上每一个帝王都渴望的荣耀，只是并非每个帝王都有这样的机会。

　　唯有“受命于天”的帝王，为了答谢天帝的“受命”之恩，才能在泰山顶上积土为坛，增泰山之高以祭天，表示功归于天。同时，一代帝王登封泰山，也被视为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象征，皇帝本人也俨然成为“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历史上有幸能成为这样真龙天子的皇帝少之又少。

　　这其中，秦始皇是率先载入史册的。他东巡时，由峄山到泰山的道路，也是经邹县、曲阜、宁阳北行到泰山的。之后，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和清高宗都曾到泰山登封告祭、刻石记功，其中汉武帝曾七次东巡登封。

　　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泰山的皇帝是宋真宗，之后改为祭祀。而乾隆曾十一次朝拜泰山，六次登岱顶。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其统治，泰山也因封禅告祭被抬到与天相齐的神圣高度。一座自然山岳，受到华夏历代最高统治者亲临封禅祭祀，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可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最后，我们来看看前文摘录的《尚书》一文和杜诗中的“望”字。“亡”有亡故、失去、消灭之意，因此“望”可以解释为王者对月祭奠即封禅祭祀。虽然如此，封禅并非一劳永逸的丰功伟绩。东汉哲学家王充已在他的《论衡·书虚》中告诫：“为王太平，开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纷湮灭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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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泰山向南，差不多和到济南相同的路程，便是孔子的故乡、昔日鲁国的都城曲阜了，那自然是包括我在内的山大学子的另一个必游之地。但这里，我只想说说孔子与泰山的关系。周朝时鲁国为了便于统治，以都城曲阜为中心，开辟了几条交通干线。其中向北的道路经宁阳、泰安，过泰山东麓至莱芜、谭国（章丘龙山），再沿东西大道去齐国首都临淄，这是鲁国和齐国国都间最近的路线，其中泰安或泰山是必经之地。无论鲁国以少胜多击败齐国的长勺之战，还是后来齐桓公盛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条大路都要派上用场。

　　既然齐鲁两国交往需经泰山，孔子是鲁国人，且又去过齐国多次，自然也要经过泰山。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了因斗鸡，季平子赶走鲁昭公的事件，孔子随之到了齐国。在齐国他和齐景公多次论政后遭晏婴等人反对，又由齐国返回鲁国。孔子去齐返鲁均应经过此路，途经泰山脚下，至此而登临泰山。

　　《礼记·檀弓下》记“孔子过泰山侧”，为一妇人哭而慨叹“苛政猛于虎”。《论衡》记颜回也随孔子到过泰山，如今在泰山天街孔子庙南侧，有一块石坊“望吴胜迹”。说的是孔子和颜回到了这里，孔子望着远方对颜回说：我看见吴国东门外系着一匹白马，你看见了吗？颜回回答老师：看见了，我还看见拴马的绳子呢。

　　由于诸侯相争和交通所限，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大。孔子虽周游列国，也不过在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主要是今天的鲁西南和豫东北，最多涉足苏、皖、冀边界地带，而从未到过吴楚。至于原因，可能是孔子觉得夷族尚未开化。孔子三千弟子中，只有言偃（也称言子）是南方（江苏常熟）人，但他却位于七十二贤和十哲之列。因为言子曾经到过，上海的奉贤县因此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的字同言偃，即子游。

　　孔子五十二岁时，做上了鲁国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还曾“摄行相事”（代理宰相），陪同鲁定公去参加齐鲁夹谷之会，地点便在泰山附近的莱芜境内。在那次盟会上，孔子屈强国、正典仪。之后，齐人为孔子的大义凛然所折服，归还了今郓城东、宁阳北、新汶东南的一片土地。与此同时，孔子也留下了历史上可能的污点，他利用职权滥杀大夫少正卯。后者也和孔子一样办私学，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走。不过有关此事，历史上争议颇多。

