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大数据和神经元

　　人类与技术到底是何种关系？

　　诺兰的“后门”

　　技术是中立的吗？

　　显然不是。

　　每一个技术都有自己的意向结构，这个结构由它的材质、造型、使用目的等要素决定。在存在主义眼里，意向结构就是其“存在”。存在先于本质，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刀子可以切肉，也可以杀人，在杀人犯的手里，其本质就是凶器，在厨师手里，其本质就是切肉的家伙。可无论怎样，它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就是“切割”。我们说奥本海默的忏悔是虚伪的，就是因为原子弹无论是不是用于终止战争，它的存在方式都是通过爆炸寻求毁灭。

　　所以，技术根本就没有中立可言，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

　　不过，这种目的论式的思维方式似乎正在被终结。以时下最流行的大数据为例，大数据是经典的行为主义导向。我不需要知道你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运行机制是什么，我只要通过对你的行为做出数据化监测，就能知道你要干什么。即通过行为反推思维。

　　在思想界，行为主义几乎过时，但在科技领域，它还在大行其道。而行为主义之下的大数据真的如此神奇吗？

　　人类是极其聪明的动物，他们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我一年往返两座城市数十次，订票系统就会自动记忆。但这并非我需要的结果，因为我的往返是出于工作，而不是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不会对这样的订票系统情有独钟。一旦我的工作结束，我会立刻抛弃这个工具。一款无法深入用户心灵的产品，虽然不能说是失败，起码不是成功。

　　天才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有一个更加天才的弟弟，乔纳森·诺兰，他打造了一部极为精彩的美剧《疑犯追踪》。这部讲述两台超级机器之间竞争关系的片子本质是在展示大数据的魅力。简单来说，好人掌握的超级机器是用来救人的，坏人掌握的超级机器是用来破坏的。诺兰的立论看似很清晰，同样的技术要看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噩耗。

　　看似是技术中立论。实则不然。

　　大数据的本质是监测、预测，这就决定了无论你怎样使用它，都是在侵犯隐私。聪明的诺兰在本片已开始就作出了调和的态度，给这台超级机器留了一个“后门”，——既然是侵犯隐私了，那就让好人用它做些好事吧。于是，在政府看不见的地方，搭起了一条隐蔽战线。

　　从我们开始热衷于大数据伊始，我们的存在方式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将自己暴露于不知是善是恶的数据库缔造者面前，而唯一可以唤起是非分辨的不过是诺兰在剧中给我们留下的那道“后门”。

　　没有意义的神经元

　　软件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0和1之间的往复循环就能让机器实现自我复制，这也是人类最愉悦的时刻，我们在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造物主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美国的科学家们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将“工业”去掉，直接说是人类的第四次革命就好了，这场革命必然会发生在神经网络领域。因为脑科学的进步表明，人类的行为意识来自于无数神经元之间的相互反应。在谷歌的带领下，搭建神经元的浩大工程启动，中国的百度也加入到了这个阵营里。问题是，神经元能解决人工智能的终极问题吗？

　　这依然是一个只要How，不要Why的实践，即如何让机器像人。这个像不但是外表和行为，而更是思维，因为人工智能是要为人类服务的。当你具有让它为你服务的前在目的时，机器便被赋予了本质。此时，它就像是被爱比米修斯赋予本领的动物一样，说得更具体一些，它们就像人类的仆人、宠物。

　　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依靠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思考意识而完成的。人为什么要有技术和思考，是因为人具有先天的缺陷，迫使他们不得不在面对自然时扪心自问。机器需要这些吗？

　　人类面对精致的机器会感到羞愧，是因为他们没有机器的天生完美，更没有永生的能力。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服务，更深一层就是要寻求“可替代性”，就像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所说的那样，制造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机器的世界里没有康德和尼采，机器的世界里没有人，那么机器的世界又如何可以逼真到拟似人类的社会呢？

　　不是反对神经元技术，更不是唱衰它，而是我们并没有做好解决伦理问题的充分准备。如果神经元技术仅仅是停留在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杂交的境界上，未来的世界依然会充满“无意义”。

　　文/胡泳 郝亚洲