　　既然到过泰山，孔子必然要进行评论，且予以另眼看待。《孟子·尽心上》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孔子晚年修订过的《诗经》里，收入一首歌颂鲁僖公时国力强盛的诗篇《鲁颂·閟宫》，诗中这样写道：“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国。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首句表明，鲁国因倚着泰山而感到荣幸。这里奄是商代古地名，位于曲阜，龟山和蒙山是两座小山。

　　今人常以泰斗形容大师，此语出自《新唐书·韩愈传》，书中写道：“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此前，孔子也曾自喻，他晚年返回故里整理文献，身体渐渐不支时，仍以泰山言明抱负。《礼记》记孔子曾呻吟：“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此比喻也得弟子承认，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有若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圣人之于民……出于其类，拔于其萃。”即谓孔子如泰山一样出类拨萃。

　　公元前479年，孔子死于故乡，享年七十二岁，此前他的独子孔鲤和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均已辞世。孔子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子贡守了六年）才散。历代对其倍极尊崇，唐代时特地从泰山运来“封禅石”，置于墓前。清代乾隆皇帝更亲自专程前来朝圣，题诗“教泽垂千古，泰山终未颓”。自孔子死前自比泰山将倒，至乾隆赞泰山永不倒，无形中也提高了泰山的地位。

　　巧合的是，我大学时代最后一次旅行也是去泰山。那是1982年初夏，我们班的最后一次集体旅行。灵岩寺位于泰山北麓，在济南南边四十多公里处，离开泰山不过二十多公里，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灵岩寺列中国“四大名刹”之首，另外三座分别是故乡台州的国清寺、南京的栖霞寺和湖北当阳的玉泉寺。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言，“灵岩是泰山背最幽绝处，游泰山不至灵岩不成游也”。至此，我可说是游过泰山了。

　　读研时我也有去泰安，其中一回是应山东矿业学院一位音乐老师的邀请，她的先生是我的同乡。那时我刚失恋，她把最得意的弟子介绍我认识，是一位美丽的青岛姑娘，而那时潘师已任青大校长，他和师母希望我毕业后能去青岛。可惜这位女生已有体育系的男友，我又不是能说会道之人，结果这第一次见面也成了最后一次。多年以后，我见到当年的“红娘”，她告诉我这位女生后来很不幸，已与她阴阳两绝，令人唏嘘。

　　十一、冯陆

　　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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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曾提及，山大数学楼毗邻文史楼，与小树林构成一个三角形，但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文史楼的地势偏低，它的北门多数时间关着，因此课间休息时我们遇不到文科生。正方形的小树林却永远开放，它的东边是文史楼，北边是数学楼，西南角是化学楼，南边是医院和研究生宿舍楼。

　　我入学时，便听说山大有一本叫《文史哲》的杂志很有名，因而那个总是封闭的北门对我来说颇为神秘。不久我又听说，50年代毛泽东曾表扬过中文系的两位毕业生，也就是“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他们敢于挑战反动学术权威、红学家俞平伯。后者是浙江湖州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夫人是数学家许宝騄的姐姐。

　　在被钦点以“小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作为生存挣扎的贫苦少年开始的。小时候他在北京郊县通州，是一个普通人家六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患病，十三岁时他被送到洋服店当学徒，继而做印刷厂的童工。二十岁时，他寄居在青岛姐姐家，白天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姐夫做笔录。

　　在这个过程中，李希凡“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由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成为正式学生。毕业以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而比他小四岁的大学同班蓝翎来自山东单县，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京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做教员。

　　1954年，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那年春假，百无聊赖的李希凡迎来老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文章里的观点，都感到了“不对头”，于是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其观点对俞平伯提出挑战。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先是投寄给《文艺报》，没有被主编冯雪峰看中，遂改投母校《文史哲》，做学生时李希凡便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当年九月便刊登出来了，刚好被伟大领袖看到，于是做了如下批语：“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可以想象，全国各大报刊立刻予以转载，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不过，俞平伯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轻微，两年后他甚至发起昆曲结社，该社试演《牡丹亭》时，周恩来也亲临观赏。而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却没那么幸运，后来他成为右派，“文革”期间含冤去世。

　　《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向来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为己任。除了因刊登那篇红学论文名噪一时外，还曾盛开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朵金花”（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史学界有“五多金花”之说）。虽然“文革”期间一度停刊，但在领袖关怀下于1973年复刊。据称复刊号发行时，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七十二万份。后来由于纸张供应不足，只好限量发行，实际印刷二十四万份。

　　在李蓝文章出笼十年以后，《文史哲》又一次因为最高领袖引人瞩目。只不过这回山大已从青岛搬到济南，校长也由华岗变成了成仿吾。1964年元月，《文史哲》发表了中文系教授高亨的诗词《水调歌头》，上阕“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这首诗词明显是歌颂伟大领袖的，但到了1966年初，它被认为只有毛主席才有的气度，遂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收到高亨寄诗并有回复，“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语气明显比回复数学家华罗庚的赠诗客气，而校门和佩戴我们胸前校徽上的毛体“山东大学”，也出自此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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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说，《文史哲》和山大文科在“文革”前两度出彩得益于领袖的关心和影响力。李希凡和蓝翎因此大红大紫，先后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长期执掌文艺界的喉舌，两人晚年却因利益分配不均反目成仇，此乃后话。不过，高亨作为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其治诸子、《周易》、《老子》和《诗经》均为学界推崇。

　　1900年，高亨出生于吉林双阳，1924年他从北大毕业后，考入清华学堂，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且为人谦逊。1953年，高亨受聘山东大学教授，四年后兼任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在50年代的山大中文系，素有“冯陆高萧”之说，高即高亨，而排在前两位的冯（沅君）陆（侃如）堪称20世纪最著名的一对伉俪学者。

　　冯沅君与高亨同龄，既是古典文学史大家，也是现代著名作家。1956年，高教部给全国教授评级，她和丈夫陆侃如均为一级教授，且冯沅君是其中难得的女性。她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进士，大哥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作者冯友兰，二哥是地质学家、学部委员冯景兰，女作家宗璞是她的侄女。

　　冯沅君八岁时，父亲在湖北崇阳知县任上病逝。她的母亲通晓诗书，做过小学校长。十岁那年她入读小学，不久遇辛亥革命辍学，居家自修。1917年，三寸金莲的她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运动期间，北师校长反对学生参与其中，冯沅君受女同胞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游行并请愿，迫使校长辞职。她并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焦母。此剧由李大钊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北大和清华派专车接送师生，鲁迅也亲往观看。

　　毕业以后，冯沅君考取了北大研究生，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她研习古典文学，其间于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描述了与北大物理系学生王品青的恋情，先后出版小说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前者被鲁迅编入《乌合之众》。她的小说主人翁大多为获得恋爱自由和幸福而反抗包办婚姻的女性，震撼了许多读者，成为继陈衡哲、冰心、卢隐之后又一位引人瞩目的女作家。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直接导致了王品青的精神崩溃并于次年病故。陆侃如是清华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少作《屈原》和《宋玉》在学术界颇受好评。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南通海门，从北大国文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

　　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陆的爱慕。由于专业和兴趣相近，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这位风度翩翩的江浙才子，也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可谓是一见钟情，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通信。每逢星期日，陆侃如就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在北海泛舟，或携手走在香山清幽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交谈，双方再也分不开了。

　　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冯沅君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情况不了解，他没有立即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又找到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这位兄长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他们于1929年初在上海结婚。婚后他们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并于1931年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中国诗史》。

　　《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之后，他们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讲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据说也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向国外发行。

　　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齐留学费用而节衣宿食。经过数年的努力和奋斗，愿望终得实现。1932年，他们乘邮船到马赛，入读巴黎大学文学院，专事古典词曲研究。其实两人成就斐然，根本不需去国外留学，不过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留洋，且冯沅君的两位兄长都曾留美（这一点连同陆侃如的出身恐怕也是冯友兰当年对妹妹婚事犹豫的因素）。三年以后，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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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陆回国后，先后任教多所大学。1949年，夫妻两人来到青岛，任教山东大学中文系，陆侃如先后担任校图书馆馆长、《文史哲》主编、副校长（冯沅君后来也担任了这一职位）等职务，同时先后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青岛文联主席。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1957年五一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座谈时，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是兴奋，就在民盟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章伯钧称，“毛主席说了，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

　　这些意见传播开来，立刻在高校引发热烈反响。因为毛泽东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学社也闻风而动。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的传达记录，而作为地方组织的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得到这份传达记录，立即加以翻印传播。

　　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觉得正中下怀。他先是发表激烈的言论，继而在校刊《新山大》上发表《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不料这却是“引蛇出洞”，陆侃如成了逃不掉的“右派”，且系民盟“五大右派”之一。

　　1974年，冯沅君病逝，身为山大副校长的她葬在济南英雄山革命陵园。我们晚来了四年，其时陆侃如尚在人世，不过也已经奄奄一息。1978年年底，陆先生也作古了，我却没有听说有悼念活动。当时离开“右派”平反尚有一年，他的级别既不是副校长，职称也早已从一级教授降为九级讲师，不可能与爱妻同葬英雄山。由于他们没有子女，骨灰由故乡海门的亲戚接回老家，存放碗橱之中。

　　海门市政府获悉以后，以诞生陆先生为荣，不忍两位大师恩爱一生，死后竟异地相思。经与山东省有关方面协商，将“海门媳妇”冯沅君的骨灰也请回海门，在三阳镇东边的普新村建了一座陆冯合葬墓，实现了他们“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夙愿。那是一座四人墓：左边，安卧着陆冯大师，书法家赵朴初题碑；右边，长眠着陆先生父母，陈毅元帅题碑。

　　晚年的冯友兰回忆道：“1962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们家（济南）去过一次，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陆走后，由于高亨长居北京，“冯陆高萧”只剩萧涤非一人了。萧先生是国内研究杜甫首屈一指的专家，我读书时他正主编《杜甫全集校注》。

　　有几次，我看见戴帽子的萧先生走过小树林，或站着与弟子们交谈（其中李从军与我同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新华社社长）。后来我听说，萧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过教授，那他可能是我见到过的唯一一位联大文科教授了。萧先生是江西临川人，那可是出过大文豪王安石和汤显祖的地方。记忆里的先生冬天喜欢围着一条长围巾，我无法想象当年他是清华大学百米纪录创造者，十一秒一的成绩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他还是清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正如中文系有“冯陆高萧”，历史系也有“八马同槽”之说，他们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其中杨向奎是《文史哲》的首任主编，他和赵俪生等五位或调离或病故。我入学时唯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三位尚且健在。1981年，王仲荦和萧涤非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那次浙江文科被剃光头。王仲荦是浙江余姚人，王国维弟子，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传世。他去世后，一位同事撰写挽联：“有遗著四百万字/育齐鲁三千英才”。如今，“八马同槽”和冯陆先生塑像已竖立在校园，紧邻小树林。

　　最后，我想说说对山大哲学系的印象。我念书时，认识好几位哲学系高材生，其中比较要好的一位叫韩德明（毕业后回河南工作不幸遇车祸身亡），却没听说可与“冯陆高萧，八马同槽”媲美的教授。系主任臧乐源的嗓音洪亮，却一直未摘掉“诗人臧克家之子”的帽子，后者也是山大中文系系友。如今，有一位公众知名度甚高的刘大钧教授是易学权威，其著作《周易概论》被译成多种语言。

　　这位刘大钧教授早年三次投考山大未果，后来自学成才。1978年，他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读史释易》，被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中，写信建议山大将其调入。2010年，刘大钧受聘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同时被聘请的还有文学院的周来祥和袁世硕，他俩是同龄人，同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分别专攻美学和古代文学，也都曾受业于冯沅君。据说两位是如今山大文学院唯一可称先生的人选，可惜其中一位已去见冯师了。

　　十二、维纳

　　他的演说之蹩脚是出了名的，他是会说多种语言，但没有一种容易听懂，他的文体也很混乱。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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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山大读本科时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后来因为兴趣转移，考研时改为数论方向。这一改变虽然是在数学系内部，但还是挺大的，相当于从应用数学转到纯粹数学，与某些同学的选择刚好相反。没想到还挺顺利，以高代满分、数分和总分全系第一、英语全校第一考取了本校研究生。在此我想介绍一下这门学科及其代表人物，借机重温一下当年，也算不枉此生就读过的唯一一个本科专业。

　　自动控制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起源于工程学和数学，后逐渐应用于各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及金融系统。山大的自动控制因为偏重理论，也叫控制理论。用方框表示的控制系统主要由测量、比较、计算和修正组成，这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颇为相似。

　　控制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反馈。反馈最初是生物学概念，是指一个系统（分子、细胞或种群）中能影响该系统的连续活动的反应，后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而控制理论中的反馈，是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输出的过程。

　　完成反馈功能的装置叫控制器，它可以是电路、机器，也可以是人脑，后者接受来自眼睛的暗示，比如关于伸出的手和要抓获的对象之间距离的信号。以斯诺克为例，当一方做成后，对手无法用白球直接击打目标球，需要实现一库或多库的反弹，再击中目标球，这也叫解球。如果斯诺克做得高明，往往不是一两次能够解开，而击中其他球是要罚分的。为此，就需要依据上一杆的经验加以调整。

　　这个例子可谓最简单的控制了，在日常生活方面，常见的例子有冰箱、空调和飞机的自动驾驶仪，等等。在我看来，即便纯粹数学尤其是求解方程，也有许多反馈例子。比如，古代巴比伦人是这样求一个数x的平方根的。他们先取a接近x的平方根，求得 b = x/a，令c = (a+b)/2；再求d = x/c， 令e = (c+d)/2；如此反复，将会越来越接近于x的平方根，并在其精确值附近来回振荡。

　　控制理论最基本的特点和要求是稳定性。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锅炉的压力问题和水温调节器应运而生，瓦特在蒸汽机上使用了离心调速器，解决了蒸汽机的速度控制。另一方面，为了改善调速器的准确率所作的努力，常常会导致系统瘫痪，这就产生了稳定性问题。记得大学时学过几个判别准则，而对于无显性解的微分方程，则需用到李雅普诺夫判据。

　　经典控制理论适用于单输入、单输出的线性系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飞机上自动驾驶仪的性能得到提高，并为研制前两代导弹提供了基础，不过命中率并不高。因而非线性理论受到重视，这一理论帮助改进了50年代的战术导弹系统。可是，随着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对飞行器控制的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加上飞行器的飞行环境和任务更趋复杂，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控制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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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同时出版了《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讯的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把原先单一的对机器的控制全面拓广，论述了控制理论的一般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反馈的概念和控制器的数学定义，赋予控制理论这门学科新的涵义。同时指出了四条基本原则，即普遍性、智能性、非决定性和黑箱方法。

　　维纳给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论起了全新的名字cybernetics，这是因为，“所有现有的术语不是过分偏重于这一方面就是过分偏重于另一方面，不能适应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意为“操舵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常用它来表示管理的艺术。如此说来，中译名“控制论”并非维纳的本意。

　　1894年11月26日，维纳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县城哥伦比亚。他的双亲均为犹太人，父亲列奥出生在俄国，十八岁独自漂洋过海来到美国，通过自学，成为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教授。维纳认为父亲是天生的学者，集德国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精神于一身。

　　至于维纳本人，他是个神童，四五岁便开始阅读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和天文学的科普读物，七八岁已无所不读了。在其他男孩想当警察的时候，维纳就立志献身科学了。无论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还是英语，都存在他的记忆库里，随时随地可以用。有一天，小维纳被A乘B等于B乘A是否成立的问题给迷住了，以至于怀疑它的真实性，而这一乘法的交换律问题正是现代数学的起点之一。

　　父母试着送维纳去上学，但他在学校里找不到乐趣，直到九岁才进入一所中学，结果不到十二岁就毕业了。明智的列奥送儿子进了一所小学院，而没让他报考哈佛大学，以免媒体过分关注神童。入学时维纳的数学已超出大学一年级水平，他直接攻读伽罗华理论，同时对物理学和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维纳又被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所吸引。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是维纳最欣赏的哲学家，前者崇高的伦理道德和后者的多才多艺都让他倾倒。他还喜欢阅读威廉·詹姆斯的巨著，并通过父亲认识了这位在哈佛任教的实用主义大师。与此同时，饲养室的管理员也成了维纳的亲密朋友，他热衷于采集生物标本。

　　维纳用三年时间念完了大学课程，开始攻读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他从童年开始便渴望成为生物学家。可是，维纳的实验工作却接连失败了。他动手能力差，缺乏从事细致工作所必需的技巧和耐心，深度近视更增添了麻烦。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转到康奈尔学哲学，一年后又回到哈佛攻读数理逻辑，十八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维纳自小到大接受的是通才教育，这促使他的才能横向发展，为以后在众多领域之间自由驰骋奠定了基础。从数学到生物学再到哲学，实际上就是维纳整个科学生涯所经历的道路。在哈佛的最后一年，维纳申请到了学校的旅行奖学金，先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罗素、哈代、希尔伯特和兰道，从大师身上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和知识的深度。

　　毕业后维纳的兴趣仍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直到1918年，通过研读早逝的妹夫遗留下来的著作，他对现代数学有了进一步理解，作为数学家的生涯才姗姗来迟。翌年维纳受聘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助教，慢慢开始发力，在顶尖数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篇百余页的大论文，开创了多个领域。1933年，维纳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八年以后，他却因为对官僚体制不满而辞去院士头衔。那时他的兴趣已转向控制论和计算机，并曾在1935年来清华访问一年，其间与李郁荣合作研制出电子滤波器并获得专利。

　　在维纳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巨人。他共发表两百多篇论文，出版十四本著作，包括自传《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作为分析学家，他建立了诸如维纳测度、巴拿赫-维纳空间、维纳-霍普夫方程。作为系统科学家，他提出了维纳滤波理论，发明了维纳信息论。

　　当然，维纳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控制论”这一包罗万象的新学科，这使他迅速成为知名人士，甚至获赞“信息时代之父”。与此同时，“他的演说之蹩脚是出了名的，他是会说多种语言，但没有一种容易听懂，他的文体也很混乱”。1963年，维纳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数学家，翌年初春，他在斯德哥尔摩访学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3

　　就像其他科学分支一样，控制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经典到现代两个阶段。现代控制理论是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来分析复杂控制系统的新理论，适用于多输入、多输出的非线性系统。飞行器控制正是这样的系统，从60年代“阿波罗”登月，70年代“阿波罗”与“联盟”太空对接，到80年代航天飞机成功飞行，都离不了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精度方面，应用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和新型元部件，洲际导弹的命中精度可由几十公里减小到一百米。

　　现代控制理论的核心是最优控制理论，它改变了经典控制理论以稳定性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而以系统在工作期间的性能作为整体来考虑，为此庞特里亚金建立了极大值原理(1958)。这一原理以及卡尔曼滤波(1960)和贝尔曼的动态规划(1953)被称为最优控制理论的三大里程碑。

　　有趣的是，贝尔曼和卡尔曼均是东欧裔而庞特里亚金来自前苏联，那两个地方曾一度对控制论予以批判和抵制。虽然我早已把学过的东西还给了老师，但在我的山大同学和老师中间，却有两位在现代控制理论领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荒凉的1961年，我的同班同学郭雷出生在淄博农村，祖辈务农，父亲只读过小学，初师肄业的母亲是全家学历最高的。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从他四岁开始，小学老师的母亲上课时总要把他带上，让他坐最后一排。等到郭雷上学了，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初中时他做过文学梦，作文常被老师在课上朗读。数学作业他也第一个完成，然后在同学们之间传抄。

　　郭雷高中毕业时，和我一样遇到高考恢复。不同的是，填报志愿时他想着坐在家里一按电钮，农田里的水泵就能自动浇水，在家里也能自动监视农田灌溉状况。因为郭雷太优秀，毕业时同专业的几位教授都不好意思挽留他，而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建议他报考中科院。

　　有人说，中关村是个跳板，从各地来的大学生考入某某研究所，不久便漂洋过海留学去了。像郭雷那样扎根不动，直到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的属于少数。他首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与导师合作）时，年仅二十五岁。郭雷在澳大利亚做博士后期间，同样硕果累累，回国后住招待所的那段日子里，他趴在床头柜上解决了有关稳定性的一个国际控制界悬而未决的难题。

　　荣誉接踵而至，不到四十岁郭雷便当选中科院院士，随后就任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该院源自华老先生首任所长的数学研究所。瑞典皇家工程院推选他为外籍院士，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授予他荣誉会士称号，他还曾应邀两次在三年一度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

　　最后，我想说说我和郭雷共同的老师彭实戈，当年他还是个助教，在小教室里教我们线性系统理论。彭老师出生于红色家庭，祖籍广东海丰，母亲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侄女。1947年，身怀六甲的彭妈妈搭乘一艘军舰从广东来到山东，不久儿子在滨州呱呱坠地。参加过济南战役的父亲为他取名“实戈”，希望长大后做一名合格的战士。

　　然而，还没来得及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阵亡了。因为父亲的鲜血洒在济南，母亲也就永远留在泉城相伴了。可能因为出身比较好，彭老师后来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其间他在图书馆看了许多物理学和数学的经典著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写出后来把他从无线电厂调入山大的那篇数学论文。

　　1983年冬天，三十六岁的彭实戈留学巴黎第九大学。三年后，他获得九大的数学与自动控制和普鲁旺斯大学的应用数学双博士学位。彭老师悄悄地走、悄悄地回，我一点都不知情。直到199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才了解到他的“蜕变”和大器晚成，随后他获得许多荣誉，包括华罗庚奖和陈嘉庚奖，并当选中科院院士。

　　彭老师在随机最优控制系统的最大值原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和非线性数学期望这三个分属控制理论、金融数学和概率论领域的研究均取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应用，并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其中倒向随机方程被誉为巴赫杜-彭方程，他也因此受邀2010年印度国际数学家大会做一小时报告，成为第一个享此荣誉的中国大陆数学家。

　　多年以后，彭老师和郭雷先后接受我的邀请做客浙大理学大讲堂，为本科生各做了一场通俗报告。我们趁机重叙了早年的师生和同学友情，对数学的热爱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郭雷便是那位几年前悄然出席地质大学闫同学追悼会的同班同学，原先只有系里同事和亲属参加，闻讯后校长和书记迅即赶到。

　　1982年7月25日，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暂别山大返乡。其时，一部分同学尚在学校等候分配。那次我路过绍兴，在表姐家小住两天。回程探访了宁波的另一位表姐，不料告别时误了火车。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误点，到杭州时错过了回济南的120次列车，这才在西子湖畔遇见初恋女友。那年我十九岁，一段全新的研究生生活正等着我。我将师从潘师，研修无与伦比的数论，却不经意写出第一首诗，从此开始学理从文或文理兼修。

　　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